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计划外》是一本由雪珥著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312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11-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辛亥·计划外》读后感(一)：不是请客吃饭
那是什么？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无论是还是，都必然要经历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原有的利益者自然不满，新的利益继承人又会为谁多谁少而不平。体制内的为吃几碗饭而争吵，体制外的为能不能吃饭而拼命。于是1911年的变故就这样爆发了。作者雪珥为我们讲述了这一事件前后的酝酿与现象。叹民生之多艰，观历史之沉浮，可谓忧国忧民。
这些故事，我等小民也就是当一本小说读读，然后和鲁迅笔下听祥林嫂哭诉的老太太们一样，流下几滴眼泪，数落祥林嫂一顿，然后叹口气，满意地走了。因为我等既无权利，也无能力，处理好这些事情。只盼大人物们能够总结前人的经验，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多为服务，为百姓分忧，谱写一成功的历史。
《辛亥·计划外》读后感(二)：每一次崩溃都有美丽的借口
雪珥的历史写作，别有特色，因为他有基层官僚的经验，真实地面对过这样的困：明明是一件好事，却很难推动，甚至受益方往往是最激烈的反对者。
每个人都知道为自己争利益，可为什么我们却经常反其道而行？公众的理性是如何丧失的？
本书聚焦于上世纪初的“四川保路运动”，它是辛亥的，在雪珥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切入点，解读这段历史，能让我们对现实有更深入的理解。
“四川保路运动”源于清末修铁路，一时间，路通财通成了上下共识，人们将“强国梦”又寄托在铁轨上，为了大干快上，清允许私人公司进入，并给了它们征收地方捐纳的权力，可这些公司的头目都是官员，对下残酷压榨，对上虚与应付，川路公司开工后，只修了几里路，却亏损了400万两白银，其中300多万两竟然是到上海炒股亏掉的，加上各层管理人员贪墨，面已不可收拾。
这些“私人公司”的修路资金完全来源于“捐纳”，表面上农民每年交钱入股，但在地方恶霸勒索下，其实是多负担了一份沉重的税务，绝无权益，导致怨声载道。
为了解套，盛宣怀利用国外贷款，准备将所有私人公司铁路赎买，转为国营。那么，川路公司炒股和贪污损失的300多万两白银怎么办？对此，清尽了最大努力，愿意将这些折成股票，盈利后返还。可这却是川路公司高层绝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他们的腐败行为将曝光，他们要求的是立即。
这是硕鼠与猫之间的博弈，可令人惊讶的是，硕鼠绑架了。有多少人知道川路公司的内幕？又有多少人知道铁路收归国有的利弊？但硕鼠们善于动员，他们通过集会、报刊、宣传品等煽动民意，其动员技术，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逢会必哭，通过哭场来赢得听众同情；抬出“爱国”口号，煽动情绪；动员妇女儿童表态，从而给普通人以压力；利用黑社会制造极端事件；大量散布谣言，混淆视听……
对于不同意见，硕鼠们无情打压，因盛宣怀向外国人贷款，于是就成了“卖国贼”，而对川路公司中的异己，硕鼠们一方面用暗杀恫吓，另一方面则动员群众开批斗会，甚至“开除乡籍”……
于是，一件符合经济理性的措施却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大崩溃将所有人卷入其中。然而，真的得到利益了吗？真的梦想成真了吗？究竟谁才最希望混乱呢？
以幸福的名义失去幸福，以公正的名义戕害公正。毫无疑问，清王朝的崩溃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从它的崩溃方式中，我们能否品出更多的辛酸呢？
《辛亥·计划外》读后感(三)：一分饶有意味的帝国出轨事故报告
也许是意识形态的缘故，也许是天性的缘故，总之，百年辛亥演绎到今天，给人们的印象，除了宏大，就是伟光正。如此语境下，细节化历史遂成为一种稀缺。
我一直认为，没有细节，就没有真相。所以，通读雪珥的新著《辛亥：计划外－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获得的是一番痛快淋漓的阅读体验。
