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What Matters读后感精选10篇

　　《On What Matters》是一本由Derek Parfit著作，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66.00，页数：14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On What Matters》读后感(一)：What if Adolf Hitler was not fertilized at the moment he was? Better or Worse ?

　　I'm actually thinking about whether to have a baby when I reading these chapters, and that is really kinda confusing : /

　　arfit describes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which centers on the cl网友m that choices we make now (such as between deple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not on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future people or the numbers of future people, but the actual identities of these people. Parfit makes a strong case in favor of the view that just because our society's decision to continue depletion will technically be "worse for no one" as a result of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this does not justify depletion as a practice. Parfit's arguments introduce interesting ethical questions into Willott's and Hardin's conclusions. Hardin focuses on population m网友nly in terms of the sust网友nability of society and the depletion of resources, but how might he respond to Parfit's idea that population cannot be thought of merely in terms of numbers of people or quality of life, but the actual formation of human identity as a precursor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on the planet and the types of lives these people lead？

　　While this argument may be logically sound (to Parfit), I feel that it diverts so much from common beliefs that it would never truly be implemented and will become an esoteric argument among academics because even if we aren't technically harming anyone by making "wrong" choices, one has a strong case that making right choices will help mor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 individuals who can be affected).

　　.从Chapter 15-18是Parfit经典的non-identity观点论述，可以从这里看起.

　　《On What Matters》读后感(二)：Parfit: On what matters(<论真正重要之事,2011>)小摘要

　　乘着温的时候把一份这巨著的6万字的内容摘要压缩到4千字了。

　　【按语： Parfit在Kant学、Scanlon契约主义和后果主义中发展出一种深刻的趋同性（convergence），将这种趋同性陈述为一个关于道德的三合一理论（Triple Theory）：道德上错误的行为就是那些为下述的原则所否弃的行为，这些原则是optimific(后果最优的)、每个人都合理地意愿的、且没有人能够合理地拒绝的。【I,412】不仅如此，基于理由概念这一基石，在对规范性（Normativity）的更广泛分析中，Parfit毫不妥协地抗辩了Mackie和Williams等的虚无主义和主观主义理论，对“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苏格拉底命题给出了基于直觉主义的回答：基于理由而不是基于欲求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

　　笔记划分为5个分：1、“理由”，是parfit的理论基石；2、“原则”，完全是分析Kant绝对律令的“人是目的”公式；3.“理论”：逐渐提出统合了Kant的普遍法则公式、Scanlon的契约主义和后果主义的三合一理论；4.“批评与回应”，略；5.“规范性”， Parfit在此激烈地主张了一种基于直觉的、非自然主义的认识主义论点，认为存在不可化约的规范性真理，拒斥了从Nietzsche到Williams和Mackie等众多的理论。】

　　序言

　　我的两位导师是Sidgwick和Kant。

　　第一卷 理由（Reasons）

　　第一章 规范概念（normative concepts）

　　1. 规范理由（Normative reasons）理由是由事实（facts）提供的。当我们有决定性的理由或最大理由以特定方式行为的时候，该行为就是我们应该（should or ought）做的，而这是在理由蕴含的意义上（reason-implying senses）讲的。虽然是事实提供理由，但我们行为的合理性（rationality）却取决于信念。2. 理由牵涉的善/好（reason-involving goodness）在理由蕴含的意义上，我们称某物事为好。不像理由或决定性理由蕴含意义上的应当概念，善或“好”概念不是基础性的。

　　第二章 客观理论（objective theories）

　　3.两种理论关于实践理由（practical reasons）有两种主要论点。一种认为，有些事实提供理由去拥有特定欲望或目的，这些理由是对象给予的（object-given）。这是理由的客观理论。依据另一组理论，行为的理由基于某些能满足我们当前的欲望或目标的事实。相应地有主观理论和主观的理由。我们应该接受某些基于价值的、客观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中，行为的理由从那些给予我们理由去拥有欲望或目标的事实中获取力量。【I,47】

　　第三章 主观理论（subjective theories）

　　8. 理由的主观主义(subjectivism about reasons) 主观理论诉诸关于我们当前的欲望、目标和选择的事实。另外一些主观理论诉诸那些我们在仔细考察事实之后将作出的选择或决定。这便有慎思理论（the deliberative theory）：我们有最大理由做那些在充分信息条件下合理慎思后选择做的事情。【I,62】这种主观理论易于与客观理论混淆。9. 为什么人们接受主观理论？我们的实践理由都是对象给予的和基于价值的，应该拒绝所有的主观理论，接受某种客观理论。 “许多人接受基于欲望或基于选择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是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自由至上主义者，这些人确信我们不应该告诉其他人他们应该想往什么、选择什么或做什么。譬如，诺齐克宣称，实质性的基于价值的理论‘开启了式的，外在强加的要求之门。’”【I,66】10.分析的主观主义（analytical subjectivism）规范主张是实质性的（substantive）。那些看起来是实质性的，但实际上仅仅是隐藏的重言式（concealed tautologies）论述。11. 巨大痛苦论证（the Agony argument）主观主义理论有不可接受的蕴含。巨大痛苦论证：我们都有理由去想往避免或力图避免所有未来的巨大痛苦；而主观主义则意味着我们没有这种理由。所以主观主义是错误的。

　　第四章 进一步的论证（Further Arguments）

　　12. 全或无论证（the All or None Argument）对主观理论的经典刻画。【I，89】全或无论证：如果行为的理由是基于欲望的，则要么所有的欲望都能给我们理由，要么没有欲望能给予理由。如 “所以，主观理论是建立在沙石之上。”【I,91】13. 不连贯论证（the incoherence argument）更精致的主观论版本，譬如慎思理论或免错理论【I,95】是不连贯的。15. 主观论的论证（Arguments for subjectivism）接受主观论的许多人是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者（metaphysical naturalists）。依据自然主义者，所有的属性或事实必须都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探究的那种，而不可化约的规范真理与科学的世界观不相容。这种关于理由的自然主义论述是完全错误的。

　　第五章 合理性（rationality）

　　16. 实践的和认识的合理性（practical and epistemic rationality）信念的合理性取决于在拥有这些信念时，我们是否对导致信念的认识论理由或真实性相关理由或其显然理由作出了良好回应。欲求和行为的合理性取决于，在拥有这些欲求或如此行时，我们是否对实践理由或其显然理由作出了良好的回应。【I,117】

　　第六章 道德（Morality）

　　19. 西季的二元论（Sidgwick’s Dualism）在《学方法》中，Sidgwick提出一种实践理由（practical reason）的二元论：“我们常常最有理由做公平地最好的事情，除非某些其它行为对我们自己最好。”【I,131】依据Sidgwick，公平理由和利己理由是完全不可比较的。20. 最深奥的问题【the profoundest problem】Sidgwick认为，义务和个人利益冲突提出了学上最深奥的问题。【I,142】与理由相比，合理性（rationality）的重要性较低。【I,147】最深的问题不是关于我们道德上应该（ought morally）做什么,而是我们有充分或决定性的理由做什么【I,148】。

　　第七章 道德概念（moral concepts）

　　21. 无知行事或伴随错误信念的行事（Acting in ignorance or with false beliefs）wrong有几种含义：事实相关意义（Fact-relative）上的错误；信念相关意义（belief-relative）上的错误。哪一种意义上的ought/right/wrong最重要呢？ 22. 其他类型的错误（other kinds of wrongness）依据另一种论述，wrong只有一种道德含义。【I,164】wrong的概念指wrongness的属性。Wrong的一种版本是不可定义的（indefinable），不能用其它的术语来解释，而能用它来定义其它的道德概念。

　　第二卷 原则（Principles）

　　第八章 可能的同意（Possible consent）

　　23. 强迫和欺骗（coercion and deception）Kant最爱的原则是人性公式（the formula of humanity）。 Korsgaard：“依据人性公式，强迫和欺骗是错误待人（wrong-doing to others）的最基本形式。”【I,178】24. 同意原则（the consent principle）Kant的宣称是：“以任何他们不可能同意的方式待人是错误的。”Korsgaard和O’Neill等；同意原则最好表达为E：“以任何当事人不可能合理地同意的方式对待任何人都是错误的。”【I,181】25. 给予同意的理由（reasons to give consent）同意原则可以重述为CP2：“以一种在行为影响含义上人们没有充分理由同意的方式待人是错误的。”【I,184】同意原则不可能是Kant试图发现的道德的原则。有时候满足了同意原则的行为也可能是错误的。同意原则也只陈述了Kant人性公式中的一个观念。

　　第三卷 理论 (Theories)

　　第十二章 普遍法则（universal laws）

　　41. 自然法公式和道德信念公式Kant提供了更好的公式，即普遍法则公式（FUL）：按照这样的准则行事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能意愿（could not will）该准则成为普遍法则。Kant有时指Law of nature Formula：按照这样的准则行事是错误的，除非我们能合理地意愿每个人都接受这一准则并在能够的时候遵循之。【I,286】和所谓的道德信念公式（the moral belief formula）: 按照这样的准则行事是错误的，除非我们能合理地意愿每个人相信该种行为是在道德上允许的。[I，286] 42. 能动者的准则（The Agent’s Maxim）诉诸能动者准则会导致各种问题。Parfit认为，按照某种完全Kantian的方式修正后，Kant的公式可取得惊人的成功。自然法公式3(LN3)：我们的行为是错误的，除非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合理地意愿（rationally will）每个人都做，在类似处境下，如果能够的话。【I,296】道德信念公式2（MB2）：我们的行为是错误的，除非我们能够合理地意愿所有人都相信该行为是道德上允许的。【i，296】Parfit总结说，应该修正Kant公式使其不指涉准则。【I, 300】

　　第十三章 如果每个人都那么做会怎么样？

　　43．个体-群体困境（each-we dilemmas）个体-群体困境提出了实践和理论问题。Kant的自然法公式能够像一个道德放大镜一样，让我们看见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合理地意愿我们一起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子子孙孙带来如此的破坏。【I,306-307】44. 门槛异议【the threshold objection】使得Kant的公式不是应用于准则或策略，而是直接应用于人们的行为就好了。45. 理想世界异议（the ideal world objections）

　　第十四章. 公平（Impartiality）

　　46.金规则（The golden rule，黄金律）金规则：我们应该以愿意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别人。就实践目的而言，却可能是最好的。49. 一个康德主义的方案（A Kantian Solution）Kant公式像一个极度膨胀的金规则。 康德式的契约主义公式（the Kantian contractualist formula）：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其普遍接受是每个人能够合理意愿的。【I,342】这个公式可能是Kant试图发现的东西：道德的原则。

　　第十五章 契约主义（contractualism）

　　50. 理性协议公式（the rational agreement formula）理性协议公式：任何人都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其普遍接受是每个人都理性地同意的。【i，343】51. 罗尔斯的契约主义（Rawlsian contractualism）当应用于道德的时候，Rawls的契约主义失败了。Rawls的理论实际上仍导致某种功利主义。52. 康德的契约主义（Kantian Contractualism）在Kant公式中，多次试验，每个人一次。53.斯坎伦的契约主义（Scanlonian contractualism）斯坎伦公式：每个人应该遵循没有人能够合情理地（reasonably）拒绝的原则。

　　第十六章 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

　　55. 后果主义理论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我们行为的对错只取决于有关它如何使得事态最好的事实。56. 后果主义准则（Consequentialist Maxims）最优准则（Optimific maxim）：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这些准则，事情将会公允地最好（impartially best）。准则后果主义（maxim consequentialism）：每个人都应该遵循最优准则。【脑子里开始有个问题：Parfit在分析Kant的普遍法则公式的时候，千方百计从Maxim下降为行为，而这里却又从行为上升到Maxim，如果前面的Maxim有缺陷，则后面的maxim能避免这些缺陷么？换了一个位置：准则取代了行为】57. 康德主义的论证（the Kantian argument）每个人应该遵循这些最优原则。这是规则后果主义的康德主义论证。是有效的。

　　第十七章 结论

　　63. 康德后果主义（Kantian Consequentialism）这些理论可以被合并为：康德规则后果主义（Kantian Rule consequentialism）：每个人都应该遵循最优原则，因为唯有这些原则是每个人能够合理地意愿其为普遍法则的。【I,411】64. 攀登山峰【climbing the mount网友n】三度理论（triple theory）：一个行为是错误的当且仅当，这个行为被这样的原则否弃时：1、原则的成为普遍法则会使得事情最好；2、这一唯一的原则的成为普遍法则是每个人能合理地意愿的；3、是没有人能够合理地拒绝的原则。

