阎锡山日记读后感10篇

阎锡山日记读后感10篇

  《阎锡山日记》是一本由阎锡山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90元,页数:2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阎锡山日记》读后感(一):微博控阎锡山

  在书店略翻了一会儿阎老西的日记,惊叹怹老人家是个微博控啊!而且绝对的每日原创,持续到了去台湾也未间断,天下无双勋章轻松到手啊。以他在山西的威势,肯定是认证+V,当然,是禁止评论回复的。有的篇章甚至不属于微博,仅仅四个字,类似于QQ签名档,记录小心情。

  《阎锡山日记》读后感(二):标题

  开篇应是从1911年,辛亥就已经开始记载,还有阎锡山被曹锟完爆的记载,凭本人经验,应是与袁世凯木有保持良好关系,所以转接势力,不过话说话来,能够那么早起事还是很有胆魄的,包括后来与冯玉祥的联手。不过本书所谓的日记体,啰啰嗦嗦堆,如果不对照完整北洋军阀-国民执政历史,就没什么花头可看了。

  《阎锡山日记》读后感(三):日记里的阎锡山

  对于民国的历史,我们自以为了解了很多,其实,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看法而已,到底民国对当今社会产生的影响何在?在历史研究中,有很多内容是缺失的,但那不是误读的问题。我想,这归根结底在于我们阅读的历史,有很多是缺失的,而那些动人的细节掩藏了起来,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就是数目字,是关键词,却与那段历史是无关的。

  这样说,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但在不同的历史观中,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镜象不同,加之选择性的遗忘,以至于在历史中我们所接触到的,所认识的历史就变得模糊,那些推动历史的人,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贴上不同的标签(从当时的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比如对国民的要人,比如对抗日战争中、国共的军队投入,凡此等等,在以往的历史评论中,基本上被冠以军阀、反动派的头衔,至于抗战中的种种,随着大量的史料挖掘,得以还原历史的真面目。

  这其中,就有关于山西王阎锡山,在以往的历史中,他是军阀,对多方打压,在山西执掌政权多达38年,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今天该如何评价?在我接触的山西学人的眼里,阎锡山固然形象不佳,但还没坏到让山西人赶下台的地步,否则,凭着民国人的品性,一个贪污腐败、恶名累累的官员,是最为学者所不齿的,会通过各种行动逼迫其下台而后快,但阎锡山并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原因何在?这至少说明,他在执掌山西的这些年,多少还是为山西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的。或许知名学者谢泳的话更具有代表性:关于阎锡山这个人,因为过去的宣传,人们有两个较深的印象,一是“土皇帝”,一是“窄铁轨”,其实这都是不对的,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都不符合事实。一个地方的政治,统治山西那么长时间,如果他是一个“土皇帝”,这也不符合常识,如果一个统治者主要是做坏事,山西早就不干了。连蒋介石都有评语: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

  最近,九州出版社推出的《阎锡山日记》,是从1931年到1950年,基本上涵盖了他执政山西及国民迁台前后任行政院长的思想言行,而非个人记事。他说,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对人类作贡献,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原对人类有所贡献。固然这话也可能被人认为他是自我标榜,一个军阀有这样的思想,大家都会成圣人的吧。不过,这话说的真假不妨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去对照他的言行,去观察,比较,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在山西执政期间,阎锡山亦多方设法富民强,“他遇事肯动脑筋,好出电子,而且事,务求实效,较少官僚主义。”1917年,在山西推行“用民政治”,其主要内容是“民德”、“民智”、“民财”。第二年,他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1932年,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经济,制订山西政十年计划。1944年,研究在晋西各县普遍推行“兵农合一”的问题,第二年大理推行,并提出“平民经济”的观点。由此可见,阎锡山在山西所作所为,至少是跟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所认识的那个“阎锡山”有很大的差异。

  读《阎锡山日记》,固然是做人、处事、为学、为教、为政的心得感想。给人的印象是,他是靠杆子起家的,但他既非是只知炫耀兵力的赳赳武夫,也不是尸位素餐的官老爷。更多的时候,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性情中人,亦多方为地方谋划的官员。这样的一个人,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瑕疵,但他一生服膺儒学,留给我们的是思考,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是将他还原到当时的现场,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客观的认知呢。这显然是有必要的,毕竟历史是延续的,是需要认知并传承下来的,无疑,断裂的历史,对历史本身就是一种伤害的。

  《阎锡山日记》读后感(四):不为人知的阎锡山——《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6月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的、长满胸毛、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一向以苛刻著称的美国《时代》周刊,在 1930年曾这样毫无保留地颂扬一位内陆份的督军,实在使人惊奇。而整个民国时代的山西,在阎锡山的全盘掌控下,于疮痍满目的神州大地上保持相对富庶、平静,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囿于单向度的历史叙述,阎锡山已固化为修窄轨铁路、肥水怕流外人田的守财奴吝啬鬼形象。时至今日,当许多远逊色于阎的民国人物被大众舆论与媒体合谋重塑成“类英雄”的高大形象,有所作为如阎者,却仍在时间的烟尘里寂寞向隅,这也算历史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吧。

  好在以长期的眼光看,任何人物的评价总要趋于公平。而最新面世的《阎锡山日记》就给大众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你能够接近 1931~1950年间阎锡山的内心世界,并重新认识他。在这本日记中,阎锡山也确乎展现出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的三副面相。

  自持自律,真雅士

  或是曾国藩的流风所及,晚清以来杰出人物多有“立言”的传统,阎锡山自记自的言语也多有令人深思回味之处。“处世非浑厚不可,精明亦是要浑厚的精明,不可成刻薄的精明”“家产不清,每至妯娌成仇,弟兄争讼,为父母者当预为之计”都足以让人思虑良久。