正如雪珥在书中所云：“为什么帝国的列车会在加速革新进程中突然出轨？这其中的大量细节还被湮没在光环背后的阴影之中。”所以，“我们还是该回归常识，从帝国列车的出轨现场一步步回溯，从官场、商场的每一个凡人的每一个细节，去捡拾、拼接并努力还原当年的场景。如此这般，我们或许能够找出一份更有意义的帝国出轨事故报告。”
不得不承认，这份报告很详尽，很，也就是很成功。但是，真相是残酷的，更是惯宏大叙事及伟光正标签的一些读者接受不了的。甚至有人在微博上问及雪珥本人：你的书中，咋就没有一个好人呢？
有没有好人不是问题，读者看书，就是寻找好人，才是问题。
雪珥可不管这些，他噼哩啪啦，就提交一份报告，这报告叫谁瞧了都难受。首先，的近代化，从国门被打开那一刻，就算起步了。 可是之前磨磨蹭蹭，之后随着危机的加深，逐渐走向激进。立宪派的立宪时间表是激进的，派的共和目标更是激进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都是另一种版本的大跃进！其次，不管是杆子，还是笔杆子，刨除掉光荣正确的外衣，里面呈现的，只有利益二字。大清帝国出轨，乃是缘于铁路出轨；而铁路出轨，乃是缘于国营民营的进退。按一般常识，我们知道国营不靠谱，可是看雪珥的报告，我们发现，民营也不靠谱，甚至比国更加腐败与混乱：“17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都是乌烟瘴气”！
腐败混乱、乌烟瘴气不可怕，我们见多不怪了。我们害怕的是，爱国主义成了流氓恶棍的庇护所。明明是利益在作崇，却高叫着爱国主义与主义。再退一步，流氓恶棍我们也不怕，哪个国度又能没有流氓恶棍呢？我们怕的是，流氓恶棍扯出爱国主义与主义的招牌。再退一步，扯出光荣正确的招牌我们也不怕，哪个旮旯不蹲着几几个蒙面人呢？我们怕的是，蒙面人一出手，却能迅速煽动波大无脑的民众跟在他们身后运动。群众运动，说穿了就是运动群众。
四川保路运动，就是这样开张的。
四川保路运动，最终演绎成了帝国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一切随之轰然而倒。在这一场事故中，倒下的，不见得是豆腐渣；立起的，不见得是优品精良。都说大浪淘沙，可是大浪也能淘金啊……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反这场事故，到底哪儿出错了？还在向往清末的，如果没有这场事故，我们是不是早就成就了模范？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在历史的三岔口张望，目睹着这个总是在路径选择的时候只奔那个最坏的路口，怎么说都会让人羞愤不已。 总之，看看雪珥此书，增加些羞愤吧。雪珥的书不是慰安的，是揭伤疤的。揭得痛了，不只能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还会引起伤者自身的痛楚。所谓的历史智慧，说白些就是不能光记吃，还得记打。否则历史会换一件外衣，重新演绎到我们眼前，信否？
《辛亥·计划外》读后感(四)：“保路运动”保的什么路？
20世纪初的四川保路运动，在今天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中向来被高调评价，随着辛亥的历史地位一再被复述而水涨船高。有人甚至认为应该把“辛亥首义”的荣誉归于保路运动在成都城的分，而不是武昌新军工程营惊醒时代的声。确实，如果不是当日成都彻底失控，清廷派端方调集鄂军远赴弹压，造成武昌城内空虚，辛亥或许还要继续无休止地上演的失利。保路运动或许更像是压弯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为武昌起义提供了客观条件，夯实了群众基础。四川奋起反抗清廷“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自正常申诉程序到保路会，再到罢工、罢市、罢课，调动了社会最广泛的群众力量和舆论，付出了巨大牺牲。真正到来的时候，路权在运动期间始终未经易手。这就是长期以来主流史实关于保路运动的叙事，历史果真如此简单一致吗？