　　第六卷 规范性（Normativity）

　　第二十九章 规范性和真理（normativity and truth）

　　102. 表现主义（expressivism）Gibbard和Blackburn可能批评说我忽视他们的表现主义（expressivism）。103. Hare论真正重要之事（Hare on What matters）Hare接受一种情绪主义的、表现主义的，或更广义地讲，非-认知主义的观点（non-Cognitivist view）。

　　第三十章 规范的真理（Normative truths）

　　105. 分歧（disagreements）

　　当我们与他人分歧的时候，常常存在一个不对称（asymmetry）。最深刻的分歧则关于规范性（normativity）：我相信存在不可化约的规范的、理由指涉的真理（reason-involving truth），而自然主义者、非-认知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106. 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how we should live）” Socrates问哪种生活内在地最好（intrinsically best），这里“内在地善/好”意味着事情具有内在特征使得其好，或其好由这些内在特征构成。Williams则建议放弃“内在善/好”的观念，但其反对却惊人地缺乏深度。

　　江绪林 2015年1月12日星期一

　　《On What Matters》读后感(三)：德里克·帕菲特《论真正重要之事》（On What Matters） 导言

　　德里克·帕菲特《论真正重要之事》（On What Matters） 导言

　　amuel Scheffler 撰写

　　江绪林 译

　　【译按：帕菲特的《论真正重要之事》（On what matters）经历十多年的草稿流传终于在201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布兰德·胡克（Brad Hooker）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已经欢呼该书为自1874年西季维克《学方法》以来最重要的著作，而这期间的竞争者包括尼采、王尔德、摩尔、罗斯、罗尔斯、麦金泰尔、威廉斯、斯坎伦等人。 帕菲特是1942年在出生的英国人。 该书英文版上下两卷长达1320多页，等待中译本估计也需要一段时间。Samuel Scheffler为该书写的导言清晰地介绍了该书的内容和意义。仅仅基于非商业目的提供翻译件于此。江绪林 2011年8月4日】

　　在这充满论证而又极为原创的著作中，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讨论了实践哲学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书分为两卷，每一卷又各自包含三个分。由第二分和第三分构成的核心章节探讨的是实质性道德（substantive morality）的问题。这些章节源自2002年10月份帕菲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作的三次特纳讲座（Tanner lectures）。在第一分和第六分中， 帕菲特探讨了伯克利讲座没有涵盖的内容。第一分是对理由（reasons）和合理性（rationality）的一个展开讨论，为第二分和第三分的道德主张提供了背景。第六分讨论了元规范（meta-normative）问题，而这些元规范问题是我们在提出有关理由和合理性的主张时对规范语言的使用所引出来的。

　　在第四分中，帕菲特的伯克利特纳讲座的三位评论人——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苏珊·伍尔夫(Susan Wolf)和阿伦·伍德(Allen Wood)——提供了修订后的评论。另外，芭芭拉·赫尔曼（Barbara Herman）虽然不是帕菲特的特纳讲座的参与者，也特意写了一系列评论并被纳入此书。帕菲特在第五分中对所有这些评论做了回应。帕菲特与评论人之间的互动主要涉及源自伯克利讲座的那些章节。

　　在论述道德的章节中，帕菲特试图重新划定道德哲学的版图。修读道德哲学课程的初学者一般会被告知，在后果主义者与康德主义者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分歧：后果主义者相信行为的正当性（rightness）单单是其总体后果的一个函数；而常常诉诸某种形式的绝对命令（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康德主义者则争辩说，有一些义务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不管这样做是否会产生后果主义所谓的最优结果。虽然后果主义和康德主义都允许诸多的变体和修正，但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大多数后果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还是理所当然地预设：两者之间的分歧是深刻而基本的。

　　帕菲特在本书第二分和第三分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削弱上述预设，并论证说：在这两个我们惯于看做是敌对性的两个立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趋同性（convergence）。帕菲特开始于对康德自己的道德哲学的持续而具穿透力的检查，包括绝对命令的诸公式以及康德其他关键的道德观点。虽然康德的学著作，尤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是道德哲学史上得到最广泛讨论的文本之一，帕菲特对这些文本的研究仍然导致新颖的观察和洞见。

　　从本书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出，帕菲特对康德的态度是复杂的，不易做简单的概括。帕菲特认为康德是“从古希腊以来最的道德哲学家”（Parfit, Derek, On What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35,下同），还说“在仅仅四十页纸喷泻的【指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译注】中，比起几个世纪所有的哲学家来，康德给了我们更新、更丰富的思想”（p. 183）。然而，帕菲特由迅速补充说，“在那些使得康德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品质中，其中之一就是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p. 183)。许多研究者明确地将自己当做是康德的批评者或辩护者，而帕菲特的路径则并不如此。帕菲特将康德的文本当做主张、论证和观点的一个丰富矿藏，都值得像对待一个卓越的当代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认真对待，但许多论点也需要澄清或修正，有一些则完全不现实。帕菲特大范围地检查了这些主张、论证和观点，而他的检查以精确的对焦和分析强度而著称。他的首要目标既不是辩护康德也不是批评康德，而是确定康德的哪些观点可以被我们用来推进道德哲学。最终，进步是帕菲特的真正目的。正如他在解释为何康德的一个公式应该被修正时所说：“从的哲人的作品中学，我们应该努力取得更多的进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应该能够看得更远。”（p. 300）

　　帕菲特确认了康德思想中的几个因素，他认为这些因素特别重要并打算予以赞同，条件是做出相当的修正和补充。不过，在解释这些观点的内容和含义的时候，帕菲特常常与其他主要的康德诠释者存在分歧。这或许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绝对命令的“普遍法则公式（Formula of Universal Law）”的处理上。正如帕菲特观察到的，绝对命令的这一公式遭受到诸多严厉的反对，以至于许多甚至同情的诠释者都得出结论说，作为能区别对错的行为指导原则，这一公式没有什么价值。许多重要的康德研究者都认为绝对命令的其它公式更丰富，更有启发性。

　　相反，帕菲特则在普遍法则公式中看到了巨大的潜力。与主流的诠释相反，他坚持认为普遍法则公式（FUL）“是可行的”，而且“经过某种完全康德式的修正后，是惊人地成功的。”（p. 294）实际上，帕菲特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说，该公式的一个恰当的修正版“可能是康德宣称要发现的东西：道德的原则。”（p.342）

　　帕菲特所喜欢的普遍法则的修正版这样陈述的：“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该原则的普遍接受是每个人能够合理地意愿的。（Everyone ought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whose universal acceptance everyone could rationally will.）”由于诉诸普遍选择或同意，这一公式可称为契约主义（contractualism）的一种形式，而帕菲特则称之为“康德的契约主义公式”。这样诠释后，这一康德立场就需要与当代的契约主义相比较，尤其是那些受到康德启发的契约主义。约翰·罗尔斯对无知之幕后会被选择的原则的诉求就是一个例子，虽然罗尔斯使用无知之幕的契约工具几乎完全是为了选择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罗尔斯从来没有继续那个他在《正义论》中简要提及的观念，即同样的契约工具或许可以用来选择更一般的道德原则。帕菲特将罗尔斯提及的观念付诸严格的检查，并得出结论说，作为一种道德理论的契约论最有希望的版本是由托马斯·斯坎伦提出的。

　　如帕菲特所述，“斯坎伦公式”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遵循那些没有人能够合理地拒绝的原则。”帕菲特论证说，至少按照某些诠释，斯坎伦的其余主义与康德的契约主义是一致的，因为，那些每一个人都能合理地意愿其普遍接受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那些没有人能够合理地拒绝的原则。这两种形式的契约主义之间趋同的可能性并不特别让人紧要，不过帕菲特和斯坎伦在这种趋同的精确范围上则有分歧。不过更惊人的却是帕菲特对契约主义与后果主义的关系的看法。

　　如我已提及的，康德主义和后果主义之间的对立一般被认为是深刻而基本的，而且罗尔斯和斯坎伦的当代契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提供后果主义的有说服力的替代物这一动机所促成的。然而，帕菲特争论说，康德的契约主义实际上蕴含着一种“规则后果主义”，即这样一种主张:“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该原则的普遍接受能够导致最好结果（Everyone ought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whose universal acceptance would make things go best.）” 帕菲特认为，那些每一个人都能合理地意愿其普遍接受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那些没有人能够合理地拒绝的原则，恰恰就是那些会产生最优结果的（optimific）的规则后果主义的原则。由此，康德的契约主义与规则后果主义可以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康德式的规则后果主义（kantian Rule Consequentialism）的立场：“每个人都应该遵循会产生最优结果的原则，因为只有这些原则才是每个人能合理地意愿其成为普遍法则的原则。”（p. 411）虽然这一立场就关于人们应该遵循的原则所主张的内容而言是后果主义的，在论述我们应该遵循这些原则的原因时却更是康德主义的。我们应该遵循它们是因为这些原则的普遍接受是每个人都能合理地意愿的，而不是因为——像后果主义者所言的——真正重要的是应该有最好的结果。

　　既然康德的契约主义蕴含着规则后果主义，而且某些版本的康德契约主义与某些版本的斯坎伦契约主义是一致的，所有这三种立场可以被结合在一起。相应的“三合一理论（triple theory）”主张：“一个行为是错的，当这样的行为被某些原则所驳回的时候，而这些原则是能产生最优结果的、唯一普遍地被意愿的、不能被合理地拒绝的原则。”（p.413）帕菲特相信，这些诸多的趋同性的结果就是，认为在康德主义者、契约主义者和后果主义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的看法是错的。相反，“他们在不同的侧面攀爬同一座山峰。”【p.419】

　　在发展其主要论证的时候，帕菲特非常依赖于有关理由和合理性的实质性主张。他所讨论的理论都就人们希望或做各种事情的理由以及个体行为被认为是理性的（reasonable）或合乎理性的之条件提出了一些主张。因此，帕菲特对这些理论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这些理论有关理由和合理性的主张的评价。但关于理由和合理性的主张很难说比有关对错的主张更少争议。认识到这一点，在论述道德的章节之先，帕菲特以对理由和合理性的一个详细阐述和对自己看法的辩护作为前奏。

　　许多哲学家相信，我们行动的理由都是由我们的愿望（desire）所提供的。我们最有理由去做那些将最能实现我们既定的愿望或理想条件下将有的愿望的事情。虽然这些被帕菲特界定为“主观理论”的基于愿望的观点（desire-based views）在哲学内外都有极大影响，帕菲特相信这些观点都是误入歧途的，并对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帕菲特争论说，这些论点不仅会有完全不合情理的含义，而且最终是“奠基在沙土之上”。它们意味着：我们的理由从那些我们毫无理由地具有的愿望中获得规范力量；然而，这样的愿望自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理由。最终，基于愿望的论点的含义就是：我们的行为根本就没有理由，而且，更进一步，就我们没有理由关心那些我们确实关心的事情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重要的（nothing really matters）。

　　通过拒绝这些阴郁的论点，帕菲特争论说，我们应该接受一种客观的、基于价值的（value-based）理论。在这种理论中，行为的理由是由行为将会实现的价值提供的（或者用帕菲特的话，由那些使得某些事情因其自身而值得做或那些使得某些结果为好或为坏的事实提供的）。在这种理解中，关于理由的判断（judgments about reasons）比关于合理性的判断（judgments about rationality）更为基本，因为按照帕菲特的观点：当我们对理由或明显的理由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就是合乎理性的（rational）；当我们做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假设我们的信念为真），我们的行为就是合乎理性的。这一论点与一系列流行的实践合理性的解释形成对照，譬如那些将合理性等同于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论点，或将实践非理性（practical irrationality）等同于不一致性的论点。

　　正如托马斯·斯坎伦在其回应中所言，理由优先于合理性的论点与康德的论点有冲突。对于康德来说，绝对命令的权威和内容都应该在与理性能动性（rational agency）的要求之关联中，而不是与人们所具有的某些独立的理由概念之关联中得到理解。斯坎伦这样来描述他所谓的“关于理由的康德建构主义”：“关于理由（更精确地，关于人们必须看做理由的事情）的主张必须基于关于理性能动性的主张，基于将自己看做理者的人能够采取的态度上的主张。证成（justification）决不能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即从关于理由的主张到达关于合理性之要求的主张。”（II, p.118）