  而与言行不一的名人不同,阎是信奉力行陈寅恪所言的“吾国文化所寄托”的纲常礼教。对于父母,他极尽人子的孝道,阎父逝世当日,阎锡山痛感为平生“心晦莫如今”可见其哀毁之深切。对于子女的教育,阎也算极为成功,后代皆能学有所成且能自立。阎对于两性婚姻,尤有自己独到平实的看法,曾云“结婚以选与自己志向相同,以互相成就其志者为第一义。敦厚醇朴以得善嗣者为第二义。温和巧能以整理家务者为第三义。徒尚美貌者则无意义之可百矣。”民国时期,上层人士多身陷征歌逐色、广蓄姬妾的风潮,以阎锡山这样的地位,抱持这样严肃的私生活道德标准,真算稀有。

  一手秤杆,一手算盘

  《阎锡山日记》揭示的更为让人惊讶的事实,乃是阎锡山居然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对于就业与货币都有自己独特而切实的理念。稍微夸张点儿讲,这位一向被认为是土老冒的阎老西儿,俨然成了凯恩斯学派和货币供应学派两大经济学名门在的最早代言人。纵观阎三十年治晋,其对于经济的重视与市场调节的拿捏在其时代无人能比,诸如以下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金句:“支出每易超过预算,收入每易少于预算时,当注意及之”; “钱欲愈花愈多,须办实业。”从中不难想像阎锡山“一手提秤杆,一手拿算盘”的顾盼雄姿。

  同样,阎锡山对于日本军事入侵给经济的毁灭性打击也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如抗战爆发前一年一则日记所言,“东四日本夺去四年,在上说增加五倍负担,在其财政上说增加五倍收入,也就是增加五倍力量。即此一端说,将来亡者不需日本,满洲亦足矣”。可谓字字泣血,将日本对东北残酷剥削的实质揭露得淋漓尽致,而当今治理经济史者为一叶障目侈言日本如何全力经营东北,反显得不值一驳。

  夫子不言,言必中

  阎锡山活跃民国政坛近四十年,对于政治的策划运作几近炉火纯青。比如对于行政机构划分,阎的意见是:“的行政统系,应分三:一、管情之,人伦是也。二、管物之,生活是也。三、管力之,是也。”此理念与近几十年来行政机构的大制目标极为类似。同代中人,阎锡山的敏锐可谓独步民国政坛,他平素话不多,予外界的印象不外乎城府很深,但日记中的政治言论,足以证明他是位“夫子不言,言必中”的大政治家。

  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所完整呈现的阎任国民末代阁揆的前后情状,其在风雨飘摇之时独木难支的窘态跃然于纸上,也为民国最后身影留下写实的一笔。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相互缠斗曾伴随民国始终,直到最后时刻才给阎一试身手的机会,而彼时国事已不可为,阎锡山无力回天,只能与他的民国一起黯然萧瑟地退出历史舞台。

  《阎锡山日记》读后感(五):雪堂:“山西王”阎锡山如何屹立38年不倒?

  “山西王”阎锡山如何屹立38年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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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新闻 时间: 2011-07-16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雪堂

  阎锡山日记  阎锡山 著  九州出版社  2011年7月

  人物

  在那样一个社会,当时的山西处置迅速,调动军队、地方警力和医疗系统,在很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 雪堂

  《阎锡山日记(1931~1950)》整理自《阎伯川先生感想录》,原稿由后人整理于台湾刊行,现在经过去粗取精,在出版。就其言其行,特别是以现下这《日记》中的阎锡山,更像一位旧时文官,随时记录自己处世行政的得失,或以自警,或以为家训留传而准备。日记早期多为箴言式的片段,从风格上来说,日记在跨越19年的岁月当中,有过两次大的变化:早期平和冲淡,使人有壮年老成之感;篇幅小而语言精练,重在整理思想、“记事之理”;日军侵华前后,日记突然变成了五言、七言叙事诗。抗战开始后,关于行政的内容越来越多,反映出其在军事不利后,戮力治以图存的心理,表现在朝会训话的增多;1948年底到1949年蒋政权全面崩溃前后,日记风格又是一变:通篇叙事,此时日记的形制已和同时代历史人物的日记相近,且由于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写作,故价值极大。

  1949年4月中,阎锡山飞赴南京参会,预订五日返回太原。其间蒋介石和李宗仁皆和他说,太原是一隅,若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劝他多留南京,作团结工作。不要再抱晋自守的念头。阎回答说,对太生疏。蒋说:你生疏,才无成见,你的话大家容易接受。阎当时虽有所感,但仍计划返晋。然而至4月19日太原飞机场即不能降落,当时太原代梁化之电称:请勿再图返……4月21日,太原攻城战役打响,晋府代职留守人员及家属阎慧卿等均电称,将与城共成仁云云。23日10时后,与太原联络中断,24日,太原解放。经常说要“未雨绸缪”的“山西王”从此离开治理三十八载之故乡,再没有回来。

  1949年6月13日,蒋政权发表阎锡山于广州就任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长”。这实在是蒋与桂系李宗仁等冲突激化到了极点;在早年国民旗帜下的各大军阀逐一离开历史舞台,民主派皆参加新政协的前提下,国民内有资历且态度持中的“外人”中,阎锡山自是不二人选,故成为过渡时期的“政权”主持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阎锡山在形式上的政治舞台的九个月中,陷入了蒋、李无休止的纷争,“在两大夹缝中处事”而望持中,接手的又是一副全面瘫痪、人心惶惶的行政班底,新来台岛民情风土之不适应,其实苦不堪言。

  过渡时期很快结束:李宗仁最终出走美国。1950年3月15日:阎交卸“行政院”。3月16日即开始撰写《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可见心中早有定见。1950年8月:阎移居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四弄二七三号,其地初时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引用山泉,建石屋数间。从此告别政界,开始了人生最后十年“菁山草庐”的著述生涯。《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

  阎锡山从山西武备学堂学军,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后被推为山西军都督;一度成为袁世凯同,袁死后又依附于段祺瑞,国民后改悬青天白日旗。1929年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藩,开空头支票,遂与蒋关系恶化。张学良倒戈后,阎在中原大战中大败;坚决抗战也积极内战,终成“战犯”;1949年在“行政院院长”任实现形式上的“”,最后飘零海岛,客死异乡。阎锡山的一生和结,可观也可叹,但追究起人生的意义这或许并不重要:1918年山西晋北非常严重的肺疫。在那样一个基本没有现代通讯手段的社会,当时的山西处置迅速,调动军队、地方警力和医疗系统,在很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谢泳先生曾对此感叹:“一个传统社会在灾难面前,为什么会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山西一度成为全国的模范和政令试点成功的典范,1930年的《时代》周刊说,在各军阀的包围之中,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或许谈论这些时,人们会想起阎锡山?