雪珥近年的历史研究，总是能在主流之外找到有价值的地方和角度，这位自称“非职业历史拾荒者”，确如一位历史的拾荒者，不是从人迹罕至的角落挖掘新鲜的史料，就是涤清以往锈蚀斑斑的历史陈迹。在辛亥百年的历史时刻，这本《辛亥•计划外》并没有赶场辛亥史事的主线题材，而是试图使人们在百年之后重新审视辛亥著名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前因后果，并且致力于通过系统整理那些并不新鲜的史料，采用今天普通人通晓的金融学、公司治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晚清官制沿革，还原了这场清末民初的“群众运动”那复杂的历史现场。而且基本上这场历史写作是翻了保路运动一贯历史评价的案。那些在今天主流史学界耳熟能详但“存而不论”的史实及其评价，浩浩的“保路运动史”中那些今天看上去仍然语焉不详的存疑之处，在雪珥的笔下重现了：
20世纪之初，国内环境日趋恶化，日俄在东北亚长期争夺控制权，铁路是争夺的重中之重。日俄之外，英、美、德、法包括比利时也纷纷争夺各地的铁路修筑权、经营权，这些后来修建成的铁路线，那些有着不同规格尺寸的铁轨足以说明了一切。因为关系到、战备和巨大的经济利权，铁路早已从单纯的经济问题上升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多快好地铁路，与推行以三权分立为目标的，分别成为大清国政治和经济的主旋律。早日夺回路权，不可能不进入清廷的视野。在“矿路，官办总不如商办”的思路下，官方将铁路的修筑权甚至经营权放开给民营资本，民营铁路公司应运而生后，不但得到了的政策鼓励，地方还获得了更大的权利。川路公司得到的特殊政策就是向农民摊派征收“租股”，一斗米一斗米地去筹集建路经费。该公司几年间筹集的700多万两资金，其中大多数来自小股东，那些连铁路及股票概念都不清楚的民众，很容易地为那些坐在大城市办公室的公司高管们所“代表”。四川铁路需要筹集巨额资金，民营资本没有这个实力，正好为川路公司的高管们提供给了机会，他们以保值增值的名义，拿着现有资金去进行资本经营。大清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遂成为川款重点投放的区域。1910年，持续三年火爆的上海股市彻底崩盘，川路公司股本形成巨额亏空，铁路没有进展。
最后痛苦地发现，商办铁路，多年非但没有起色，反而“尤碍交通”，只好开始治理整顿，限期无法竣工的商办铁路一律由接管，推出了铁路国有政策，全面收购商股。一开始，川路公司十分积极地响应的国有化号召，但随即就冷了下来，因为拒绝为那炒股损失的300万两买单。川路公司争取不下，就开始通过群众运动给施加压力。他们摇身一变从公司的主人变成了“”的代理人，“四川保路会”，推举原立宪派人士牵头，使训令不行于川，并且号召罢工、罢市和罢课。群体性事件遍布全川。双方始终谈不拢，董事会策动舆论，高高举起主义的大旗，骂卖国卖路。川路的众多小股东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利用这机会进行组织和鼓动。成都势终于失控，会围城，朝廷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去镇压，造成了武昌空虚，暴动成功，成都也随之独立。这就是本书关于保路运动始末的基本叙事。
到这时，雪珥这著作一个核心的问题终于渐趋明朗：“四川保路运动”究竟保的什么路？雪珥认为，川路公司的目标就是在这场铁路国有运动中通过保路而“保款”，即将原有资金留川，并迫使承认负担巨额投资亏损。之后的一切言行都可以用“利益”来解释。这符合他的历史写作“以人性为中心，利益与权衡是两个基本点”的研究理路。从公司精神和治理层面来说，颠覆大清国的保路运动，看似围绕国有还是商办在争吵，实质上却是个各种利益集团的不择手段的博弈。公司的法制精神、契约精神乃至最基本地“费厄泼赖”精神，实际上从来也没有产生过。作为了解当时国情的日本人伊藤博文，不仅准确预见了清末的爆发，而且早早看清并指出了清廷步伐的过快过猛、权威丧失，各议会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利，各种政治势力在的名义上忙于争夺权势等弊病。力度过大，实际成了，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保路运动正是在此种背景下产生，而后身不由己地为力量所利用，是一场“保路搭台，夺权唱戏”的政治剧，而非经济戏。