　　帕菲特像斯坎伦一样拒绝了关于理由的康德建构主义，并且，像斯坎伦所指出的，帕菲特试图证明存在趋同性的所有道德理论都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的，即“诉诸‘人可以合乎理性地意愿的事物’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则预设了人可具有的、可独立理解的理由及其相对力量的概念。”【II, p.118】这一点使得这些理论区别于康德自己的观点，也区别于一些著名的当代康德主义者的观点，譬如克里斯汀·科斯伽德（Christine Korsgaard）。正如帕菲特所承认的，他对一个原初的、不能定义的“理由”概念的依赖，以及相应的他对不能化约的规范的真理（normative truths）的存在的承诺使得他的观点是科斯伽德所言的“独断论的理性主义（dogmatic rationalism）”的某个版本。这样，它不但会被想科斯伽德那样的康德建构主义者所拒绝，也会被一些非常不同的元立场的拥护者所拒绝，譬如各种形式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非认知主义(non-cognitivism)。

　　因此，在第六分中帕菲特致力于解释和辩护他的规范性（normativity）概念。他赞同一种他称之为“非形而上学的、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诉诸于我们据说拥有的，关于不可化约的规范真理的直觉信念。这种观点不是柏拉图主义的，因为后者才做出关于实在的非时空的主张。它对直觉的依赖也不意味着规范的事实是通过一种类似于感官知觉的心智能力（mental faculty）来理解的。我们并不像受某种原因影响的结果一样察觉到诸如正当性（rightness）或规范性等规范属性的存在。相反，我们理解规范的真理犹如我们理解数学或逻辑真理一样。实际上，帕菲特争论说，数学和逻辑推理自身就涉及到对我们有理由相信的事情的规范真理的承认和回应。举个例子，我们承认，P为真和命题“如果P则q”为真给予我们决定性的理由去相信q为真。帕菲特坚持说，正如有我们有理由相信的事情的真理，也有我们有理由去做的事情的真理。

　　帕菲特当然意识得到，许多哲学家并不接受不可化约的规范真理的存在。虚无主义者和谬误理论主义者（error theorists, 【以John Mackie为代表，认为日常思想都被错误的理论所感染而陷入谬误之中】）认为一切规范主张都是错误的。自然主义者认为规范事实都能被还原为自然事实。非认知主义者认为：虽然在人类生活中具有重要性，规范主张根本就不像事实陈述那样发挥作用。帕菲特讨论和批评了这些立场的许多有影响的类型，包括如下人的观点：西门·布莱克伯恩（Simon Blackburn），理查德·勃兰特（Richard Brandt），阿伦·吉巴德（Allan Gibbard），理查德·黑尔（Richard Hare），约翰·麦基（John Mackie）和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帕菲特争论说，这些观点没有一种能恰当地解释我们思想的规范维度；在所有这些论点中，规范性都被认为是一种幻觉。规范完全消失了。实际上，帕菲特似乎相信所有这些论点都倾向于虚无主义，而虚无主义是对不可化约的规范真理的承认的唯一真正的替代物。帕菲特也没有被科斯伽德对规范的实在论的康德式的反驳所说服。与科斯伽德相反，帕菲特宣称：规范性的源泉并不在于意志，而在于有关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去意愿、去做的事的不可化约的规范真理的存在（normativity does not have its source in the will, but instead consists in the existence of irreducibly normative truths about what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o want, and to do）。

　　很明显的是，帕菲特讨论理由和合理性的目的与讨论实质性道德理论时的目的是很不同的。在讨论道德理论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证明一些被预设为彼此冲突的理论实际上是收敛的或趋同的，因此它们之间显然的分歧就消失不见了。而在讨论关于理由和合理性的不同观点时，竞争性理论之间的趋同性并不是设定的议程。相反，帕菲特争论说，我们应该接受基于价值的理由理论，拒绝基于愿望的理由理论。类似地，他的认知主义，而不是各种自然主义或非认知主义，应该被接受。显然，帕菲特很担心实质性道德上的分歧，因为他认为那会侵蚀我们对道德真理存在的信念。这就是帕菲特被强烈地驱动着去证明竞争性道德理论之间的趋同的可能性的原因。虽然帕菲特也忧心于元或元规范上的分歧，他对此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在此他仅仅试图决定竞争性的立场中哪一种是正确的。然而，因为帕菲特试图证明存在趋同性的各种实质性道德都预设了帕菲特关于理由和合理性的论点，在理由和合理性上的诸论点之间明显的竞争性使得帕菲特在实质性道德层面描述的趋同性的重要性陷入疑问之中。那些拒绝基于价值的理由理论以及那些接受某种自然主义或非认知主义或建构主义的人，或许不会为帕菲特的道德共识所动，因为这种共识依赖于接受他们所拒绝的元观点。所以帕菲特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证明：他所辩护的趋同性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它对有关理由和合理性的主张所削弱，而在这些主张上却不存在趋同性。虽然帕菲特并没有直接回应这个挑战，他确实争论说，那些拒绝他在理由和合理性上所持观点的人并不总是完全理解了他的观点。帕菲特还表达了这样的希望：一旦有关的误解被消除了，更多的哲学家会接受他的观点。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就算有关理由和合理性的竞争性理论自身并不趋同或收敛，也有理由希望在哲学家对于它们的评价上会存在更多的趋同性。当然，这个建议本身也是有争议的。

　　针对帕菲特精致绵密的论证，也可以提出许多其它的问题。四位评论人从不同角度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帕菲特试图证明存在趋同性的那些观点在何种程度上是那些更熟悉的道德观点的可靠的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康德契约主义是真正康德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合理性与理由的关系之观点更多地是帕菲特的而不是康德的。类似的问题也可以针对其它显然趋同的立场提出。在何种程度上斯坎伦契约主义反映了斯坎伦自己的论点？帕菲特的规则后果主义与其它的后果主义公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正如斯坎伦所注意到的，在发展一种康德主义的立场的时候，帕菲特很坦率地表明他愿意离开康德实际的论点，当他认为他能够做出改进的时候。 帕菲特说：“我们询问康德的公式是否能帮助我们决定哪种行为是错的，有助于解释为何这些行为是错的。当我们能够以一种亟需的方式修正这些公式时，我们是在发展一种康德式的道德理论。”（p.298）在答复斯坎伦的时候，帕菲特对于如下事实也很坦率：他关于康德规则契约主义和斯坎伦契约主义的趋同性的论证“并不适用于斯坎伦著作中陈述的立场”（II, p.244），而是适用于帕菲特以可以加强它的方式修正后的斯坎伦的论点。

　　这种不辩解的修正主义使得帕菲特承受了两个风险。第一个是斯坎伦已经提及的，那就是，帕菲特能够证明的趋同性的让人惊讶和重要性可能依赖于这些趋同的理论与它们的创始人的距离。以背离原始形式的方式修改得越多，则它们的趋同性就越不让人惊讶，重要性也就越低。第二个风险就是，在修改原始理论以使它们彼此相近的时候，原始理论中有价值的因素可能也被排除掉了。

　　苏珊•伍尔夫对帕菲特的趋同论抱有上述两种质疑。对于帕菲特调和康德主义、后果主义和契约主义三种传统的抱负，她说：“以上引述的评论建议说：这些不同传统强调的价值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诠释或排序以至于消除它们之间的张力，或者接受那些会使得与其敌手相互和解的修改和限制是符合这些传统最的诠释者的精神的。当帕菲特做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他背离了他所讨论的任何一个哲人的明确立场，而且这种背离在我看来是以一种诠释上不合情理、在规范上让人遗憾的方式发生的。”（ii, p.32）伍尔夫的论点是：康德主义、后果主义和契约主义传统体现了不同的评价视角，每一种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彼此确实处于真实的紧张之中。这些张力反映了我们的道德思想内自身更广泛的张力。因此，伍尔夫相信，这些张力是不可消除的，也不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任何帕菲特所追求的统一性原则将不得不是一种妥协而不是完全的趋同，并且这样的原则最终将遗漏有价值的因素。就后一点伍尔夫特别提及了帕菲特版本的康德主义，她认为帕菲特版本忽略了康德道德哲学中自律的重要性。

　　芭芭拉•赫尔曼也相信帕菲特的立场以某些基本的方式背离了康德的立场。不过，当伍尔夫怀疑道德依赖于某种帕菲特所寻求的统一原则这一观念的时候，赫尔曼却同情康德自己的整全论述，并且相信帕菲特的理论是迥异因素的不稳定的混杂。具体地说，赫尔曼争辩说，帕菲特采取了某种杂交的方，这种方虽然包含了一些康德主义因素却仍然有“很强的后果主义色彩”。（ii, p.81）虽然帕菲特的意图是保留康德论点中最有说服力的因素而避免其论点的某些明显不受欢迎的含义，赫尔曼却相信，在康德主义和后果主义的方中有深深的裂缝，以至于任何试图综合两者的企图最终将扭曲康德自己的论述并且使得其最有价值的因素隐晦不明。在她的评论的第一个片段，赫尔曼辨认了帕菲特方中她认为具有强烈后果主义色彩的几个因素，她还举例说明了作为结果出现的在帕菲特与康德之间的方分歧。或许最基本的分歧是这样的：赫尔曼说，当帕菲特诉诸各种非道德的利益（non-moral goods）来确定人们能够理性地意愿之事并确定道德自身的内容时，康德则试图在独立确定的道德框架内为非道德的利益保留一个位置。在随后的评论中，赫尔曼试图论证说，经过恰当发展的整全的康德路径有足够的资源吸纳那些康德似乎忽略了的一些最重要的道德洞见，譬如那些与可允许的谎言相关的洞见。如果这是正确的，则需求一种混杂的道德方的动机的大分就消失了。在回应中，帕菲特并没有直接论及赫尔曼以这种方式发展一种整全的康德主义观点的富有教益的企图。相反，帕菲特驳斥了赫尔曼有关他和康德的方之间存在错配的观点。帕菲特声称，绝大多数赫尔曼引述的他的方中的后果主义因素也是康德观点的特征。并且，虽然他确实建议对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做出修改，有些修改完全符合康德观点的精神，而另一些则是避免一些明白的错误所必须的。因此，帕菲特相信，他自己的论点和康德的论点之间的裂缝远远比赫尔曼所断言的要窄得多，也浅得多。

　　像赫尔曼一样，阿伦•伍德也争论说帕菲特的哲学方以重要的方式背离了康德的方法，不过伍德就强调了帕菲特路径中不同的维度。伍德相信帕菲特采纳了一种源自西季维克的方法，这种方法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提供一种“科学的”。这里的观念是：将我们常识的道德信念予以系统化，如果必要的话还予以调整，目标是达到一系列精确的原则，在任何可设想的处境中这些原则能够以一种演算的方式产生确定的道德裁决来指导行为何去何从。伍德相信，那些彼此分歧甚大的哲学家如康德、边沁和密尔就采纳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伍德认为要优于他归之于西季维克和帕菲特的方法。这一替代的方法不是开始于常识的洞见，而是开始于那些陈述基本价值的根本原则。随后，一般的道德规则或义务以一种非演绎的方式从这些根本原则中抽取出来。这些规则或义务代表着一种在人类生活条件下诠释基本价值的含义的企图。这些规则或义务自身允许例外，也要求诠释，他们对具体个案的适用需要判断力的运用，而不能以精确规则或原则的方式编为法典。因此，一方面，伍德理解的康德方法较西季维克方法给予了常识的道德洞见较少的分量；但另一方面，它又认为那种建构能提供道德决策算术系统的科学的的企图是没有希望的。

