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史探微》是一本由田余庆著作，书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8.00，页数：41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秦汉魏晋史探微》读后感(一)：探幽发微的三国研究论集
大赞这本书，关于曹丕三征东吴的结论令人叫绝，从史书中散落的军事线索以及地理位置等论据，来佐证曹丕三次东征的目的在平定青徐的军阀割据叛乱，而本意不在东吴，彻底扭转了曹丕临戎不武的形象。结论奇绝招式严谨考据精道，属于难得的历史论文写得比小说还好看。
《秦汉魏晋史探微》读后感(二)：探微发覆
这的确是大家之作！田先生在爬梳大量史料基础上运用政治集团理论分析秦汉魏晋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明争暗斗。探微发覆，以小见大，在有些史料不清之处作出合乎逻辑情理的推论。读此书方才领会到老辈学者基本功之扎实深厚，田先生对历史地理，目录学，年代学以及职官制度等基础知识都是信手拈来，于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自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虽说有些论断被后学推翻（比如辛德勇先生对本书前两篇文章的异议），但在方和细节考证上仍然可为后学垂范。田先生的文章，文笔清丽流畅，论证抽丝剥茧，结构层层递进，比之侦探小说亦不差！
《秦汉魏晋史探微》读后感(三)：见微知著，大师风范
«秦汉魏晋史探微»是田余庆先生的一论文集，主要针对秦汉魏晋时期，一些历史细节的解读，主要包括汉武帝轮台诏始末、曹魏与世家大族以及青徐豪霸的斗争、蜀吴政权与遗留官员和本地士族的斗争、北府兵始末等几个主要议题。田先生不亏是著名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名家，对史料的占有、贯连、分析尽显名家风范，像一名历史的侦探，从繁多的史料之中抽丝剥茧，找到可用的信息，最后得出严谨可信的结论，是我辈日常看书或治学应该学的楷模。
我们日常所知的只是历史的一面，即好看的那一面；而史学家们研究的则是历史的另一面，即真实的那一面，这两面的内容很可能差异很大。历史的另一面，往往会揭开历史温情的面纱，颠覆我们的传统认识，让我们看到政治斗争的虚伪性和残酷性。
虽然田先生治学严谨，水平高超，但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语言简练、内容繁多，对原始史料旁征博引，大大增大了阅读的难度，几乎只能是有一定知识积累及很有兴趣的读者才会阅读，一出版了十几年的高分著作在豆瓣上只有千余人评分就可见一斑。近年来，国内出版社引进了很多国外的非虚构历史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是通史，有的是断代史，有的是就某一历史事件展开，作者往往都是知名大学的历史学家，将严谨的史料、平实的语言与吸引人的故事结合起来，为普通读者讲述真实的历史。反观，历史学家往往沉浸于细微历史的考证，学术成果发表在专业著作上，让真实的历史远离读者，而让泛滥的野史侵袭观众，抑或将普及历史的责任让位于民科。呼唤能有更多的历史学家站出来，为普通读者撰写高水平的通俗史学。
《秦汉魏晋史探微》读后感(四)：见微知著
历来评说历史论及两汉，常言汉以强亡，国亡于内崩塌，非外族侵入。今读罢田先生的这本论集，方始茅塞顿开。东汉末年，国衅屡起，兴废由人，董卓作乱，黄巾起义，面临崩溃的边缘。田先生此书从人身依附关系入手，讨论了汉末豪强氏族下的政治生态，人身依附关系，皇权的旁落。儒家大族的兴起，汉末农民起义成了互相割据的，名为汉室其实拥兵自重。到此才畏服魏武，一介寒门敢于打破历史的僵，惟才是举，给下层阶级入士的希望。之前看过陈寅恪先生论述汉末的历史，谈及曹袁之争乃是寒门与儒家豪门之争，此书继承陈先生观点又有所发挥，认为是两种政治态度的战争，也既是曹操的“唯才是举”重视才干而不是出身地位的政治路线与袁绍儒家豪门“以宽济宽”的豪强利益集团政治路线的战争。乱世当用此法，治世却还是需要儒门，这也是曹魏后期政治的变化。再后面论及蜀国政治，指出诸葛的隆中对可能路线的制定背后有收到受到东汉初白帝公孙述的影响，所谓跨有荆益云云。蜀国新旧两派的调和（来敏“乱群”，李严被废）以及最终的处理结果，反映了蜀汉并不安稳的政治生态。论及孙吴，孙氏亦出身寒门，旧为袁术故吏，初涉江东，孙策杀豪强氏族，以威服江东，继承者孙权有所变，拉拢豪强，是如何一步一步从外来人进入江东，从而据有江东，完成了本土化的进程。