  《阎锡山日记》读后感(六):阎锡山终生难忘的经历

  1924年4月,由诗人徐志摩推动,北京文化界邀泰戈尔访华,年逾花甲的泰戈尔把此行定义为“向古老文化敬礼和修补印中两大古文明的交流”,抵达上海,随后访问了北京、济南、南京、杭州等地,作为当时乡村相当有声有色的山西自然也不容错过,而主政山西自有一套哲学体系的阎锡山一样对与这位东方哲人的交流颇有兴趣,便安排人手精心组织了对泰戈尔的欢迎接待。

  阎锡山先开了腔:“今天早上喜鹊呱呱叫,我想甚就来甚,就把你泰戈尔先生迎来了。”阎虽是军人,却常常以儒将自诩,双方落座互致寒暄后,话题自然转到了哲学方面。阎锡山首先向泰氏介绍说:“鄙人留学日本打开了眼界,但仍笃信儒学:‘唯物哲学认统一为过程,矛盾为经常,故以治为变乱为常;儒家心物一体哲学认为矛盾为错误,统一为正常,故以乱为变,治为常。欲拨乱反治,须发扬心物一体的哲学,为政应站在全民的利害上’,这便是鄙人为全山西服务的出发点。”

  泰戈尔问阎锡山:“您说是‘中道文化’,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呢?”

  阎锡山回答说:“不只上海、天津、北京找不到,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们想要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泰戈尔于是指定一位英国学者留在太原研究这个问题。多年后阎锡山在台湾回忆,这个英国人在晋祠住了半年,“临行时,那个英国人说,的文化确在乡下,由生活的常态中略得端倪。”

  会谈后,阎锡山盛情邀请泰戈尔共进晚餐。为了表示自己的简朴家风,阎锡山请人吃饭从来不上大鱼大肉,就是“五盔四盘”招待。“五盔四盘”即五个热碗四个冷盘,五热为丸子、豆腐、猪肉烧粉条、豆芽、烧山药;四冷为熟牛肉、蒸藕根、芥根丝、腐干。这次泰戈尔吃的也是“五盔四盘”,外加一个玉米汤。主食有馍、糕和晋北的大米饭。泰戈尔非常新奇,吃得津津有味。

  出于对客人的尊重,平时滴酒不沾的阎锡山破例陪泰戈尔喝了点杏花村,并介绍了他正在山西推行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作为施政重点。”

  这时泰戈尔插话说,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的乡村实验。阎锡山当场答应下来,同意把晋祠地方划给泰戈尔做实验基地。泰戈尔很高兴,立刻就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并以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对阎锡山说:“凡是被征服的、被压迫的、被失去活命的,都应该联合起来,把本来美丽的世界,还他一个和谐,本来充满了生命的世界,拿回我们的生命。相信以我们大家的努力和经验,在晋祠的这项乡村实验一定会成功的。先在太原一地开头,然后逐渐向推广,让它全面开花结果。”

  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五年时间(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徐志摩在写给泰戈尔私人秘书、农业专家恩厚之的信中说:当时政动荡,政策多变,腐败、社会治安问题严峻,计划难以进行。泰戈尔到达太原之后,受到教育文化团体的普遍重视,阎锡山也做了安排。5月23日下午3时,泰戈尔应教育会等团体的邀请,在文瀛湖公园大自堂(现山西饭店花亭、水池,即原自堂旧址)欢迎,参加会议的有各界人士和大、中学生数千人,以至于自堂门被挤坏、窗户玻璃被挤碎。

  泰戈尔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山西的好客之情,表示非常感动和感谢。他怀着诚挚的心情中肯地说:“这次我由印度来到,又绕道前来山西,得与诸位在此谈话,我的心中实在欢喜。与印度,在世界上都是东方的古国,而中印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来,好像是到了第二故乡。”泰戈尔的讲话,不断被欢呼的群众所打断,受到听众的热烈鼓掌和欢迎。

  回到印度,泰戈尔对阎锡山的接物待人印象至深。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对阎锡山的描述说:“他更像是个文人,举止文雅,谈吐具有哲学家的风格。”

  而这次与泰戈尔谈论哲学,也成为阎锡山终生难忘的经历。1949年8月27日阎锡山在台湾主持孔子2500年诞辰典礼的讲话中,又提到他和泰戈尔面谈一事。原话是:“二十余年前印度诗人泰戈尔到太原,他问我:东方文化是什么?我说是‘中’。他问我什么是‘中’?我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与大诗人泰戈尔谈论哲学,成为了阎锡山终生难忘的经历。阎锡山在后来的很多时候谈起那次会见泰戈尔就会感慨万千,泰戈尔这样的诗人的理念也影响着他的后半生。

  《阎锡山日记》读后感(七):唐小兵:军阀阎锡山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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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阀阎锡山的精神世界

  作者 唐小兵 发表于2011-08-09 01:47阎锡山在这册日记中极少记载个人私事与公务,而是记录了大量的做人、做事的感悟与心得。   唐小兵

  研究近代军阀史的权威陈志让曾在《军绅政权——近代的军阀时期》一书中郑重指出:“分析军阀史的人常常忽略军阀所代表的文化,认为军阀是不学无术的人,根本没有值得一谈的文化。诚然,军阀之中有好些连字也不认得几个的人,可是外号‘狗肉将军’的山东督军张宗昌还印行了一版《十三经》,粗知文墨的江苏督军孙传芳也提倡投壶古礼。忽略军阀文化等于否认军阀有判断能力和判断标准,等于忽略他们之中也有些受过相当教育的人,等于忽视他们的幕府内有教育程度很高的幕僚。”揆诸近代史,陈志让此言不虚。近日在首次出版的《阎锡山日记(1931-1950)》就是陈志让关于军阀文化之分析的一个绝佳注脚。阎锡山,人称“山西王”,盘踞经营山西数十年,连蒋介石都说过:“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以蒋介石责人责己之苛严,这段话透露了阎锡山在民国时期的政治精英中的形象与地位,这种地位绝非仅仅是阎锡山的事功之反映,同时也是阎锡山的精神世界的广度与厚度之折射。