　　伍德相信，上述的方法分歧就存在帕菲特与他关于康德的人性公式（Kant’s Formula of Humanity）的解释分歧的背后——不过帕菲特的回应表明他帕菲特并不接受伍德的诊断。伍德认为上述分歧也存在于他们对一种熟悉的哲学论证方法的迥异态度背后。这种论证方法将我们的直觉反应予以风格化（stylized），有时候使用复杂的虚构例子来测试候选的道德原则。 不管是否涉及实际的有轨电车，伍德将所有这样的例子当做“有轨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s）”，这是为了对首先将这一案例引入哲学文献的菲利帕·佛特（Philippa Foot）表示一种诙谐的敬意。在建构自己的论证的时候，帕菲特常常使用这样的例子。譬如，他对康德契约主义和规则后果主义的趋同的论证就通向这样的一些主张：在一个处境中，一种行为会给本人施加负担，而唯一的替代方案则会给别人施加负担，则这个人会合乎理性地同意做什么。帕菲特列举了一系列的虚拟例子来澄清和辩护那些主张，这些例子涉及在不同的虚拟处境中不同大小和类型的负担。在这些例子中他试图整理出我们的直觉反应来表明：（1）. 每个人都能够合乎理性地意愿后果上带来最优结的原则的普遍接受，哪怕这些原则会对他自己施加某些负担；（2）.没有其他原则的普遍接受是每个人都能够合乎理性地选择的。帕菲特显然相信对虚拟例子的使用有助于澄清那些在复杂的道德选择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能使我们在道德论证中取得进展。相反，伍德认为“有轨电车难题”这样的虚构例子“在道德哲学中不仅仅是无用，而且还有坏处，”（ii, p. 68）而他的文章的大分则是对这种方法的批评，在这种方法中，“有轨电车难题”让道德哲学误入歧途。

　　如果其他人赞同伍德对在道德哲学中诉诸虚构例子的方法的保留，帕菲特对这些例子的广泛依赖或许构成拒绝其论证的一个理由。当然，就是那些并不认同伍德对虚构例子方法的极端排斥的做法的人或许也发现自己不同意在一些特定例子中帕菲特的反应，不过帕菲特预料到诸多潜在的反对意见，并且展现了丰富的策略来提前拆解这些异议。帕菲特指出，我们对有些个案的回应会依赖于我们是接受基于愿望的理由理论还是接受基于价值的理由理论。既然他希望使用我们的回应来支持他的不同道德理论间的趋同论主张，这种变动代表了一种方式，在其中有关理由和合理性的分歧（就如关于规范判断的本质的元分歧一样）会威胁到帕菲特试图建立的道德共识的稳定性。如我已指出的，帕菲特对这个威胁的回应不是寻求竞争的元理论或有关理由和合理性理论之间的趋同性。相反，他争辩说，有决定性的理由拒绝所有那些试图取代“非形而上学的、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和基于价值的理由理论的替代物。帕菲特将趋同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可能性之上：哲学家们最终将接受他所赞同的认知主义的和基于价值的立场。这是消除分歧或至少使其不再尖锐的一种不同方法：证明只有一种立场我们可以合乎理性地接受。

　　不管是通过建立理论间的趋同还是决定性地论证对手方案的不恰当，消除分歧的是帕菲特著作的一个关键特征。这一有时候表现出一种紧迫感。在回应苏珊·伍尔夫的时候，这种紧迫感表现出来。伍尔夫认为帕菲特试图显示“只存在一种真正的道德，这一道德具体表现为某个单一的原则，而各种道德传统都以他们各自的不完美的方式探寻这一原则。”（ii, p.32）相反，伍尔夫自己则认为，如果最终表明道德并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原则，“那也不是一个道德悲剧。”（ii, P.33）在回应的时候，帕菲特赞同说，如果没有单一的原则，那确实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他又补充说，“如果没有单一的真正道德，那就确实是一个悲剧。” 帕菲特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这可能会让我们怀疑是否存在任何真正的道德原则。既然道德可能是一个幻觉， 那么道德最终会是什么就没什么关系了。”（ii, p.151）或许，正是这种阴郁的可能图景，或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重要的这种更阴郁的可能图景（这是帕菲特所担心的），促成了帕菲特致力于消除分歧时的紧迫感。不管一个人是否同意帕菲特对由深刻分歧所带来的威胁的判断，没有人会不讶异于帕菲特追求其目标时卓绝的原创性和纯粹的理智强度。他丰富而有挑战性的讨论（这为他与芭芭拉·赫尔曼、托马斯·斯坎伦、苏珊·伍尔夫和阿伦·伍德的互动所显明），以新鲜而奇异的方式铸改了熟悉的论题，开启了哲学探究的许多果实累累的新路线。没有一个对道德、合理性或规范理论感兴趣的人会愿意错过这卓越的、刺激性的、论证绵密的著作。

　　《On What Matters》读后感(四)：Peter Singer《论重要之事》讨论课课程大纲（2010秋，王子屯）

　　A Guide to Reading On What Matters

　　The course is an examination of Parfit’s arguments in his forthcoming work On What Matters, so that is the place to begin your reading. The more you can read before the first class, the better. (And if you decide it is not for you, you can drop the class before you have too much invested in it.) Begin with Scheffler’s Introduction, which offers a helpful overview of what is to come, and the read the Preface. After the Preface comes a Summary. Unless you have a lot of background in this area, the Summary won’t make much sense, so you can skip it. That brings you to Part On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course, we will be discussing Parfit’s arguments for the objectivity of reasons for action, and his defense of a cognitivist and non-naturalist view of normative judgments. These arguments begin in Part One, so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it is essential.

　　After reading Part One you have a choice. Parfit’s deeper discussion of the meta-ethical issues r网友sed in Part One is in Part Six, and in class we will go from Part One to Part Six, before coming back to Part Two and Part Three, the sections of the book that focus on normative ethics. So you can either go str网友ght to Part Six, or you can read the book in the usual order, continuing on with Parts Two and Three. Whichever route you take, when you get to Part Two, remember that we will not be doing Kant scholarship in this class. Our interest is in whether Parfit is right in identifying a defensible normative , loosely “Kantian” position, not in whether the position he identifies as defensible is the one that Kant himself held. This makes Part Two of less significance than Part Three, and as Parfit says in his Preface, nothing important in Part Three depends on Part Two. Nevertheless, since the principles that Parfit criticizes in Part Two are widely thought to be significant, we will spend one class discussing Part Two.

　　art Four consists of commentaries that were responses to Parfit’s Tanner Lectures (in which he presented parts of an earlier draft), and Part Five is Parfit’s replies to the commentaries. All of the commentaries and responses shed some light on the text that has gone before, and the problems it r网友ses, but these parts are less essential to the course and reading them is encouraged rather than required. If you are only going to read one commentary, and one response, I suggest you read Scanlon’s commentary and Parfit’s response to that.

　　You don’t need to read the Appendices. The one most likely to be relevant to our discussions is B, but D is a fine example of Parfit’s thinking on an unusual question, and those interested in Parfit’s possibilist metaphysics should read J.

　　yllabus

　　otes:

　　1. All reading listed below is required reading, unless it is specifically stated to be optional reading

　　2. When books are listed without chapter or page numbers, it is not intended that you should read the entire book; instead use Parfit’s footnotes as a guide to the sections to read.

　　3. The dates are a guide only. Sometimes we may not cover everything planned in one class, and if that happens, we may carry over some issues to the next class.

　　Abbreviations:

　　CM = av网友lable on the Blackboard website/Course Materials.

　　ME = Henry Sidgwick, The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ition, 1907. Firestone reserve, or online:http://www.l网友ts.utexas.edu/poltheory/sidgwick/me/index.html

　　OWM = Derek Parfit, On What Matters, unpublished draft July 2010. CM. Page numbers refer to this pdf version.

　　Copp = David Copp,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thical Theory, av网友lable online through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or atwww.oxfordscholarship.com if you are on a Princeton computer or connecting through Princeton VPN

　　Res = Firestone Reserve

　　eRes = eReserve

　　Week 1 (9/21) Subjective or desire-based theories of practical reason: Hume on reasons for action, and Parfit’s “Future Tuesday Indifference” objection.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k II, Part iii, Sect 3 “Of the influencing motives of the will” CM

　　OWM Chapters 1-3, pp.51-85

　　treet, Sharon ,"In Defense of Future Tuesday Indifference," Philosophical Issues, vol. 19, 2009, pp. 273-298. eReserve

　　Richard Chappell, “Ag网友nst a Defense of Future Tuesday Indifference,” http://www.philosophyetc.net/2009/02/ag网友nst-defense-of-future-tuesday.html

　　Optional Reading:

　　eter R网友lton, “Humean Theory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Copp.

　　Michael Smith “Desires, Values, Reasons, and the Dualism of Practical Reason”, in Jussi Suikannen and John Cottingham, eds., Essays on Derek Parfit’s On What Matters, Res. This volume also appeared as a special issue of Ratio, 22 (2006).

　　Week 2 (9/28) Subjective theories of practical reason: further objections.

　　Harry Frankfurt will join us for this class.

　　OWM Chapters 4-5, pp.86-118

　　Harry Frankfurt, Taking Ourselves Seriously and Getting it Right. Res and online via PU Library. (You may skim passages not relevant to the issue of practical reasoning.)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 see the passages to which Parfit refers, mostly around pp. 395-433.

　　Week 3 (10/5) Moral Rationalism: Sidgwick and the “Profoundest Problem”.

　　ME Book III, chapter xiii, and Concluding Chapter

　　OWM Chapter 6, pp. 119-131.

　　Michael Smith “Desires, Values, Reasons, and the Dualism of Practical Reason”, in Jussi Suikannen and John Cottingham, eds., Essays on Derek Parfit’s On What Matters, Res. (This volume also appeared as a special issue of Ratio, 22 (2006). [Note that in response to this paper, Parfit says, at the end of the long footnote 480, on p.912: “I shall add here that, in the last part of his paper, Smith assumes that, on my view, facts about reasons can be expl网友ned by appealing to facts about value. That is not so.”]

　　Optional Reading:

　　Although we will be focusing more on Parfit than on Sidgwick,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s of Sidgwick’s dualism of practical reason are relevant.

　　William Frankena, “ Sidgwick and the Dualism of Practical Reason”, The Monist, Vol. 58, (1974), pp. 449-467

　　J.L. Mackie, 'Sidgwick's Pessimism',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6 (1976).

　　John Skorupski, “ Three Methods and a Dualism.” In Ross Harrison, ed., Henry Sidgwick,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0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Roger Crisp, “The Dualism of Practical Reaso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45 (1995-96) ns: 53-73.

　　David Brink, “ Sidgwick's Dualism of Practical Reason”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66: (1988) 291-307

　　David Phillips, “ Sidgwick, Dualism, and Indeterminacy in Practical Reason,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15 (1998) pp.57-78.

　　ote: We shall not be discussing OWM Chapter 7 in class, but if you have not already read it, you may want to complete your reading of Part I by doing so

　　Week 4 (10/12):

　　aturalism and Subjectivism

　　OWM Chapters 24-26, 514-580

　　In Part VI, Parfit takes a meta-ethical position that is at odds with positions taken by many prominent moral philosophers. In these chapters, his targets include Williams, Falk, Darwall, Smith, Searle, Anscombe, and Sturgeon. Ideally, we would read some of the work of each of these philosopher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assess whether Parfit construes them correctly, and consider how they might respond to objections. But that would be too much reading, and I would prefer you to focus on reading and thinking about Parfit’s arguments. So what follows is optional reading, but it would be good if at least one member of the class would read some Williams, and another some Falk, and so on for those philosopher who Parfit discusses most. We will see if we can coordinate this.

　　Optional Reading:

　　W.D. Falk, “’Ought’ and Motiv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New Series, Vol. 48, (1947 - 1948), pp. 111-13. Also in W.D. Falk, Ought, Reasons, and Morality

　　The following is a useful accou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list” argument and its relation with emotivism: James Mahon, “Emotivism and Internalism: Ayer and Stevenso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thics, 7/2005, http://www.historyofethics.org/082005/Emotivism.pdf

　　ernard William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in Williams, Moral Luck

　　ernard Williams, “Internal Reasons and the Obscurity of Blame”, in Williams, Making Sense of Humanity.

　　tephen Darwall, “ Morality and Practical Reason,” Copp

　　tephen Darwall, Impartial Reason

　　Michael Smith, The Moral Problem

　　John Searle, Speech Acts, Ch.8

　　G.E.M.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Philosophy 33, 1958 and av网友lable here:

　　http://www.philosophy.uncc.edu/mleldrid/cmt/mmp.html

　　icholas Sturgeon, “Ethical Naturalism” in Copp, ch.3.

　　Week 5 (10/19) Meta-ethics: Ethical Naturalism, Nihilism,

　　Frank Jackson will join us for this class.

　　OWM Chapter 27, pp. 581-595

　　Frank Jackson has suggested the following reading: for a short overview, you can read "What are cognitivists doing when they do normative ethics？" (in course materials). If you want to read what Parfit is reacting too, you can read Jackson's From Metaphysics to Ethics, chs 5 & 6. These are short chapters. You can find uncorrected versions of them under course materials. (There is no need to read all three of these items.)