文中论及官渡之战，对曹操当时恶劣的内外环境有详细的描述；论及曹丕广陵之役，指出名为东吴，意在青徐二州，很有新意；论及夷陵之战，指出刘备连营陆路前进不走水路透露出的犹豫不决之心。
撕掉脸谱化的历史，见微知著，方有所得。
《秦汉魏晋史探微》读后感(五)：一处似有谬误
文中《暨艳案及相关问题》，p317处。
该页第一段写道“张温出仕一定是在孙权称吴王的黄武之时，而其时张温年已三十有二。”并在注释中说：“张温出仕时年三十有二，温传所载如此，文本据温传立说。”
此处田余庆先生所言“温传”，指的应该是《三国志·张温传》，内中原文如下“（孙权）征到延见（张温），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权改容加礼。罢出，张昭执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 时年三十二，以辅义中郎将使蜀。”
这个“时年三十二”的说法，夹在张温仕官与使蜀之间，若不加推敲，的确容易弄错。但现在史学界一般的考证，张温生卒年为193-230，使蜀年份为224，则张温在出使蜀国的时候，年龄正好是三十二，所谓“时年三十二”当指这一点。
张温甫一出仕就被拜为议郎、选曹尚书了，而出使蜀国的时候则为太子太傅，并挂上了辅义中郎将的名头，张温聘蜀，史载是黄武三年四月，若张温真是三十二岁才当官（即便把时间算到一月），则四个月中官职升迁如此之快，实在难以解释。
因此正确的解法应该是，三十二岁是张温使蜀，而并不是出仕的年龄。
并且，田余庆先生在后文中也写到了（同页同段）：“张温既仕，两三年内迅速擢升，由议郎、选曹尚书而至太子太傅，以辅义中郎将使蜀…”可见，他本人也不认可张温能在四个月内由选曹尚书而至太子太傅，可知出仕的年龄必不在三十二岁。
多插一句，纠结于年龄，其实对《暨艳》一文的论证并无损害，田余庆先生的本意是说，张温出仕的年龄太大了——三十二岁是很大，减少三年，二十九岁才当公务员，即使放在今天也算是不小了。
《秦汉魏晋史探微》读后感(六)：读《秦汉魏晋史探微》笔记与评论
田先生治史，上续秦汉，下重六朝，此辑为三书之始也。
余归纳各节论断如下：
秦灭六国，楚为难。虽平易反，以致童谣。陈胜起兵，奉楚正朔。项羽分封，义帝不去。故汉承楚而立，东出而进，是为二灭诸国，复秦之霸业也。（说张楚）
武帝开边，功过诸说不一。其有亡秦之过而无亡秦之失者，盖晚年罪己之效也。又太子据与之有隙，以致巫蛊之乱者，盖父子相忌，秉性相异，政见相背之故也。然恰其时也，武帝弃武转文，下诏罪己。止于轮台，则实属偶然。（论轮台诏）
上古有土斯民，中世有民斯土，土民之变，是为古史之分期也。盖周室式微，王土不存，列国聚民而得都邑，夺民而覆他邦，此或为秦统之一条件也。然嬴秦既起，天下欲效仿者纷攘，称王夺帝者不穷。民之于国，役用也，之于家，亦役用也。故汉初有诸侯作乱，后汉有豪族迭起，以致两晋有门阀政治者，盖由豪族与国争民也。（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曹魏起于寒庶，与豪强争，杀名士以立威，举功能以正名。至于立国，则不得不赖于豪族。虽彼此有倾削，而难免于趋同。（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诸葛隆中之对，宜有缘来，亦有同论，自不待言。然其跨据荆益之谋也，于彼一时，非此一时，就时运轮转，终不可行。（《隆中对》再认识）
宾主间隙，新旧不合，掣肘蜀汉，史记显明。调和混一，武侯之绩。其北伐也，以攻为守，诸史家示之。而其里也，实为以战事为秩序，以匡鼎为号召，方得使两方相安也。若是，则要摒除旧势，扶持新人。先主托孤，诸葛李严，共受辅命，而言与自代者云云，是谓扬新抑旧，防患于未然也。诸葛诱杀孟达亦为是故。（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辩误、蜀史四题）
西城、上庸、房陵者，蜀汉之东三郡也。其夹嵌于三国之间，联络襄樊，连通秦汉，秦头楚尾，魏蜀降将多有经此沟通者是。其后归于魏也，隆中之策则成妄图。（东三郡与蜀魏历史）
孙坚起于江东，而客死中原。孙策回顾江东，而大兴杀戮。孙权调和淮泗与江东，终归于江东士族，陆逊顾雍，即其标志也。然豪族之骄奢淫逸于国为害，其代价不可谓不深，故孙吴政社与晋近。（孙吴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