  阎锡山在这册日记中极少记载个人私事与公务,而是记录了大量的做人、做事的感悟与心得。晚年阎锡山曾这样解释为何日记变成了不重在记事而在记事之理的感想录,他说:“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对人类作贡献,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所贡献。”这确实是一册弥漫着阎锡山的智慧与经验的语录体。从日记来看,阎锡山对近代的历史与人物有着强烈的批判态度,如1933年1月4日的日记条:“谋国者,事前不可不未雨绸缪,临时不敢与敌以隙,二者有一足以致亡。今日欲御外侮,非有三十年之准备不可,自前清以至于民国当皆醉生梦死,非特无未雨之绸缪,反江河之日下,而当者又排除异己,内分裂,与敌人以莫大之隙,前者既无,而后者又犯,危矣。”在阎锡山看来,民国就是一个“文官以政权害国,法官以法权害国,武官以杆害国,学者以笔杆害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世界,阎锡山认为政治人物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他在日记里讨论最多的是政治人的责任与使命,这些言论都是他在治理山西的长期过程里悟出来的,不是教条主义的理论术语,而是经验的抽象。

  正是因为对当时世道与人心的忧心忡忡,阎锡山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促生进取精神和谦卑情怀,它来源于儒家文化的忧患感。比如他在1932年2月23日的日记写道:“做事当天天预备坏,做官当天天预备去,做人当天天预备死。”1934年6月5日的日记写道:“学问与事功,家道与世道,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故人生不可一时不努力。”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人生态度,并未将阎锡山导向一种瞻前顾后畏葸不前的低迷与徊徨,反而通过一种对人性与世运的幽暗面相的体察,开拓出一种光明磊落直面人生的大格。当然,从阎锡山的日记的字里行间亦可见,他这种对人生的坦然与悚然相纠结而不冲突的态度,有着更深刻的义理基础。他说:“陷在烂泥滩中,拔不出,不算健者。陷在贪嗔痴中,突不出,不算豪杰。”这种道中庸而极高明的中道原则,在阎锡山的这册日记中随处可见。比如1937年5月21日的日记:“读书防迷,做事防浮,前进防颠,后退防馁。”佛祖慧能曾言所谓“禅定”即: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这些都是“修身养性、明心见道”的日常功夫,对阎锡山而言,在一个乱世想有一番作为,就必须“拿上等于死了的心,做活人的事,能减少许多的痴粘”。

  人世间建功立业的人不少,而建功立业之际却仍旧对德性有着一份深刻的思虑的人就相对较少了。阎锡山的人生,从世俗标准来看不可谓不成功,但他却并未据此自雄,沾沾自喜于个人之政治经验,反而对于人性、人际、文化等议题有着长久而深入的思考。他说:“能见人眉之尘,不见己面之垢,讥笑人时,当回思自身有无。”在隔日的日记中,他从人我关系之思考拓展到对政治之思考:“只知人错,不知己错,不可以处人。能自不错,不能使人不错,不足以为政。”这种反求诸己、检自我的态度,才能造就一个有德性的人,道德的提升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必须在日常的衣食住行、言行起居中随时体认,要有戒慎恐惧如履深渊的敬畏心。阎锡山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的负累,反而觉得是一种德性的磨砺与人格的淬炼。无论是传统儒家文化,还是现代大学教育,容易造成夸夸其谈而疏阔于事的读书人,这种人往往有理论而乏经验,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作为督治山西的地方大员,阎锡别强调做事的重要性。他在1932年7月29日的日记中指出:“学问偏于做人,欧美学问偏于做事。做人做事均为人生两要,惟应于做事中求做人,不可撂了做事求做人,因富强文明皆由做事中求得也。”正是据于这种个人之经验与观感,阎锡山认为儒道之衰的根由就在于“轻事功,重语录”,政治是众人之事,没有对人性、人心、人际的深度理解,没有对社会各种机制的深刻把握,就不太可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作出切实的选择。仅以笔者随手掇录的这些日记片段,就可见阎锡山是一个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军阀”,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调整对民国军阀的刻板印象。

  《阎锡山日记》读后感(八):从私人日记看阎百川的一生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他们留下的言行和固化在旧物上的思想遗迹,不但应验了他们的真实存在性,也应验了这些人物当年对未来的判断。历史人物也正因为其复杂性而注定了后世对其重新审视的必然发生。阎百川就是这样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作为一个晋人,赶上了阎先生及其时代留下的旧风物尚未殆尽、其人其行包括各种留传还在民间时常被提及的年月,对于百川先生,对于他的日记,笔者未免心情复杂如斯,——幸好还是复杂,而不是茫然和陌生。

  《阎锡山日记(1931-1950)》整理自《阎伯川先生感想录》,原稿由后人整理于台湾刊行,现在经过去粗取精,在出版。2010年《南方人物周刊》编辑“军阀系列”专题,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特殊人群,重新打量现代史,首位便是阎锡山。当时是否唤起阅读界对阎重新审视的热情,现在已无从考察。虽已免去了“战犯”的身份,但“军阀”一说仍带有深重的历史烙印,但就其言其行,特别是以现下这稍有限的《日记》中的阎本人,则更像一位旧时文官,随时记录自己处世行政的得失,或以自警,或以为家训留传而准备。故从内容上来说,日记早期多为箴言式的片段,且具有旧文人同类记录惯有的排比句式。除了箴言,无论是训诫下属、子女、答客问、复函复电于及内同僚,如书前所述均易形成“论语体”,最见其人主要的家教与行政思想。从风格上来说,日记在跨越19年的岁月当中,有过两次大的变化:早期平和冲淡,使人有壮年老成之感;篇幅小而语言精练,偶尔有对早年辛亥光复、中原大战、日俄边界倾轧等故事的简短回忆,重在整理思想、“记事之理”;日军侵华前后,日记突然变成了五言、七言叙事诗。诗歌往往是传统文人表达极端情绪的不二选择,显示了日记主人此时心情之剧烈起伏。抗战开始后,关于行政的内容越来越多,反映出其在军事不利后,戮力治以图存的心理,表现在朝会训话的增多;1948年底到1949年蒋政权全面崩溃前后,日记风格又是一变:通篇叙事,此时日记的形制已和同时代历史人物的日记相近,且由于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写作,故价值极大。