　　Optional Reading:

　　assages discussed by Parfit from:

　　R.B. Brandt, A Theory of the Good and the Right.

　　Mark Schroeder, Slaves of the Passions (av网友lable from www.oxfordscholarship.com)

　　ote that Mark Schroeder will be giving a talk in Princeton on Wednesday and has kindly offered to be av网友lable on Wednesday morning at 10am to meet with people interested in discussing his views and Parfit’s comments on them.

　　In addition, Simon Blackburn will be speaking at 4.30pm on Tuesday on Parfit's criticisms of expressivism. Location to be advised, probably one of the bowls in Robertson. For that, read OWM chap 28. I will also post a draft text under Course Materials in case anyone wants to look at it in advance.

　　Week 6 (10/26) Non-cognitivsm, Quasi-Realism, Expressivism

　　OWM Chapters 28-29, 596-628.

　　Optional Reading

　　Allan Gibbard Thinking How to Live, Res. Start with pp. ix-xiii, 3-20, but browse other sections and read enough to get a sense of the overall position.

　　imon Blackburn, “Antirealist Expressivism and Quasi-Realism” in Copp

　　imon Blackburn, Ruling Passions

　　11/2: Mid-Semester Break: No Class

　　Week 7 (11/9) Metaphys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WM Chapters 30-32, pp. 629-687.

　　Optional Reading

　　OWM Chapter 33, pp.688-710 and Appendix J, pp. 833-855.

　　Week 8 (11/16) Some Kantian Principles

　　OWM Chapters 8-11, pp. 150-218

　　Optional Reading:

　　Our focus is on whether the principles Parfit discusses are defensible, rather than on whether they are the principles Kant actually proposed, so there is absolutely no need to read anything beyond the chapters of OWM given above. Nevertheless, if you are not already familiar with Kant’s ethical writings, you may want to read at least the first chapter, and perhaps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hi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he title is sometimes translated a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You can find a recent translation with some helpful annotations by Jonathan Bennett here:

　　http://www.earlymoderntexts.com/pdfbits/kgw.html

　　(to learn more about Bennett’s project, and about his annotations, go here: http://www.earlymoderntexts.comand click on some of the headings on the left.)

　　If you read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Groundwork, you can feel satisfied that you have read the key text in which Kant presents his principles. Should that not enough Kant for you, you can try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which is av网友lable in an older translation here:http://philosophy.eserver.org/kant/critique-of-practical-reaso.txt

　　There is extensive discussion of what Parfit says about Kant in the commentaries by Susan Wolf, Allen Wood and Barbara Hermann, in OWM pp. 370-416. Parfit responds to these commentaries on pp. 432-465. (Not all of this discussion is about what Parfit writes in chapters 8-11.)

　　Week 9 (11/23) Universal laws, “What if Everyone…” and Impartiality.

　　OWM Chapters 12-14, pp. 219-265.

　　Optional Reading

　　The comments under optional reading for the previous week also apply to this week, ie some reading of Kant may be useful, as may some reading of the commentaries by Wolf, Wood and Hermann, and Parfit’s responses to them.

　　Week 10 (11/30) Contractualism, Kantian and Scanlonian.

　　OWM, Chapter 15, pp. 266-285.

　　OWM, Scanlon’s commentary, “How I am not a Kantian,” pp. 417-431, and Parfit’s response, Chapters 21-22, pp. 466-502

　　Optional Reading

　　T. M.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Harvard U.P., 1998. (Reserve)

　　Week 11 (12/6) Consequentialism and the Triple Theory.

　　OWM Chapters 16-17, pp. 286-320.

　　OWM, Chapter 23, pp. 503-513 (This is Parfit’s response to another aspect of Scanlon’ s commentary, which was part of the reading for last week.)

　　Optional Reading

　　H. Sidgwick, The Methods of Ethics, Bk IV, chs 3-5, pp. 423-496.

　　Week 12 (12/13) Reaching Agreement, and What Matters Most.

　　OWM, Chapters 34 and 36, pp. 711-729 and 755-764.

　　Optional Reading

　　Chapter 35, on Nietzsche, pp. 730-754.

　　《On What Matters》读后感(五)：On what matters（《论真正重要之事》） 内容萃取 （上）

　　On what matters（《论真正重要之事》） 内容萃取 （上）

　　y 江绪林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正式出版Derek Parfit的On What Matters（《论真正重要之事》）之前，早已广为流传的草稿书名一直都是Climbing the Mount网友n（《攀登山峰》）。整个10月份所有的时间都在辛苦而抑郁地跋涉这座高耸入云的山峰——集中阅读这长达1400页的英文著作，任何途中曾有过的智识的欢愉和撞击最终都蜕变为马拉松式的精神折磨。

　　这书甫一出版就受到极高的赞赏，Singer和Hooker都说，就重要性而言，这本书可以直接承续Sidgwick的《学方法》甚至是Kant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虽然Shroeder等人能从技术上抱怨Parfit过于粗暴地处理了某些元学论题，然而，On what Matters仍以其广博的视野、细腻而周密的分析、整全而具穿透力的理论建构将自身浇灌为一座必将不朽的经典：以对象给予的理由（object-given reasons）概念为基石，Parfit沿着对Kant《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绵密的文本分析，在Kant学、Scanlon契约主义和后果主义中发现或发展出一种深刻的趋同性（convergence），并将这种趋同性陈述为一个关于道德的三合一理论（Triple Theory）：道德上错误的行为就是那些为下述的原则所否弃的行为，这些原则是optimific(后果最优的)、每个人都合理地意愿的、且没有人能够合理地拒绝的。【I,412】不仅如此，仍然基于理由概念这一基石，在对规范性（Normativity）的更广泛分析中，Parfit毫不妥协地抗辩了Mackie和Williams等的虚无主义和主观主义理论，对“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苏格拉底命题给出了基于直觉主义的回答：基于理由而不是基于欲求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这样，Parfit将狭义的道德论题安置在广义的美德背景之中，从而实现了美德、义务论和后果主义三种主流理论的深刻而自然的惊人统合。

　　在为多元论和理论上的谦卑或琐屑所主宰的21世纪，如此巨大而成熟的理论统合性是惊人的。然而，对于Parfit而言，一切是那么自然，Plato, Hume, Kant, Schopenhauer, Nietzsche, Sidgwick, Ross, Moore, Rawls, Nagel, Scanlon,Williams, Korsgaard,Mackie, Blackburn,quine, Gibbard, Hare…等诸多大家的理论Parfit都轻车熟路且切中肯綮，并站在一种平等且实质性的角度进行对话或分析，而这种分析还具有分析哲学的严谨风格：清晰而审慎的论证，没有任何故弄玄虚或混蒙过关。

　　arfit惊人的高度或自视在他将自己与的休谟比较时坦率地流露出来：“当休谟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还不到30岁。他还有悠长的岁月，通过沉浸在哲学无边的深度里，慢慢尝试努力将航程引向一个欣愉的结。我现在已经67岁了…我需要找到途径让许多人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无所谓’意味着什么（what it would be for things to matter），让许多人相信：存在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不能期望自己一个人来做这些事。”【ii,453】

　　笔记有关说明。这篇笔记相当长,如果仅仅想对On what Matters基本概念有所了解的话，可另外参照Scheffler所撰导言的译文【另处提供】，本笔记可能适合进阶的了解。翻译问题：Rational有时翻成了“合理的”有时又翻成“理性的”；desire有时翻成“欲望”有时翻成“欲求”偶尔还翻成了“想往”；Impartial有时翻成“公平的”有时却翻成了“公允的”…。因为笔记是时断时续做的，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页码标注中“I”指牛津版上卷，而“II”则指牛津版下卷。

　　这份笔记划分为5个分：1、“理由”，是parfit的理论基石；2、“原则”，完全是分析Kant绝对律令的“人是目的”公式；3.“理论”：逐渐提出统合了Kant的普遍法则公式、Scanlon的契约主义和后果主义的三合一理论；4.“批评与回应”：这一分被大规模简略，只选取了四个批评中我看来更重要的Susan Wolf和Scanlon的两个批评，而Parfit在正文中的回应则完全忽略，转而选取了parfit在附录H中对Kant自律公式的否定性分析作为对Wolf批评的有力回应；5.“规范性”，这是分量最大的一分，Parfit在此激烈地主张了一种基于直觉的、非自然主义的认识主义论点，认为存在不可化约的规范性真理，拒斥了从Nietzsche到Williams和Mackie等众多的理论。

　　序言

　　我的两位导师是Sidgwick和Kant。Kant是古希腊以来（Since the ancient Greeks）最的道德哲学家,而Sidgwick的《学方法》则是学方面最好的著作，因为“哲学会取得进步”【I,xxxiii】。Sidgwick和Kant都有弱点和缺陷：前者有时干瘪，后者有时令人疯狂，两人互为对照。

　　在其干瘪之中，Sidgwick也能“像溪水中的涟漪一样给人以阳光，”【I,xxxvi】，他自称不是一个原创性的人。Sidgwick更像达尔文。他对古往今来学的三个主要论题给予了最好的批判的论述：享乐主义（hedonism）、利己主义（egoism）和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而在最长的第四卷中，还对多元的、非后果主义的常识道德给予了最好的批判性论述。【I, xl】Sidgwick对我的影响：我一直困惑应该如何生活，也难以确定什么是真正重要之事【what really matters, I, xl】。沮丧的是，多数哲人似乎教导说，“什么是真正重要之事”这一问题没有答案甚至问题本身就毫无疑义。而我偶然发现Sidgwick仍相信某些事情是重要的，也从他那儿学到了许多道德哲学家应该关注的问题。

　　1960年代初次接触Kant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迷人而又晦涩。30年后重读此书及Kant其它著作，意料不到地对Kant学痴迷起来，甚至三年的时间别的什么都不想。但这种痴迷某种意义上是以一种否定方式出现的。Sidgwick写作清晰，整体一致，很少出错，Kant则很难这么讲。首先涉及Kant的风格，是Kant使得很糟糕的写作在哲学上被接受了。也有更深的问题：Kant的主张放在一起就不一致，而且他的许多论证是明显无效或不可靠的。甚至崇拜者像Onara O’Neill也有这样感觉，说《基础》是“最让人恼火”的著作。【I, xli】这也帮助我知道Kant并没有单一、前后一致的理论。虽然Kant也说一致性是哲学家最大的义务，但其实Kant的之处主要在于他有许多原创性的、富有成果的思想。而对于Parfit来说，Kant最让人恼火的是一种过度夸张的、错误的修辞。Parfit举了Kant对自律的一个论述为例。【Parfit似乎对Kant的自律公式特别不满甚至全盘否定，见附录H《自律与绝对命令》中的批评，ii,678-689】 “有时Kant被认为是一个冷静而枯燥的理性主义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情绪化的极端主义者。”【I, xliv】在这本书中，我会讨论Kant道德原则的大多数公式。

　　特别要感谢的人包括Nagel以及其关于理由和不可化约的规范真理的主张；与Scanlon在某些思想上有时难分你我。还有Korsgaard使得我重读Kant，她对“教条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帮助我摆脱了“非教条主义的迷梦”。【undogmatic slumbers, I, xlv】

　　第一卷 理由（Reasons）

　　第一章 规范概念（normative concepts）

　　1. 规范理由（Normative reasons）

　　我们是能理解和回应理由的动物，这种能力给我们巨大的知识和能力去控制生活的未来。理由是由事实（facts）提供的。“理由”概念很难解释，在不能仅仅使用词语来定义的含义上讲是不能定义的（indefinable）。说“某些事实为我们提供了理由”与说“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的理由”是陈述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式。【I, 32】诸理由可能在力量或强度或权重方面冲突或分歧。两组理由中较强的那组称为more reason。“如果以某种方式行为的理由强国以任何其他可能方式行为的理由的话，这理由就是决定性的（decisive），则如此行为就是我们有最大理由（most reason）去做的事。”【i，32】如果该组理由远远强过（much stronger）别组对立的理由，则称之为强决定性的（strongly decisive）。