东晋起迄，北府相随。淮泗流民，为其根基。后迁居京口，不施土断，拱卫建康，南下之士族。另有西府兵也，协同北府北伐。肥水之战，谢玄领命，北府得以重建。后又散，为安帝与司马道子争相拉结。安帝卒，王恭与道子争。府将刘牢之先叛王恭，后叛道子，再叛桓温，终出奔，亡。萧梁武帝罢，北府则不见于其后史籍。（北府兵始末）
田先生治学，重史料之钩沉，详事件之脉络，发不显之幽微。然其论证也，逻辑推论者少，旁征索引者多，且阙乏必要之说明以为承接。段落之组织也，亦不乏松乱者，使中心论点蔽，另有重复语之弊。余观之，止于细辩，未达通论者，实器之狭隘，不得治史之义理也。
《秦汉魏晋史探微》读后感(七)：暂记分结论，须再读
既然是探微，即为历史的细节。读完此书，自觉深有必要再好好加强一下自己关于秦汉魏晋的历史，也许在读朝代通史的某一细节时，会想到“啊，原来先生分析的就是这件事/这个人啊！”。以下仅为先生总结的分结论，在此作为记录，也提醒自己，此书是需要细读的。
《说张楚》：“秦楚战争和楚汉战争一脉相承，其性质既能转化，必有足以形成转化的内在条件……张楚足以反秦，张楚也足以引发诸侯竞起。竞起的诸侯中，始终以楚的声势最大，由此演化为项羽、刘邦之争，而实际上项羽、刘邦皆楚，这个楚，又是继承陈胜张楚而来。……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而又相成，期间都有楚作为中介。”
《论轮台诏》：“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古代帝王罪己已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就汉武帝致晚年才转变政策的原因，一为“卫太子与汉武帝有不同的统治政策。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种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二为“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三为“意识形态的变化……借鉴亡秦而出现。秦代统治思想是单纯的没有韧性的法家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有张无弛，不允许有任何转折出现。……汉初人物的政论文章，充斥着以秦为鉴的议论。武帝时期出现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刑辅德，并且包含‘更化’的内容，与法家思想相比，有很大的因时宜而变易的余地”。
《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我觉得应当这样来看曹操：第一，主要看他比他的先辈和同辈多做了哪些好事，而不是看他做了哪些别人都做过的坏事；第二，主要看他所作所为的客观作用，而不是看主观动机。……曹操完成了北的统一，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统一，这是曹操在历史上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曹操以‘览申商之法术’称著，关于去浮华、清吏治、抑豪强，曹操的作法也是既有胆识，又合时机。”
《《隆中对》再认识》：“诸葛亮作《隆中对》，未知条件较多，势不太明朗，而所作出的判断如此具体，应验如此显著，这正是《隆中对》千古传诵的价值所在。……刘备一生，与曹操角逐，不是对手；与孙权角逐，也无优势。当时人对刘备评价，有誉有毁，但是毁多誉少，毁实誉虚。……自从草庐作对以后以至刘备死前，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年，孜孜以求其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贴身位置上，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后，诸葛亮得其托孤之言，始获特殊地位。此后治蜀、北伐诸事，诸葛亮才得以按照《隆中对》的谋划，择其可行者逐步而行。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刘备死后，诸葛亮始得真正尽其才用。……在刘备死前，诸葛亮徒有《隆中对》筹划之名而实际表现无多。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