  1949年四月中,阎锡山飞赴南京参会,预订五日返回太原,未作不返的准备。期间蒋介石和李宗仁皆和他说,太原是一隅,若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劝他多留南京,作团结工作。不要再抱晋自守的念头。阎回答说,对太生疏。蒋说:你生疏,才无成见,你的话大家容易接受。(参见本书228页,四月二十日日记)阎当时虽有所感,但仍计划返晋。然而至四月十九日太原飞机场即不能降落,当时太原代梁化之电称:请勿再图返……四月二十一日,太原攻城战役打响,晋府代职留守人员及家属阎慧卿等均电称,将与城共成仁云云。二十三日十点后,与太原联络中断,二十四日,太原解放。经常说要“未雨绸缪”的“山西王”从此离开治理三十八载之故乡,再没有回来。

  1949年六月十三日,蒋政权发表阎百川于广州就任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长”,等于说在国民之下,长行政与军事专权。这一史实之演进,究其内涵,实在是蒋与桂系李宗仁等冲突激化到了极点;在早年国民旗帜下的各大军阀逐一离开历史舞台,民主派皆参加新政协的前提之下,国民内有资历且态度持中的“外人”中,阎百川自是不二人选,故成为过渡时期的“政权”主持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阎百川在形式上的政治舞台的九个月中,陷入了蒋、李无休止的纷争,“在两大夹缝中处事”而望持中,接手的又是一副全面瘫痪、人心惶惶的行政班底,新来台岛民情风土之不适应,其实苦不堪言。

  如六月十八日日记载:“(李)代总统问:这几天处理的国事如何?我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我们今日一切无数字,一切无专责,认识纷歧,主张各异,军事影响了财政,财政累倒了金融,金融减低了收入,财政又影响了军事,及一切庶政,地方一切脱节,指挥不灵,解款扣留,要款无度,军队命令不行,作战无法署,整理无法执行,总裁未来,非常会议政策未定,处事无法贯彻,真感到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六月二十四日记又云:“北伐成功,国民可能有五百年的基业,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有学派争,有留学国派系争。争起来无理由地说人坏,无理由地说己好。不说事怎么做,只说人怎么用。……毫无纲纪,个人毫无忌惮。分高级人员保命护财,早接新朝以冀幸免,成了乐其所以亡的面,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以致造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境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深感痛苦。”(参见本书232页)

  1950年一月十五日有报纸以“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以三期肺病责医不治”的评价安慰阎“内阁”者,阎当时说:此系宽恕之辞,人言之可,自处则不应如此想以逃避责任。(参见本书252页)

  过渡时期很快结束:李宗仁最终出走美国。1950年三月十五日:阎交卸“行政院”。三月十六日即开始撰写《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可见心中早有定见。1950年八月:阎移居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四弄二七三号,其地初时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引用山泉,建石屋数间(即经过改良之窑洞)。从此告别政界,开始了人生最后十年“菁山草庐”的著述生涯。(参见本书270页)《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从山西武备学堂学军,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后被推为山西军都督;一度成为袁世凯同,袁死后又依附于段祺瑞,国民后改悬青天白日旗。1929年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藩,开空头支票,与蒋关系恶化。张学良倒戈,南北夹击之下遂在中原大战中大败;坚决抗战,支持“牺盟会”的工作;积极内战,对蒋越来越倚重,终成“战犯”;1949年在“行政院院长”任实现形式上的“”,达到一生自命的行政事业的顶峰,最后飘零海岛,客死异乡。这是阎百川这个历史人物的一生和结,固然可观也可叹,但追究起人生的意义这或许并不重要:1918年山西晋北非常严重的肺疫。在那样的年代里,遇到这样的无妄之灾是可怕的。就在这样一个基本没有现代通讯手段的社会,当时的山西以处置迅速,调动军队、地方警力和医疗系统,在很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事后,阎百川组织编写了《山西疫事报告书》做总结。此书后来留传下来。谢泳先生曾经对此感叹:“一个传统社会在灾难面前,为什么会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山西一度成为全国的模范和政令试点成功的典范,1930年的《时代》周刊说,在各军阀的包围之中,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当年访晋的国民官员说,三民主义的真精神可以说是在山西,别的地方说的多做的太少,山西知而即行……或许谈论这些的时候,人们会想起阎百川?

  2011-6-16

  《阎锡山日记》读后感(九):国民将帅·同盟会·阎锡山

  阎锡山评传——校本书编写组

  1)青少年成长:留日本军校参加同盟会

  1883年出生于一个地主高利贷家庭。

  少年私塾学儒;

  1898年,参与家里钱铺生意“投机取巧、看风使舵、尔虞我诈、逢场作戏的全套本领和手段”,“事之得失、人之诚伪”

  1900年,阎家投机破产,流浪,当民夫、小贩、流浪到太原,当小伙计。

  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深知这一步对自己前途的意义”,兢兢业业,谦谨恭顺,学业和人际关系都搞得不错。1904年,清选送青年学生留日。

  1904年7月东渡日本,21岁,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1909年3月26岁毕业回国。

  这5年是资产阶级民主进入的时期,留学生荟萃的东京,是民主组织和宣传的中心。1901年清诏令各选派留学生留洋以来,知识界把出洋留学,作为进入仕途的跳板。日本距近,费用少,语言文字和生活惯隔阂小,大量青年去日。

  1905年,孙中山到日本,8月20日,同盟会,10月,阎锡山参加同盟会。山西大地主家庭的谷思慎,是同盟会的山西分会负责人,发展了阎锡山等一批人。

  一定程度认同日本军国主义,比较认同:君主立宪+军国主义+法西斯

  2)学成回,山西新军

  阎锡山回国前的山西社会,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新军、山西武备学堂、同盟会,都是重要参与力量。