　　当我们意识到那些给我们决定性理由去特定行事的事实时，如果对这些事实的意识使得我们去做这些我们有理由去做的事情，我们就在回应（respond to）理由。常常没有事情是有决定性的理由或最大理由的，这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理由（sufficient reason）或足够理由去以两种或多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行事。“以某种方式行事的理由是充分的，当这些理由不弱于或不被以其它任何可能方式行事的理由胜过（outweighed by）时。”【I,33】理由也能以更复杂的方式相关联。

　　当我们有决定性的理由或最大理由以特定方式行为的时候，该行为就是我们应该（should or ought）做的，而这是在理由蕴含的意义上（reason-implying senses）讲的。虽然should更常用，而must更有力，但我还是用较少含混的词Ought。【I,33】也能问“我们合理地应该（ought rationally）做什么”，在这里用来修饰行为的rational是在常用的，非技术含义上，表达那种我们用sensible/reasonable/intelligent/smart等词表达的称赞或认同。

　　那些给予特定行为的理由的事实被称为“相关的，理由给予的事实（relevant, reason-giving facts）”。我们应该合理地去做的事情分地取决于我们对于上述事实的信念（beliefs）。如果我们对相关事实有某些信念，而如果是真确的话这些昔年将提供理由给特定行为，我们说这些信念的真实性（truth）将给我们提供理由。【i，34】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行为将

　　是rational,如果我们持有的信念的真实性将提供充分理由；

　　是ought rationally，如果这些理由是决定性的；

　　是不完全理性的（less than fully rational）如果我们的信念的真实性给了我们清晰而决定性的理由不以此种方式行事；

　　是不理性的（irrational）如果这些反对的理由是强决定性的。【I,34】

　　当我们知道全相关事实时候，ought rationally等同于决定性理由蕴含意义上的ought。

　　如果说错误信念也能给予理由的话，那么这些理由并不含有任何规范力量，即不能count in favor某种行为。我们的信念，如果其真实性能够为我们的行为提供理由的话，则我们称其为显然的理由（apparent reason）；如果这些信念是真实的，这些明显的理由也是真实的理由（real reason）。但对于人们来说“合理的”取决于显然的理由，不管这些理由是真实的，抑或仅仅是显然的。行为是：

　　Rationally对相关事实有信念，这些信念的真实性将提供充分理由。

　　Irrationally信念的真实性将提供清晰而强决定性的理由不去行为。【I,35】

　　虽然是事实提供理由，但我们行为的合理性（rationality）却取决于信念。当人们无知或有错误信念时，可能做那些在有决定性理由意义上不应该做的事情。但这些人或许不应该遭受批评，因为他们有错误的信念，而这些信念的真实性将给予他们充分理由。有人认为，“行为是合理的，不能仅仅基于我们基于某些信念，而这些信念的真实性将提供充分理由。只有当我们的信念也是合理的时候，行为才是合理的。这不是最好的观点。”【I,36】

　　为了fully rational，可能需要满足一些其它合理的要求（rational requirements），譬如避免：不一致性，意图、信念与其他心理状态的错配。不过理由是更基础的。这里有些论点需要反对。

　　在不知道所有相关事实而做决定的时候，决定必须基于信念和可供的证据。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在证据相关意义上（evidence-relative senses），我们应该做什么？”【I,37】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已经得到很多讨论。另有关于理由的问题更基本却被忽略，我将关注我们知道所有相关的、理由给予的事实的情况。

　　上述讨论都关涉规范理由（normative reasons）。当我们有理由或显然的理由，并且出于理由而行（act for this reason）时，这理由变成了我们的动机激发的理由（motivating reason）。不讨论为什么人们如此行，所以不怎么讨论动机激发的理由。

　　有时候也问在某一种道德意义上该怎么做的问题。这时候起码在两种方式上与决定性理由蕴含意义不同：1.我们常有不是道德理由的决定性理由。2.当我们相信我们道德上应该（ought morally）如此行的时候，我们或许不相信我们有决定性的理由如此行。在某些观点看来，我们或许没有理由去做我们道德上应该做的事情。【I,38】

　　很容易混淆决定性理由蕴含意义上的应当和ought rationally或ought morally。

　　2. 理由牵涉的善/好（reason-involving goodness）

　　在理由蕴含的意义上，我们称某物事为好，意思大致是：在某些情况下，关于这物事的本质或属性的某些事实能提供给我们强的理由(strong reasons)去以积极的方式回应这一物事，譬如想往、选择、使用、生产或维系该物事。【I,38】物事能在其它含义上好或坏，但对“好坏”的最重要的使用是理由蕴含意义上。

　　canlon说：当某事物在理由蕴含意义上为好的时候，此goodness本身不给予理由，此goodness是那些给予我们理由的其他属性的属性。可对Scanlon观念稍作修正：“某书最好”给予了我们读它的理由，但这不是进一步的、独立的理由，而是衍生的(derivative)理由，因为其规范性完全溯源于那些使得该书最好的事实。

　　在行为的理由中，许多由那些对我们好的事实提供，即符合我们的利益，增益我们或有利于我们的福祉的事实。在某种宽泛意义上讲，某些事物对我们是内在地或其自身（intrinsically or in itself）善好的，如果它是我们的福祉所由之构成的生命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得我们的生活值得过。有些事情是工具性地（instrumentally）善好的,如果它的果效是内在地善好的。【I,39】

　　在享乐主义理论中，我们的福祉由快乐和幸福（以及避免痛苦和苦难）构成；在诉诸实质善（substantive goods）的理论中，福祉也分由其它状态或行为构成，譬如爱与被爱，道德善或好行为，以及其它成就；在基于欲望的理论中，福祉在于某些欲望的满足，譬如有关人生的有见识的欲望的满足。在任何一种说得过去的（plausible）的理论中，享乐主义至少涵括了相当分的真理，所以我的论述也常常涉及享乐主义的福祉。【I,40】

　　我们有自利的理由（self-interested reasons）关怀我们自己的福祉（well-being），也有利他主义的理由（altruistic reasons）关怀他者的福祉。Self-interested不同于selfish,因为最不自私的人也有自利的理由，因为他们有理由关怀自己未来的福祉。

　　某些利他主义的理由是人格相关和偏袒的（person-relative or partial）因为有理由特别关怀那些以某种方式与我们相关联的人；而我们也有理由关怀每个人的福祉，这种理由是公允的（impartial），因为这时不管其人与我们的关联如何：当我们的处境给我们一个公允的视点（an impartial point of view）时，我们就有公允的理由。当我们考虑的可能事态所影响或设计的人都是陌生人时，我们就可以取得一个公允的视点。【I,40】

　　我们有公允的理由平等关怀（care equally）每个人的福祉。这是一个实质的信念，不是公允理由定义出来的。另一些广泛持有的信念则认为，我们有公允理由更关怀某些人的福祉，譬如，道德善的或有最大能力的人。视点的公允并不能保证我们是公允的。【I,41这里说没有理由对某些陌生人特别关怀，不太信服。】

　　陈述events为好或为坏的两种方式。可能事态在理由蕴含意义上为好，我们的意思是，有些事实给予某人自利的理由希望该事态发生；给予其他人利他的理由希望该事态发生，为了他的缘故。是否存在自利的理由是有争议的。

　　两个事态之一在公允理由蕴含意义上的更好（better）：从公允视点上，每个人都有强的理由（stronger reasons）希望该事态发生。这种善/好是非个人的（impersonal），因为我们不是说这个事态对某个人或某群体是好的；既然人人都有理由希望该事态发生，这种非个人的善就涉及到全人的理由（omni-personal reasons）。如果某事态在全人理由意义上是好的，或impersonally good, 这一事实能被真实地宣告为给予我们一个理由希望该事发生。不过如同上面讨论Scanlon的例子一样，这里“好”提供的理由是衍生的，源自那些使得事态为好的事实。

　　不像理由或决定性理由蕴含意义上的应当概念，善或“好”概念不是基础性的。

　　第二章 客观理论（objective theories）

　　3.两种理论

　　在宽泛意义上使用欲望（desire）一词：不单单指感官欲望或某种被吸引的状态，而是任何一种被促动的（motivated）状态,或希望某事态发生并倾向于促使其发生。一个心理利己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的论证：“当人们自愿行事的时候，他们做他们愿意做的事。做自己愿意的事是自私的。所以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论证失败，因为在宽窄不同含义上使用want。欲望尤其对象（objects），即我们欲望之事。

　　我们的欲望是目的论的（teleological或telic），当我们欲望的事态是目的时，或为了其自身的缘故时。我们的欲望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当我们仅仅作为一种手段来欲望某种事态，因为这种事态能促成某些我们想往的其它事态。常常有漫长的工具望之链，但这些链条必定始于，也基于某些目的论欲望。

　　心理利己主义主张，在所有工具望之初，是对于快乐（避免痛苦）的目的论欲望。这是错误的，譬如身后名誉的追求未必就基于快乐，而是相反；而且有的人根本就不以快乐为目的，如冷酷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I,44】

　　关于实践理由（practical reasons）有两种主要论点。一种认为，有些事实提供理由去拥有特定欲望或目的，或去做获致这些目的的事情。这些理由是由关于欲望或目的的对象的事实提供的，这些理由是对象给予的（object-given）。这是理由的客观理论。这些理由给予的事实使得结果或行为或好或坏，对于特定人来说或非个人地。我们可以称这些客观理由或理论为基于价值的（value-based）。

　　依据另一组理论，行为的理由基于某些能满足我们当前的欲望或目标的事实。既然这些都是关于我们的事实，我们称这些理由为主体给予的（subject-given）,相应地有主观理论和主观的理由。

　　两种理论非常不同。依据客观主义者，理由从哪些给予我们理由去具有目的的事实中获得力量。而依据主观主义者，我们并没有理由拥有目的，而是“我们，连同其欲望和选择，使得事物为好。”如Korsgaard就说，“绝大多数事物为好是因为人类对其有兴趣。” 【I,46】

　　主观论者和客观论者常常分一致。对所有说得过去的客观理论，我们都有理由推进我们未来的福祉。我们都有许多其他欲望两种理论都说要去满足，因为我们所愿望的常常是值得拥有或获取的。

　　但常常在哪些欲望我们有更强的理由去满足上由分歧。对于主观理论，理由的强度取决于欲望或偏好的强度；而对于客观理论，理由的强度取决于那些欲望的满足是何等好或何等有价值。而在我们拥有某些欲望或目标的理由上，两种理论则完全不一样。

　　我们应该接受某些基于价值的、客观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中，行为的理由从那些给予我们理由去拥有欲望或目标的事实中获取力量。【I,47】

　　4. 回应理由（responding to reasons）

　　事实给我们理由去欲望某事发生或去促成某事发生。因此称两种理由为实践的。在两种回应方式上存在一个显然的差别。作为回应的行为是自愿的（voluntary）。而做为回应的欲望则甚少是自愿的。导致拥有特定信念的认识论理由也是非自愿的（non-voluntary）：相关的事实与信念的真实性相关——成为真实性的证据，逻辑地蕴含着该信念。

　　对于导致信念和欲望的理由的回应虽然常常不是可选择的，却也不是仅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如膝跳反射或滑倒于西瓜皮，我们的being ratonal分就由这种对理由或显然的理由的非-自愿（non-voluntary）回应构成。

　　认识的理由（epistemic reasons）是非自愿的原因：认知信念要可靠，就不能依赖我们自由选择信念，为了对必然真理（如逻辑或数学真理）有知识，我们对认知理由的回应必须是理性而非自愿的，“通过意识到什么蕴含着什么，什么必定是真的。”【i，49】同理，我们也不能选择我们我们所愿意的或所偏好的，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我们有理由意愿的，或这些理由的强度，我们只能选择将哪种欲望作为目标去满足。

　　5. 状态给予的理由（state-given reasons）

　　许多人认为我们也有状态给予的理由去有某些欲望。这些理由不是由欲望的对象的事实提供的，而是我们拥有这些欲望这一事实或状态给予的。当我们拥有某些欲望这一事实是好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种理由。依据这种理由就有了四种理由了：telic/Instrumental；object-given/state-given交叉。譬如，对上帝的信仰在某种意义上是好的，则给予我们理由信仰上帝。

　　状态给予的理由没有任何重要性。“不值得说：我们有理由愿意或导致自己处于某一种状态之中，而且我们还有理由处在这一状态之中。”【I,51】应拒绝状态给予的理由。

　　6. 享乐主义理由（Hedonic reasons）

　　在目的论（telic）理由中有些是内在的（intrinsic），即当有关某些事态内在的属性或事态本身牵涉到的东西提供理由时，譬如想使某人不孤单、看山顶景象，理解生命的开始的理由；有些是外在的（extrinsic），即有关事态与其它事态关系的事实提供理由时。不过这些理由不需要分开考虑，分的外在好总是更大系列中的内在好的一分。