辛亥的星火还在全国漫漫燎原之时，清廷有一个原先位高权重的人物已经先期做了替罪羊，他就是原邮传长盛宣怀。罪责主要就是路权国有化政策失误、又对保路运动处置不当，激起民变。当日他不但受到御史的弹劾，还受到来自资政院（议会）的指控。盛在自辩中否认了所有指控，但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但针对他的舆情依旧汹汹，最后不得不在四国公使的保护下踏上逃亡路。唯一的做事人最终得咎，这种推卸责任的思路在历史中自然是司空见惯。历史现在被颠覆了不少，对于像盛宣怀、端方甚至赵尔丰等人，雪珥在书中显示出分的同情，而对鱼龙混杂的所谓各界“保路”则似乎带有明显的情绪。这不为无因，我们可以看看后来做了“军都督”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情绪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重要，人们对历史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才重要。
历史真正吊诡之处，恰恰在这场保路运动随着的完成而划上的那个句号，那些历史的当事人，那些一贯“被代表”的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当时的慷慨激昂和事后看起来无谓的牺牲，那所有的的理想和破坏的理想，都公平地摊开在后人面前。1912年5月，川路公司代表团赴京，同民国的交通——这个整建制从原先的邮传划转而来的新衙门，就路权国有达成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合约。“新衣故人，心照不宣。”最后做了替罪羊、此时远在日本避风的盛宣怀极其郁闷，因为最终公表的合约不但全盘照搬了前清的国有方案，甚至对川路公司更为苛刻——那了保路运动和辛亥的“上海倒账之款”，前清本是答应承担的，如今却是“归公司自行清理”。民国新贵们十分清楚川路公司的混况和致命问题。也知道在民国时代里川路公司已经失去了任何道义资本。只是，问题始终还是那个问题。
2011-8-5
《辛亥·计划外》读后感(五)：另一面相的辛亥缘起
今年是辛亥，前些日子两岸都很是大张旗鼓地了一番。我自己也在一年内读了好几本辛亥题材的历史书，算是应景。梅毅的《与宿命》，张鸣的《辛亥，摇晃的》，如今到雪珥的这本《辛亥：计划外》，已是第三本了。这三位可以说都不是十分“主流”“官方”的史家，不必担心太多陈词滥调和意识形态，但又彼此互有异议，对照起来看他们对同一历史事件出自不同角度的描述和评价，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雪珥的著作以前虽未拜读，但倒是听读过《国运1909》等书的朋友说起过，其善于使用海外资料，并从经济和利益基点着手，对近代史的解读颇有些独到见解。在本书中，其论述方式及观点也与之前一脉相承。虽说题目是辛亥相关，可书中绝大篇幅并不是讨论“首义第一”的武昌起义，而是作为“”的四川保路运动。而且，雪珥笔下的保路运动，绝不仅仅是主流史料所宣称的“前奏曲”“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其背后的动机和进程十分耐人玩味。讲保路运动，先从上海的“兰格志橡胶股票风波”讲起，这在以往的历史教材里可是从未见过。“橡胶风潮”和保路运动有何关系，又和辛亥有何关系？通过作者对各种史料的仔细梳理，其原委也就清晰展现出来。原来川路公司招股后，其内高管曾经违规将股本拿到上海股市“资本运作”，结果遇上橡胶风潮，巨亏捅了个大窟窿。同时商办铁路进展缓慢，促使朝廷准备将铁路收归国有。但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员，不答应川路股东的请求，不愿意用的钱填公司自己炒股留下的亏空。于是股东们不干了，嚷嚷着要保路了。并且把这个问题上升到高度，自己是为国保路，盛宣怀却是卖国夺路，只闹到群情激昂。结果放了火自己收不住，被“帮助”了一把，顿时四川大乱。朝廷从武昌调了新军前去镇压，结果武昌城内空虚，起义得以成功……
这个叙事路线，不要说主流史料里没有，即使是与我读的另两本书相比也大不相同。梅毅在书里也提到保路运动，但基本还是按照“爱国路线”：西方列强国内铁路路权，我封封挺身入股，支持商办铁路抵御列强，然后朝廷妄图收权，宣布铁路国有化，并向四国借款，出卖利益，夺路夺款，激起民众激愤，于是保路运动如火如荼……什么违规炒股账目亏空的事，只是模棱两可的带到一两句“大股东最怕查账”之类，其余基本没提。张鸣的书里倒是提到了橡胶风潮，但只是在“保路运动”的小章节里提到了一小段。其实细细想来，这种差别倒也体现了他们各自的治史风格。梅毅是主义史观的代表，外国列强及其买办与国内资本家和大众的矛盾才是其主要叙述路线，至于“内”的那点糗事，则多少有些有意无意的忽略。而张鸣是自由主义史观，自然态度较为中肯。但是他的书涉及面太多，前后，各色人等，都要点到。结果是广度虽大，深度不足。而且事件的前因后果交待得不够清楚。而雪珥显然更擅长从经济面考察历史，从而理出了一条许多人不曾看到的脉络，另一面不为人知的辛亥缘起。