  1906-1908年,多次反清起义失败,趋于低潮和分裂。

  回。

  1909年,阎锡山回国。回国后的上司就是山西新军协统姚统发,其父姚锡光,官居清廷陆军侍郎。阎锡山不待引荐,专诚拜访姚锡光,称是留日归国学生代表,得到姚赏识和给姚统发的推荐信。回后得到重用。

  京都会试,名列上等,同时同盟会串联。

  结交山西咨议议长梁善济(与阎父辈有些交往),加意拉拢梁的秘书邢殿元,梁与山西巡抚丁宝铨关系密切。

  发起山西军人俱乐,将人串联。

  1909-1910,新军政斗,86标统夏学津,85标统齐允,人收集其人劣迹(涉及到丁抚),曝光打击,丁抚震怒,下令严厉察拿敢于攻击官长的人,但也不得不撤职夏、齐。教练官黄国梁和阎锡山接任。

  阎锡山借同盟会力量,成为山西军界掌握实力的要人之一,在同盟会山西分会内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

  后,丁因夏调兵镇压种民众事件牵连调离。

  阎锡山是极端重视实力的,甚至权势以实力为基础。注重培养实力。没有争取协统的位子,要抓的是实实在在从属于他,听他意志指挥调动的军队。

  一、逐年征召农村适龄青年入伍,逐步淘汰多年老兵。二、选拔优秀士兵,模范队。三、农庄。旅店、客栈安置退伍老兵(有不少同盟会会员)

  3)辛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事变爆发

  山西内激烈角逐。

  阎锡山:和平方案:不流血的zheng变。官方没有接纳。

  10月29日,太原起义。85标二营兵变,杀死巡抚父子和协统。

  阎锡山两面见光,一边下令保护抚署,一边暗中派人协助攻打抚署。一边派人刺探85标进攻的情况。86标也要出去“”——出去的人可以浑水摸鱼,抢一些银子。

  阎锡山确认抚署和库已经被军攻占,才杀出去, 进入军的队伍。

  85标二营管带姚以价被推为起义军司令:在两标担任管带3年之久,新军六营中,有4个营都受过他的训练。

  (对太原起义,阎锡山有自己一套说辞)

  争都督

  阎锡山主张姚鸿发,按武昌起义的模式,推“最有声望”之人。是阎与黄的上司。姚拒绝。黄不是同盟会员,不是山西人,起义时在外地。

  阎锡山是同盟会核心物,又是晋北人,有咨议方面的支持。

  队调动

  阎锡山派各军网娘子关、雁门关、大同、河东方向防守,86标担任太原城防。

  86标缺乏教育和纪律,组成抢劫队四处劫掠,蕃库、商号、银行、金店、一般居民户,第二天,阎锡山派执法队沿街镇压。

  北洋军进犯:可从娘子关出兵的晋军如鲠在喉。北洋第6镇12协开往石家庄。但12协统治吴禄贞是人,留日第一期士官生。

  与军取得联系,组成燕晋联军,与姚以价联系。建议阎锡山把晋军开到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

  第6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队,袁世凯派人收买吴禄贞的卫士,刺杀吴,燕晋联军失败。

  阎锡山“北伐”包头,后“南北和解”之时,回到太原。发动资源通过孙中山、黎元洪、袁世凯等几条线确认自己的山西都督位置。

  4)“附袁固位”,1912年3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期间的基本策略。

  阎常向周围的人说:生平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袁世凯。

  贿赂袁的亲信,引袁世凯队到河东剿灭军,荐请袁的把兄弟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请任与袁氏家族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任山西民政长。生父和送到北京长住。

  固位方面,都督府和民政机构,广泛安插亲信,搭起山西军政机构的架子。

  孙中山访晋。“吾行南北,见起义将领,无如阎之庸暗鄙塞者,连日细查之,非特庸鄙也,其人实鬼祟,居心不可问,不足以语”

  阎锡山后搬出:孙中山嘱咐要想尽办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阵地。作为依附袁世凯的依据。

  以屈求伸

  袁世凯派金永为山西巡按使,阎锡山采取以屈求伸的韬光养晦策略。

  金永主要做了三件事:捕杀,威慑和监视阎锡山(组织武装),搜刮民脂民膏。

  对于捕杀,阎锡山利用此排斥异己,或杀或逼逃。对于横征暴敛,则听之任之。因为这么做,只能激起对他的不满和反抗,正中阎锡山下怀。

  反对二次

  袁与人的冲突,孙中山二次。阎锡山通电发对二次。后来找借口“中山先生派人告我沉默勿言”

  剪除势力

  打击晋南晋北两大力量,打击力量,削弱反袁势力,换取袁世凯信任,消灭异己,扫除独掌大权的障碍。

  镇压农民起义

  陈彩章,哥老会的队伍:“先杀官,后劫库,占了盐店占当铺,打开监狱放囚犯,富豪子弟不宽容”,没收的地主老财的财产分给士兵和群众,让群众将当铺里质当品无偿领回。

  拥袁称帝

  袁世凯当政时期,原同盟会员任一要职的罕见人物。“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与委蛇。”

  一、 整军。规整队,设置一师旗下二旅4团。另外临汾设一团,大同设一团,长治一个营

  二、 建立将校研究所、军事教育团、精武社等军事团体组织,为日后扩军奠基。

  三、 防止下属军官尾大不掉,分散或缩小他们的军权

  四、 剿灭犯晋之敌。

  5)苦心经营山西

  袁世凯死后,皖系段祺瑞(日本),直系冯国璋(英美),奉系张作霖(日本)军阀派系。动乱面给阎锡山创造了有利形势。已无可畏惧之人,放开手脚。追随段祺瑞。

  军阀争端,护法运动。阎锡山都支持段祺瑞,阎锡山派一个混成旅到湖北与护法军作战,全军覆没。

  全力抓军权和行政权,疏通关系拿到山西长职位。

  保境安民

  一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南北护法战争仍然继续,军阀之间争斗不已

  1917年第一次扩军,延续到1923年,扩大军队编制、建立军火工业及加强基层军官培训。

  4个混成旅,2个骑兵团和卫生、机关、工兵、宪兵、卫队五个特种兵营

  1920-23年,还在山西了4个在乡军人训练连,训练回乡军人,争取全壮丁都收到军事训练和教育。

  山西军人工艺实厂,发展军事工业,培养军工人才。

  建立山西军官学校。从1919年办到1930年,培训了6000余名毕业生。

  1917-1923年间的第一次扩军,初步形成以他为首的晋系军阀。

  行政:村制,以村为施政单位,加强基层组织。“行政人员训练所”,进行户口调查,设立村公所,25户为一闾,5户为一邻。村长和村副为选举产生,要求村长有3000元以上不动产。