　　不同的客观理论在哪些事实提供内在的目的论理由上有分歧。不同的福祉观，最好生命观。譬如理性利己主义（rational egoism）主张每个人有理由只关注我们自己的福祉，而理性公平主义（rational impartialism）则认为我们最有最大理由平等关注每个人的福祉。应该拒绝这两种观点。不过这里只考虑有关享乐主义福祉（hedonic well-being）提供的理由。

　　有些欲望类似的状态，不是对理由的回应，譬如饥饿、干渴和。还有另外一种类的精神状态。对某些实际存在的感受的享乐主义的喜欢和不喜欢（dislikings），使得这些感受愉悦的或痛苦的。这些喜欢/不喜欢无关合理或不合理。不管我们对感受（sensations）是喜欢、不喜欢，还是漠然，我们都不是在回应理由。

　　【类似的评估也适用于许多审美经验。“我们有理由愿意享受艺术作品，或被这些艺术作品打动。 但这些作品不是享受的理由，或被打动的理由。…如果问什么使得一些乐章如此雄伟，答案或许是‘和弦三转调’。但这一答案描述了我们回应该音乐的原因（cause）,而不是理由（reason）。”【I,53】】

　　上述感受自身无好坏，但他们是那些具有好坏属性的更复杂的心理状态的一分。当我们在疼痛时，坏的不是我们的感受，而是拥有一种我们不喜欢的感受这样一种意识状态。

　　当具有某些我们强烈地喜欢或不喜欢的感受时，我们也强烈的希望或不希望处在这种意识状态。关于这些意识状态的欲望我们称之为元-享乐主义的（meta-hedonic）。许多人未能区分享乐主义的喜欢/不喜欢与元享乐主义的欲望。

　　不像元享乐主义的欲望，我们的享乐主义的喜欢/不喜欢不能作为目标。这是我不称这种心理状态为欲望的原因。在这种状态与元-享乐主义欲望之间有重要区别。我们的享乐主义的喜欢/不喜欢使得意识状态好/坏。如果不能区分这种喜欢/不喜欢和我们的元-享乐主义的欲望，我们或许会认为欲望能使得其对象好或坏。“既然元-享乐主义的欲望不使得对象或好或坏，苦与乐的例子并不决定性地或强有力地支持这样的论点：我们的欲望具有价值创造（value-creating）的能力。虽然拥有我们喜欢的感觉是好的，但没有事情仅仅因为我想往之就是好的。”【I,55】不像享乐主义的喜欢/不喜欢，我们的元-享乐主义的欲望是对理由的回应，因为我们能有强的理由拥有或拒绝这种欲望。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别两种心智状态（mental state）。

　　7. 非理性的偏好（irrational preferences）

　　当我们欲望某些事态，而这些事态的特征给我们理由欲望它的时候,我们的欲望是理性的。当有理由不意愿或只有很弱的理由意愿的时候，我们的欲望不是理性的或contrary to reason，当我们的欲望强烈地contrary to reason时，这一欲望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非理性是一个程度问题。许多非理性涉及到对时间的态度，对近期的偏爱是许多人具有的。

　　第三章 主观理论（subjective theories）

　　8. 理由的主观主义(subjectivism about reasons)

　　主观理论诉诸关于我们当前的欲望、目标和选择的事实。最简单的主观理论，即基于欲望的理论：我们有理由做凡能实现当前欲望的事情。【I,58】但为了plausible,必须承认有些欲望并不提供理由。譬如逃离毒蛇的例子。所以要么主张（A）：理由只为那些依赖于真实信念的欲望提供。或（B）：理由只由那些目的论的欲望或目标提供。例子表明工具性的欲望并不提供理由，因此现在有目的论欲望理论：我们有最大理由做将实现我们当前的目的论欲望或目标的任何事情。再继续考虑A, 则可以收缩为那些免于错误的（error-free）欲望，即不依赖于错误信念的理论，这就有了免于错误的欲望理论（error-free desire theory）：有最大理由做将最好地实现我们当前的免于错谬的目的论欲望的任何事情。考虑无知的影响。则有有见识的欲望理论：我们有最大理由去做那些能最好实现那些如果我们知道全相关事实的话我们将拥有的目的论欲望或目标的任何事情。【i.61】

　　另外一些主观理论不是诉诸欲望，而是那些我们在仔细考察事实之后将作出的选择或决定。这便有慎思理论（the deliberative theory）：我们有最大理由做那些在充分信息条件下合理慎思后选择做的事情。【I,62】这种主观理论易于与客观理论混淆。主观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都同意：我们最有理由或有决定性理由去做的事，也就是当我们充分信息下而合理时将会选择做的事情。【I,62】但这一主张是含混的。或许双方都同意：充分想象不同可能行为的的重要后果，避免一厢情愿的想法，正确地评估概率，遵循其他的程序性规则。也就是说做到程序上合理（procedurally rational）。但是客观主义者会进一步作出实质性的合理（substantively rational）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实质性的，因为它们不关涉我们如何做选择，而关涉我们选择什么。”【I,62】相反，主观主义者没有这种要求，他们否认我们有对象给予（object-given）的理由，只诉诸程序合理性。主观主义者认为，我们的理由基于在慎思之后我们将作出的选择。

　　总之，客观主义者诉诸这样的规范主张“在理想的慎思之后，我们有理由做的选择或合理地应当的选择”，而主观主义者诉诸心理学主张“在理想的慎思之后，我们事实上的选择。”【I,63】

　　理由的主观主义的界定：某一可能行为是我们有最大理由去做的，是在决定性理由蕴含意义上我们应当去做的，当并且因为，这一行为将最好地实现充分见识下的目的论欲望或目标，或者这一行为是在理想慎思后我们将选择去做的。【I,64】

　　理由的主观主义现在极为广泛地被接受。不是被宣告为几种理论中最好的，而呈现为好像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9. 为什么人们接受主观理论？

　　我们的实践理由都是对象给予的和基于价值的，应该拒绝所有的主观理论，接受某种客观理论。对于人们接受主观理论的几个可能的解释，而存在几种方式，我们的理由看起来基于我们的欲望、目标或选择。

　　1.我们所欲望的常常也是值得去做或获取的；

　　2.我们常常用于这些欲望因为我们相信拥有这些理由，没能区分欲望和信念；

　　3.有些人接受关于福祉的基于欲望的理论。

　　4.在描述动机刺激的理由（motivating reasons）或为何如此行的时候，可以正确地诉诸欲望或目标；

　　5.在一种表面的意义上，我们的欲望或动机能被真的宣告为提供了规范理由。

　　6.在我们能够实现别人的欲望或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目标的时候，这这些事实或许能提供非-衍生性的理由。“许多人接受基于欲望或基于选择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是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自由至上主义者，这些人确信我们不应该告诉其他人他们应该想往什么、选择什么或做什么。譬如，诺齐克宣称，实质性的基于价值的理论‘开启了式的，外在强加的要求之门。’”【I,66】

　　7.当我们有某目标，而某些行为是实现此一目标的唯一或最佳方式，则我们或许真的ought rationally这样行为。

　　8.当人们宣称我们有理由去实现我们当前的欲望时，他们常常真正想的是对未来活动或经验（那些我们据信enjoy的活动）的想往。

　　9.许多人错误地相信享乐主义理由是基于欲望的。

　　10.我们有许多理由去行为，而如果我们没有某些欲望的话，则不会这样去行为。这里需要做一个区分：主观主义者认为对欲望的依赖是规范性的；而客观主义者则认为这种依赖仅仅是causally,许多理由causally依赖于欲望。“我们有很多理由去实现我们的欲望或目标，这些理由不是由我们将实现这些欲望或目标这一事实提供的，而是由其它欲望依赖的或目标依赖的事实所提供的。”【I,69】

　　因为这许多方式，其中我们的欲望、目标或选择被看做给予我们理由去行动，所以不奇怪许多人接受主观理论。但他们是误读（mis-describe）自己的观点。

　　10.分析的主观主义（analytical subjectivism）

　　规范主张是实质性的（substantive），当1.陈述说某事物有某些规范属性；2.重要的（significant），或者是我们可能反对的，或者是有教益的。

　　在讨论规范问题时，很容易被那些看起来是实质性的，但实际上仅仅是隐藏的重言式（concealed tautologies）论述所误导。公开的重言式如“幸福是幸福”；隐藏的重言式使用具有同样含义的不同的词语，如“felicity is happiness”。

　　有些人在主观主义或内含义（internal senses）上使用“理由”“应当”等词，称之为分析的主观主义者。如命题（9）：我们最有理由做那些将最好地实现我们当前的充分信息下的目的论目标的事情。因为“最有理由的”的就是“最好地实现我们当前的充分信息下的目的论目标的事情”，所以（9）其实是一个隐藏的重言式，而不是一个实质性主张。

　　11. 巨大痛苦论证（the Agony argument）

　　主观主义理论有不可接受的蕴含。考虑

　　“案例1”：我知道某些未来事件将给我带来一段时间的巨大痛苦。慎思之后，我没有欲望避免这一巨大痛苦。我也没有其他欲望或目标其实现将会被这一巨大痛苦所阻碍，或被我没有欲望避免这一巨痛所阻碍。【I,73-4】

　　所有主观理论都意味着，我没有理由去欲望避免这一巨大痛苦，也没有理由试图去避免之。

　　这一案例或许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除非我有强烈欲望不处身该状态中，那种意识状态就不是巨大痛苦。但这一反对没有区分当前的巨大痛苦和未来的巨大痛苦。

　　另一种意见说：可预期的未来欲望（不处身巨大痛苦中）给我基于欲望的理由现在去想往避免这种将来的巨大痛苦。但在主观理论中，关于将来欲望的事实不能给予理由。设想一“中立的基于欲望的理论（neutral desire-based theory）”：在任何时候，我们最有理由去做的事情，是那些将最好的实现贯穿我们一生中的欲望，不管这些行为对我们是好是坏。【这个干咩的。】

　　巨大痛苦论证：我们都有理由去想往避免或力图避免所有未来的巨大痛苦；而主观主义则意味着我们没有这种理由。所以主观主义是错误的。

　　一种异议会说：例子是纯想象的，而每一个实际的人都会想往避免未来的巨大痛苦。但1、我们问的是主观理论能够给出想往避免未来巨大痛苦的理由；2、或许确实有人不关心避免未来巨大痛苦；3、就算没有实际例子，规范理论在纯粹想象的案例中也应该有可接受的含义。

　　异议方会回复说：就是在可能世界中，也会有目的论的目标，否则人们就不可能是基于理由行动的理性的能动者。如Williams说“我们必须有避免因错误而失败的欲望”【I,77】，但这些主张在此不相干，因为我们可以是为理由行动的能动者，却没有欲望去避免任何未来的巨大痛苦。

　　主观主义者会宣称：如果某理论在所有或大多数案例中有可接受的含义，这一事实将提供充分理由接受该理论。在许多案例中，主观理论与最好的客观理论有同样的含义。但在上述案例一这种检测性案例中，主观主义理论就不如客观主义理论那么好。

　　另一种可能的回应：慎思的主观主义者诉诸在合理慎思后的欲望和选择。但是慎思的主观主义者只有程序合理性，而没有实质合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如Rawls的论述就有程序合理性的特征。但或许我被认为低估了主观主义者借助程序合理性可以获取的成就。如Smith就有“最低原则（minimal principle）”：我们被合理地要求不要拥有那些作出武断区分的欲望。Smith借此界定许多偏好的非理性。但主观主义者不能作出这一宣称；Smith还有一致性原则（coherence principle），要求合理拥有的欲望能使得我们的整个欲望系列更连贯和统一。但是这种连贯性也预设了我们有对象-给予的理由来拥有欲望。