《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刘备夷陵败后，于疾笃之时托孤于诸葛亮，有刘婵‘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语……刘备托孤之时，蜀国真正的祸患不在颛臾，而在肖墙之内……蜀国臣僚中潜伏着新旧纠葛……刘备处董和、黄权、李严于显位，意在固蜀士之心。孟达降魏，蜀士不能无动于衷。……所以刘备称帝，基础不能说牢固；夷陵倾败，刘备病笃，蜀国更有动摇之虞。诸葛亮、李严并受遗照辅政，亮正严副，这种安排显然包含着尊重新旧双方利益，安蜀国文武之心，以图共度难关的用意。……诸葛亮凭托孤时赋予他‘自取’的权力，可以制服位在同列而又可能滋事的李严。……刘备托孤语是他根据蜀国具体情况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刘备少有的富于谋略之举。……托孤之语自然是以对诸葛亮的信任为前提的，但不止是个人信任问题。从以后发生于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事来看，诸葛亮完全领悟刘备的言外之意，而且在言行上与之配合得相当默契，相当成功。”
《秦汉魏晋史探微》读后感(八)：《秦汉魏晋史探微》读书笔记
以下是读《秦汉魏晋史探微》所做的笔记，摘抄总结了余先生的分结论。
《隆中对》再认识
根据确凿的历史材料来检验《隆中对》，确定诸葛亮的认识来源，实践应验以及得失原因。
近期：取刘表，取刘璋，承认孙吴力量并与之结盟
远期：入蜀，治蜀，自秦川，宛洛北伐
刘备死前，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也没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贴身位置上。
鲁肃与诸葛亮鲁肃之议与诸葛亮《隆中对》，实质分大体相同，都是有识之士分析时代条件及其发展趋势的产物。（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抹去诸葛亮脸上过重的油彩）
巴蜀偏霸之业入蜀之后只能成保据之业而不能再有进取，历代评论者观察问题角度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是诸葛亮无能）。
不论个人的素质与才能如何，诸葛亮能起的作用总是要受历史条件的支配。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诸葛亮北伐不过是“以攻为守”，这个说法是有历史见识的。
跨有荆益《隆中对》没有对跨有荆益可行性做深入考虑，但可以理解，因为提出时，据荆是当务之急，据益是远景。跨有荆益之失不是失在草庐对策之时，而是失在孙吴已经成为荆州支配力量而刘备固执此议。
认识源自公孙述，而公孙述虽有田戎在荆州多故众之便，也未能真正跨有荆益，诸葛亮要办到，就更不可能了
《东三郡与蜀魏历史》补正“跨有荆益”指据汉沔的东三郡而跨荆益。
李严兴废与诸葛亮用人
主旨：诸葛亮依法治国，主要不是出发于他个人的某种思想理论信念，而是着眼于蜀国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的实际需要。
“不审视则宽严皆误”
新与旧，客与主的分野刘备通过设官分职，力图使各种人，主要是刘璋旧属，同新人一起，各得其所，彼此相安。
刘备死后，诸葛亮继承了这一既成面，维持于李严的和谐关系，保持新人与旧人的平衡。
李严兴废诸葛亮通过委重李严以表示对旧人的尊崇，暂时缓和了旧人新人的矛盾。废徙廖立（新人），左迁来敏（旧人），目的是惩罚和防备发难闹事的人，以求维持平衡和安定。但这还不是最终解决新人旧人矛盾问题的办法。
诸葛亮表废李严。解决了李严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江洲地区的问题（李严驻永安时，江州如旧人之手）。李严被废徙后，旧人中敢于继续公开反抗的，据知只有李邈一人。大体说来，新旧矛盾以严废亮死而告结束。
用人核心问题巩固新人地位，协调新旧关系是诸葛亮用人的核心问题
（三国情况各不相同。曹操创业阶段对抗大族，反对单纯遵循世家大族的道德标准，而是“唯才是举”取人。孙权力图把他父兄所依以起家的淮泗文武，同他自己后来所依靠的江东大族的利益协调一致，使这两种力量共同支持孙吴政权。）
蜀史四题
——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
以剖析李严个案形成的思路剖析其他问题。
一 关于举刘备为汉中王《上汉帝表》
《上汉帝表》以马超冠首，许、庞、谢诸名皆列于诸葛亮前。