  1922年阎锡山曾得意的说:“五年以来,凡教育普及,实业整兴,户口编查,人事登记,以及一切兴利除弊之事,得力于村制实多”

  用民政治:启民德,长民智,立民财。

  村制和用民政治相辅相成,是阎政治扩张的两根大棒。

  洗心术和六政三事

  洗心社,讲长,自堂

  六政:水利,种树,桑蚕,禁烟,剪发,天足

  三事:种棉,造林,牧畜

  六政考察处

  六政三事正式推行了6年,“成效平平”,中下层执行过程中各种走样和问题。“多不见谅于”

  五四运动期间,对学生运动软硬兼施。

  6)进山会议和公平制度

  十月后,新思想在学生中船舶很快,1920年还爆发了学生领导的“晋矿归公运动”

  1921年一批居俄的山西商人被苏联驱逐回国,写了《苏俄gcd怎样统治》想阎锡山散步一系列攻击共产主义的言论。

  阎锡山:寻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适中的制度”“所谓公平制度者,资由公给,田由公授,耕者有田,工者有器”

  村本政治

  裁撤“六政考核处”,设立村政处

  1.整理村范,宣传调查处分;2.村民会议;3.定村公约;4.立息讼会

  7)军阀混战时期

  阎锡山不断变换立场,见风使舵。

  中原大战时,阎锡山二十万队,控制平津,冯玉祥西北军二十多万人,联军70万人。蒋军60万人,其中嫡系杂牌各一半。

  蒋介石先灭南方叛军,然后北上。

  阎锡山太重保存实力,又停止了对西北军的粮草供应。蒋介石“打垮晋军,拖垮西北军”,又争取到了张学良“改旗易帜”

  最终阎锡山失败。

  限期出境,阎锡山先到天津,后到日本人旗下的大连。

  张学良接管晋军。

  8)抗战时期

  九一八事变爆发,阎锡山趁机坐日军的飞机回到太原,但是没有实行答应日本人的条件。

  提出守土抗战,绥远抗战取得大胜。

  三个鸡蛋跳舞:日本人、国民、GCD

  西安事变爆发后,阎锡山的表态对势有一定作用,各方争取,但事情发展很快,各方均取得进展,阎的作用就不再显现。

  在进步青年中有号召力,被抓过,认为可能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一旦出狱,回也很困难,而国民绝不会用,所以是合适的人选。

  1936年10月中旬,绥东形式紧张。阎锡山需求支持,在11月7日,对最亲信的谋士民意测验:“日伪要攻绥东,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中立还是帮助日本,还是联合红军抗日呢”,38人中,31票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阎锡山要发动群众,让主持这项工作。

  通过牺盟会,发展会员近60万人。一批人进入牺盟会各级组织。

  南口开战,平型关战役;蒋介石全力于淞沪会战,忽视山西,任弼时也指出,没有重视山西的保卫,造成山西失利,进而华北失利。南口战役后,蒋介石卒将汤恩伯13军调出第二战区,阎锡山再三反对。

  1937年8月18日,阎锡山提出“战争”

  急于扩军,找到牺盟会的“一波,战争开始了,还没有兵,你看怎么办,薄说,组织新军,改造旧军。阎说:旧军不好改造啦,你先组织一个团的新军试试吧”

  1937年8月1日,决定先把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团的大分学员和国民兵军官教导第8/9团各一改编为“青年抗敌决死队”一总队。实行政委制,总政委,各分队政委大是员。各级指挥人员均为旧军军官。

  忻口战役

  战争达到37年9月底,日军攻破雁门、平型关,逼取太原,蒋介石意识到山西重要性,担心日军从山西过山西,经汉中,入四川。

  后经阎锡山与蒋介石磋商,急调卫立煌的14集团军从石家庄星夜启程,向太原以北集结,在忻口组织会战。

  忻口位于太原北100公里,是太原北边最后一处可守山口。

  10月10日忻口会战正式开启,日军5万人,我军8个军16个师,近10万人,署在东西50公里厂的战线上。

  战况空前惨烈。“日耗两团上下”

  忻口战役就是官兵这种积蓄已久的爱国之心在华北的第一次迸发。

  无论是国民军还是地方队,还是八路军,大家通力合作,不怕牺牲,寸土必争。

  11月2日,阎锡山下令忻口全线撤退,23天,共击毙伤日均2万人

  “抗日战争是战争,没有企图者即不能肩负抗日工作”“非常策需非常人”所以重视与合作。

  9)撤离太原

  依城野战,傅作义守城,卫立煌在城外山中策应,黄绍竑组织娘子关退军守西,汤恩伯军向榆次附近推进。卫立煌和黄绍竑都不同意,认为退军在大溃退后很难匆匆会战。

  傅作义1万余人守城。傅作义自信守城一月以上。

  忻口前线溃军从太原城东西侧南逃,卫立煌不同意依城野战自率军队向晋南撤退,占领东山的陈长捷见状向南撤退,11月6日,环城已无我军。

  傅作义守城2天一夜接蒋介石电撤退。

  之后,进入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

  阎锡山打破“十八县”限制,在全范围内与进一步合作。

  组织民众为第一要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加息,八路军敌后游击。

  晋西北(120师),晋东北(115师1),晋东南(129师),晋西南(115师主力在晋西),游击区相互策应,经常牵制敌军20-30万人,同蒲路“通而未通”