在臧否人物方面，雪珥和梅毅的分歧更大，以对盛宣怀的评价为代表。梅毅那边，盛依旧是卖国贼子，需要“扒皮”，而雪珥论及这位“猛人”，则更多宽容，甚至有为其开脱之意。这种观点，在主义者眼里，大概是要打上“反动”标签的~（两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对端方和赵尔丰这两倒霉蛋表达了同情。）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保路运动？是爱国民众的昂扬斗争，还是一场被别有用心者鼓动和利用的集体闹剧，乌合之众的狂欢？盛宣怀到底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国贼，还是一个背黑锅的？从这点上来看，我们读历史，尤其要注重材料和论述的多样性，而不能只听一面之词。通过对事件的全面了解，并借助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方能去伪存真。保路运动是否确有反抗帝国主义的“高尚动机”？我们需要厘清几个问题：国有化本身是对是错？向外国借款是否就是出卖利益？为何运动偏在四川爆发？对第一个问题，仍有很多争论。虽然在“皇族内阁”当口宣布这个政策确实给人感觉内藏玄机，但你也不得不承认，商办铁路的表现很糟糕：进展拖沓，管理混乱，账目亏空，这些都给人以口实。而且，如果坚持铁路国有就是反动，那民国后，新还是对川路进行了国有化，这又怎么说呢？借外债就是卖国，也是一种颇为一刀切的指责。新还借过苏联的外债呢（当然这个现在也有人指责了~）关键是看条款有没有出卖太多利益。对这一点，即使激昂如梅毅，也在书里承认“（张之洞促成的借款）优惠不少，且在铁路修筑管理权、材料购买权上，没让洋人占太大的便宜”，并认为“在商办的川汉铁路，士绅管理者们层层盘剥，而“特色”管理，也拖得工程进展缓慢”。但他却又反复强调列强的，又说“至武昌起义前，已经修成铁路30多里，因桥洞未完工的未通车铁路也有80多里”似乎要给川路公司辩解。（总长多少，修了多久，工期多少呢？这些倒是没提）这就未免有些自相矛盾了。也许在梅毅看来，这些纠葛毕竟是“小节”，冲突才是“大义”，可历史恰恰表明，很多“私利小节”其实是打着“大义”的旗号而已。铁路国有，共涉及三个份，但为何只有四川闹腾？是因为川人觉悟高，想着？这个解释不太有说服力。其原因其实在于各条件不同。为何独独刁难四川？这和川路公司的那笔糊涂账有莫大干系。盛宣怀其人如何，不予置评。但在此事件上，他不同意用的钱来填川路股东自己挪用款项炒股亏空的窟窿，难道有错吗？在我看来这点无可指谪，美国大概也同意，否则就不会因为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华尔街大佬而去占领华尔街了。四川铁路的另一个特点是租股多，也是保路运动牵动广泛的原因之一。但是普通小民，到底是梅毅所说“觉悟高”，还是雪珥所说“被股东”呢？如果说国有化伤害了他们的利益，那么之前的炒股亏空也一样伤害了，为何反而没人表达一下意见？凡此种种，不难发现“大义”终究只是一面大旗，用来遮掩个人利益的用心。观辛亥中的众生相，其实争的还是个人利益所在。其区别大概只在“主观为私，客观为公”、“先为私，后为公”、“主要为私，顺便为公”之间罢了，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已经要烧高香了。这一点上，雪珥无疑看得更透彻。但是，辛亥难道只是一场计划外的偶然？朝廷上情不能下达引起的误会？一支橡胶股票的暴跌所引发的“蝴蝶效应”？这样想又是偏颇了，试想国泰民安时，一家公司的亏空又怎么会带来改朝换代的结果？缘何保路运动一起，武昌声一响，大清朝就整个分崩离析，树倒猢狲散？是清廷给了地方太多分权导致自己被弱化，还是满族权贵对权力的眷恋导致自己离心离德？盛宣怀的外国朋友那么出力气救他，仅仅是够义气和讲人权吗？还是另有所图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依旧是让人费思量啊~
那么，看完本书，你会做何想法呢？辛亥对你，是否依旧光辉灿烂，还是已经遭遇颠覆？你是否同意雪珥所说的“清朝覆灭是步骤太快导致经济翻车”？（他似乎不仅仅是在讨论历史呢~）还是，你已经给这多种声音搞得晕头转向？但要我来说，历史本来就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也只有聆听多种声音，多个角度，多重面相的阐述与辩论，才能够养成“独立思考”的惯。
推荐本书，因为它可以带给你一个你所不了解的辛亥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