刘备在益州根基未固，诸葛亮属于新人，在蜀政中尚未居于优势，起不了主导作用。马、许、庞、谢各有特殊背景和社会影响，他们领衔上《表》，表达了共举之意，切合一时之需。
二 刘封与孟达
刘封统孟达军酿成孟达降魏，早于李严辅政四年；孟达归蜀不成而死（诸葛亮借刀），早于李严废徙三年，皆与新旧矛盾有关。
三 黄权降魏索隐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他们三人的名次先后，反映他们在刘璋旧属人物中地位的高低。
黄权执着而不苟同的立身之道，只能使刘备对他敬而远之。
以及夷陵战后的狼狈境况，导致降魏
四 刘备托孤语
刘备作托孤遗言，是为了在并受遗诏的李严面前巩固诸葛亮的特殊地位，预防旧人另有图谋。
对于李严九锡之劝，诸葛亮答“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此处不顾僭越之嫌，委婉作答，可理解为刘备既然郑重其事地作此嘱托，诸葛亮就不必在李严的政治试探面前过于拘泥于君臣名分。
说张楚
——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汉初重张楚
张楚反秦的历史背景
秦灭楚，经过了较久的艰苦战争。
楚被灭后，经过了较久的艰苦战争。
昌平君种种
张楚反秦的两重作用
张楚既立，天下景从响应以击暴秦，没有其他王国能够代替张楚的旗号。
立张楚意味着以楚反秦，导致各路诸侯王竞立，动摇刚刚树立的统一的政治理念。
非张楚不能灭秦，非承秦不能立汉。
灭秦和承秦（再造帝业），相反而相成，其中都有楚作为中介。论轮台诏
轮台诏颁布的时机
轮台诏不能说是及时的。转变政策早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
作者认为原因有二：心里无数，不是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
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潜在矛盾
卫太子与汉武帝比较，有不同的思想品格，有不同的统治政策。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大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
巫蛊之狱的政治意义
巫蛊之狱导致改继换嗣的后果，而改换继嗣又同卫太子“仁恕温谨”和“守文”的秉赋颇有关系。
轮台诏前西域开边的背景
汉武帝完成向守文的转变
罢屯田不如罢筑亭障重要。
孕育出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为另一方的新的矛盾。
汉武帝提供了专职帝王收拾残的先例，而之后成功效法者却不多见。
余论
汉武帝以“亡秦之迹”为诫，在最后一两年中实现转变，还有其客观原因，有其历史条件，即”大凡事前未有样着，不易做“。
汉武帝并不是由法入儒，汉宣帝兼用儒法，正是武帝时形成的。
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
青徐豪霸建安年间处于半独立状态，有地方色彩。
曹休获青徐都督职任，
剥夺臧霸兵权，
但青徐势力不是臧霸一个人的问题
广陵之役，是以解决青徐问题为主要目的的（而非孙吴）。
广陵之役得以进行，有赖于中渎水道的修治。
孙吴的道路
——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记孙策临死时的江东势说：“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孙策诛戮英豪。孙策死，孙权为政较为收敛。
宾旅寄寓之士影响舆论至深，是稳定江东的重要因素。张昭和周瑜合作所形成的孙吴权利结构，具有吸引宾旅寄寓之士的良好形象和容纳他们的能力。
分三个阶段（有交叉）：
江东大族武力反对孙策南侵。孙策诛戮英豪。（会稽周氏兄弟和盛宪）孙权统事后欲借江东大族补充力量之不足，江东大族感到附托孙氏的必要可能但缺乏信任。孙吴既使用又严加控制。（虞翻， 魏滕）淮泗力量后继无人，江东大族也意识到可以借孙吴政权发展家族势力。分居文武朝班之首。（陆逊，顾雍）孙氏与江东大族，只有在双方互动过程达到一个是当程度的时候，两者的一体化才能出现，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才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