  抗战相持阶段,阎锡山反g反的一面又开始发作,1938年2月10日,临汾温泉会议,“以旧抑新”,“牺盟会不十分成功,新军非常不够”

  之后日军进攻,阎锡山带军西渡黄河

  4月,日本占领晋南大城镇,打通同蒲线,移兵津浦路徐州方面,同时,日军队晋东北,东南,西北各根据地围攻也相继粉碎,山西战趋于稳定,全国进入相持阶段。这时,阎锡山要与卫立煌会晤,回到吉县。在日军威胁进一步减弱情况下,“扶持旧军”成为他主要政策。

  太原失守后,旧军瓦解,阎锡山不得不大力依靠八路军建立新军,新军已发展到50个团,新军政委并兼任7个行政专区中4个专区专员,100多个县长中半数以上由牺盟会和决死队成员担任。

  阎锡山产生大权旁落之感,旧军“存在种种弱点”,但是是自己统治的支柱。1938年7月1日,吉县古贤村,晋军高级将领会议“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是个庆生会”,“改造旧军,四新教育”

  1938年11月2日,对晋绥军军官训练团讲话:某友军自抗战以来,人员增至4倍,我军某抗战以来,减少了一半。东北三,30万义勇军内,现在无一东北旧军官,是如何情况。

  10)1939年

  1939年是抗战极为重要一年。

  进入相持阶段,在长期抗战的困难面前,国内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妥协动摇,汪精卫投敌在前,国民五届五中在后,还有远东慕尼黑阴谋的酝酿。日军三个月灭亡的梦破碎后,改变策略,对国民停滞军事进攻,加紧政治诱降,聚集主要兵力于敌后作战。驻晋日军:“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

  一时对外妥协,对内积极的乌云密布全国。

  1939年3月25日,秋林会议,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会议

  “只有、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

  1.加强会的领导,准备消化牺盟会于会之内。2.进一步加强对、八路军和牺盟会、新军的见识。3.恢复国民在山西的公开活动。

  1939年12月,十二月事变,经过一年多扶旧抑新,旧军已恢复到战前建制。

  “山西新军问题解决之后,可得三十万法币、两万新兵”“如果不解决,或将撤销总司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

  晋西事变,军事上进攻新军,地方上扫荡牺盟会,肃清晋西南新军与八路军。

  晋西北,八路军反击成功,占据晋西北。晋东南,八路军对蒋军积极争取,集中打击孙楚,恢复了太南分阵地。晋东北,则八路军占据绝对优势,阎锡山未敢发动进攻。

  阎锡山原计划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以为新军中旧军官群起响应,可以把新军拉过来。

  然而,除了决死三总队4个团,其余新军33个团全离开阎锡山。虽然扫荡了晋西南,但是晋西北遭到彻底失败,晋东南也让军趁机插了进来。赔了夫人又折兵。

  盛怒之下,阎锡山严肃处理旗下军官,引起很多高级军官的不满,严重离心,齐阎投蒋。

  政治上也失分,很多进步人士和青年离开二战区。

  蒋介石也继续挤压,阎锡山众叛亲离,内外交困。

  审时度势,认为应当继续阎锡山的合作,与阎锡山谈判。

  双方在晋西北、晋西南划界而治。

  续范亭也陈述“蒋先生做法始终是清一色一把抓的作风,如甘肃、陕西、四川,本士大夫阶级几无立足之地”

  阎锡山与日本人进行谈判。基本协定、停战协定。共同防共。《汾阳协定》,同时,也基于此跟蒋催补给。

  11)内外治理

  1939年11月,建立铁军(法西斯组织)和会,洪炉训练,42年,在克难坡建立青红帮组织

  阎锡山在晋西经济紧张,实行新经济制度,兵农合一,取消私商,运输合作,发合作券

  42年,太原附近及河北、河南、山东,都是大荒年。43年春夏,粮食问题更紧张。

  队逃亡严重。

  兵农合一制度实际近似沙皇时期农奴制,以军事方法恢复古代井田制,农民绑定土地,当自己的准士兵。“阎锡山执政以来,兵农合一暴政给的痛苦最深”

  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美国为首同盟国开辟第二战场,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好转。“存在发展,反攻备战”“阎锡山的队,逃亡、扰民、不会打仗,是他的三个要命病”

  45年,“日本寄存武力与,残留运动”,合谋社,留用日本人,与日伪合谋。

  12)抗战胜利后

  上战役,围城打援,阎锡山损失13个师3.5万人,占总兵力1/3

  后依靠美蒋打内战。

  晋南与胡宗南配合,与陈赓作战失利。大同战役失利。46年11月,蒋介石调晋南胡宗南队西渡攻延安,陈赓进入吕梁地区,解放晋西。

  晋中决战。经过第一年作战,阎锡山严重损耗,主力退守晋中,晋南和晋北仅剩运城、临汾、大同几座孤城。

  阎锡山在寅东指示中很好的描述了G军和阎军的对比。

  “分散开叫敌人打死,集结回来而死。能把孙子的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实现在他的军队中。”

  “我们军政能迅速配合起来跑”

  覆灭前的暴政

  兵农合一:竭泽而渔,勒索

  戡乱,还乡团:三自:自清自治

  特警处

  返干团:放回的俘虏,刺字

  太原战役。

  阎锡山飞离,留下堂妹闫慧卿。要求高级干学田横五百,杀身成仁,还准备了

  。

  1949年5月,章士钊给李宗仁的一封信“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己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13)最后的挣扎

  国民政斗,蒋李矛盾下,任行政院长组阁,

  山居十年,仍然参加一系列政治活动。

  出席会议,提交建议;演讲;宣传;著书

  《大同之路》大同主义

  1960年,病死台北。

  阎锡山一生,历经清末,辛亥,北洋,国民和台湾5个时期,算得上近代封建军阀不倒翁式的人物。

  善于窥测风向,熟谙应变之道,最会投机取巧。

  军阀的佣兵自重,阎锡山做的最好。

  口蜜腹剑,善弄权术。生性多疑,任人唯亲。勤于学,有政治头脑,不一味迷信武力,重视反动宣传,具有一套思想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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