　　综上，极大痛苦论证是有效的，主观主义者不能给予理由让我们想往避免将来极大的痛苦。

　　第四章 进一步的论证（Further Arguments）

　　12. 全或无论证（the All or None Argument）

　　现在探究，我们的目的论欲望（telic desires）能否为我们提供理由，如主观主义者所言？

　　“案例2”：我想要某种未来的巨大痛苦期。要这种巨大痛苦作为目的。在理想的慎思之后，我决定促使自己有这一未来的巨大痛苦，如果能够的话。

　　主观理论在此意味着：我有决定性理由去实现我的欲望并依据我的决策而行，促使自己处在巨大痛苦中。显然，这种案例很难想象，这一点似乎削弱了对主观理论的攻击。但事实上，这一点恰恰强化了攻击。因为难以想象这一特征恰好对客观理论有利：“巨大痛苦的本质将提供给每个人强的理由去避免这种状态。而在主观理论中则没有这种对象-给予的理由。如果这样，则不难想象某人想往拥有将来巨大的痛苦。”【I,84】

　　主观主义者可能修正论点，提出命题F：“为了某些欲望或目的能给我们提供理由，我们必须有理由去拥有这些目的或欲望。”【i.84】这样，则在案例2中既然我没有理由想要未来巨大痛苦期，主观理论就不意味着我有理由去实现这一欲望了。为了评估，假设“案例3”：我想往避免未来的巨大痛苦期。或者，主观主义者可以主张：H：“如果可能事态有那些我们想往的果效，或能帮助我们取得某些目标，这一事实给予我们理由想往这一事态，以作为取得果效或实现目标的手段。”【I,85】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在“案例3”中，没有这种工具性理由去避免未来的巨大痛苦：痛苦期很短，避免这痛苦没有其它想往的果效，也不会有助于实现任何当下的目标。 主观主义者可以进一步主张I：如果a. 拥有某种欲望能有我们想往的果效；或b. 我们想往拥有这种欲望或目标，那么这些事实就给我们理由去拥有这一欲望或目标，或给我们理由促使我们去拥有这一欲望或目标。但，在“案例3”中，我可能没有这些理由。【I,86】

　　主观论者可能宣称说，欲望本身给予我们理由，即命题J:当我们当前有某些充分信息的欲望或目标，这一事实就为我们提供了理由拥有这一欲望或目标。如果这样，则所有的欲望是自我证成的（self-justifying），这显然是错误的。则在“案例2”中，我完全没有理由避免这一巨大痛苦。主观理论意味着我们常常没有理由想往避免某些将来的巨大痛苦期，也没有理由想往我们拥有快乐时期或其它的合理目标。【I,87】

　　回到命题F，这是一个无限后退的论证，不能采用。因此主观论的含义可以用命题L来陈述：我们有最大理由做能最好地满足我们当前充分信息下的目的论欲望或目标，不管我们欲望什么，也不管我们是否有任何理由拥有这些欲望或目标。类似的主张也应用于理想慎思后的选择。

　　对主观理论的经典刻画：“如果我们非常想或选择浪费我们的人生，或者取得一些其它坏的或没有价值的目标，这些事实将给我们决定性的理由去浪费我们的人生，并努力去满足这些坏的或没有价值的目标。”【I，89】主观论的这种含义给我们决定性理由拒绝之。主观论不能在各种欲望之间做出区分，那需要诉诸对象-给予的理由。

　　全或无论证：如果行为的理由是基于欲望的，则重要的是：某些行为是否能实现在慎思后拥有的目的论欲望。我们欲望什么或力图实现什么是不相关的。因此，要么所有的欲望都能给我们理由，要么没有欲望能给予理由。如果所有欲望给予理由，我们的欲望也能提供决定性的理由去使得处在巨大痛苦中，去浪费生命，去实现坏的或无价值的目标。我们不能由这样的理由。所以，这些欲望中没有能给予理由的，我们没有基于欲望的理由去拥有某些欲望或行事。【I,90】“所以，主观理论是建立在沙石之上。”【I,91】

　　13. 不连贯论证（the incoherence argument）

　　主观理论1.不能成功应用于虚拟事例，2、意味着我们没有理由想往避免未来的巨大痛苦期；3. 其可接受的含义只在其与最好的客观理论重叠的时候。为了辨明第3点。

　　对比两种认识论理论（epistemic theory）：基于理由的理论（我们应该相信那些事实给予我们决定性理由去相信的东西）和基于信念的理论（应该相信那些我们相信的东西）。同样的比较也可以应用于“应当做的事情”，即客观的基于理由的理论（应当去实现事实给予我们决定性理由拥有的目标）和主管的基于目标的理论（应当去实现我们事实上拥有的目标）。分析表明，应该拒绝主观理论。

　　考虑信息不充分的情况或不知道所有事实的情况，主观主义者常常诉诸

　　“主张M：最有理由去做的是能最好地满足，不是当前的目的论的欲望或目标，而是那些我们知道所有相关事实并合理地考量后所有的欲望或目标。”【I,93】但是主观主义者不能连贯地诉诸主张M,因为M蕴含着客观的理由，在其中蕴含了

　　“主张O:这些可能的结果或许有一些内在的特征，能提供对象-给予的理由去意愿产生或阻止这些结果，如果能够的话。”主观主义可能诉诸较弱的

　　“主张P：有理由只实现当前的目的论欲望或目标中那些免于错谬的，即那些不依赖错误信念的欲望。”但是主张P同样也依赖于主张O。

　　主观论者像Korsgaard就承认主观理论的这些含义，如她说主观论“免除了我们由评估被选择的事物的方式来评估选择的合理性这一任务：我们不需要辨明特定的合理目标。”【I,94】多数主观论者没有认识到：给定他们的前设，我们没有理由满足更好认知条件下的欲望或目标。如果主观论者不能诉诸M, N.或P，这就摧毁了更精致的主观论版本，譬如慎思理论或免错理论。【I,95】因为这些理论是不连贯的，因为它们同时预设了：

　　“主张Q ：欲望、目标或选择给予理由，当这些欲望和选择是在对想往的对象的相关内在特征有真实信念之后仍维系的。”

　　“主张R：这些特征不能给予我们理由来想往这些事情。”

　　这一论证被称为反对主观论的不连贯论证。不连贯论证不适用于较为简单的目的论欲望理论（telic desire theory），但这一理论虽然没有不连贯问题，却在应付其它问题上更差，譬如没有理由想往避免巨大痛苦，可支持浪费生命等等。

　　还有另一种方式更积极的陈述这一论证。有些实际上不是主观论者却做出了一些主观论的主张。譬如Frankfurt：在决定关注什么的问题上，Frankfurt宣称，我们不需要理解“什么是重要的”，之需要理解“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因此不管我们关心什么，只要有所关心，我们就回答了“该如何生活的问题。”【I,97】

　　可能有人反对说：“对人们实际的关怀的经验描述，或许会错失我们原来关切的问题‘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整个要点”。【I,97】Frankfurt的答复则是拒绝规范问题：“错失要点的不是事实问题，而是规范问题。如果我们要解决在确定生活道路上的困难和迟疑，我们需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不是理由或证据。而是澄清和自信。”【I,98】既然不同的人关切不同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决定谁是对的。Frankfurt还补充说，通过关切或爱某事，我们能给我们的生命以意义，纵使我们爱的东西是坏的。

　　但是将Hitler的案例应用于Frankfurt的理论呢？Frankfurt对自己理论的辩护是令人困惑的。如果有人困惑自己是不是做的对时，Frankfurt说V：“他是在问是否有更好的理由以其它方式生活”；Frankfurt宣称这个问题不可能成功回答。纵使有人主张W：“有些目标具有内在价值…有决定性理由去追求”时，Frankfurt宣称X：“主张W并不能回答问题V。”Frankfurt的X显然错误，他或者不是在规范意义上使用“理由”一词。【I,99】

　　我相信Frankfurt错误地描述了自己的真正论点。在他列举我们可能尝试的目标时，包括了“个人满足、快乐、荣耀、创造性、灵性深度、与道德的契合，”却不包括“个人不满足、痛苦、不名誉、空虚、浅薄和不道德。”“考虑到Frankfurt关于可能目标的名单，他看起来相信某些目标具有内在价值，在理由给予意义上；而另外一些目标则不具有内在价值。”【I,100】Frankfurt的真实论点，有许多内在的好目的，但没有目的具有至上的价值。Frankfurt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是一个多元论者。

　　14. 理由、动机与福祉（reasons, motives, and well-being）

　　回到事态或结果为好的途径问题。“两个可能事态中，一个事态在公允理由蕴含（impartial-reason-implying）意义上“更好（better）”，即当从公允视点来看，每个人都有更强理由希望该事态发生。”【I,101】而在主观论中则没有事态在这种含义上的“更好”。事态也能对特定人更好，在其使得这些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或对其福祉贡献更大的含义上。在理由蕴含意义上的“对某人来说最好的生活”的意思是：该人有最强的自利理由去度过的生活，而其他人也有最强的理由希望这个人去度过的生活（为了他自己的缘故）。

　　主观论者宣称说我们能有不同的自利的理由：既然我们关切我们未来的福祉，我们就有基于欲望的自利理由；既然我们关切道德，那么我们就有基于欲望的道德理由。但是，加入没有欲望了，则岂不就没有这样的理由了？实际上，在主观理论中，没有自利的或道德的理由。

　　在主观论中的“best for sb”另有含义。譬如Rawls的弱善理论认为“对某人最好的生活是这样的，即该生活将实现这个人在充分信息条件下选择的人生筹划。”【I,103】这是一种基于当前选择的（present-choice-based ）含义上的“最好”。虽然在这里，“哪一种慎思是程序上合理的”是一个规范问题，但“在慎思之后选择了什么”却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在这里没有我们合理地应当拥有的目的论欲望或目标，除了某些与慎思或维系能动者本身相关的欲望之外。Rawls说，最合理的计划是“具有完全的慎思合理性时选择的计划，即对相关事实有完全的意识并认真地考量后果。”【I,103】在别的地方，Rawls说，ideally rational并不能推导出选择了什么，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有对象-给予的理由去作为目的想往的。Rawls的虚拟人可能选择花费一生去计算草坪上的草叶数。甚至在Blue’s Choice的事例中，选择承受不能减轻的苦难。【I,104】在Rawls的观念中，没有生活是在对象-给予的理由含义上是坏的，因为没有对象-给予的理由。用Rawls的话说，“我们不能逾越慎思合理性。”【i.104】

　　总之，结论就是，对广泛接受的主观论而言，没有啥事是至关重要的。【nothing matters, I,107】除此之外，主观理论也不能可辩护地主张：我们有理由行事。因为欲望、目的、选择不能给予我们这样的理由。

　　15. 主观论的论证（Arguments for subjectivism）

　　但主观主义的阴郁论点很少被辩护。多数主观论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关于欲望或目标的事实提供了理由。一种主观论辩护中，有些人诉诸这样的主张：“应当（ought）”蕴涵着“能够(can)”。【I,107】1.为了有理由做某事，我们必须能够做该事；2.然而，如果在慎思之后我们不想做该事或没有动机去做，那么我们不能做该事； 所以，为了有理由去做某事，必须在慎思后我们有动机去做该事。但这里的2是不对的。

　　另一个论证。3.如果有规范理由，我们会为此理由行事；4.如果我们为此理由行事，我们将有动机这样行；5.既然我们有动机这样行，这个理由将是基于欲望的（desire-based）；所以：一切行为的理由是基于动机的。但这里5是错的。

　　主观论者继续：6.只要我们行动，我们就有动机这样行动，所以我们总是有基于欲望的理由如此行动；7.所有理由是基于欲望的，哪怕被宣称为基于价值的；所以，在实践理性论述中，诉诸主观的、基于欲望的理论就足够了。6混淆了规范理由与动机理由，即主张说“当我们行为时，我们就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了规范理由。”【I,109】

　　不过有一个更重要的思路导致许多人成为主观论者。这涉及到元预设（meta-ethical assumptions）。最好的客观论认为，我们拥有理由的事实是一个不可化约的规范真理（irreducibly normative truth）。接受主观论的许多人是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者（metaphysical naturalists）。依据自然主义者，所有的属性或事实必须都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探究的那种，而不可化约的规范真理与科学的世界观不相容。

　　许多自然主义者接受花月的基于欲望或基于目标的行为理由（reasons for acting）理论；对于另一些自然主义者来说，虽然理由的概念是不可化约地规范的，某个人拥有理由这一事实则由某些因果的或心理的事实构成。如果将规范性（normativity）或任何理由的规范力量视作某种动机刺激力量（motivating force），则化约的主观论显得更可信。这种关于理由的自然主义论述是完全错误的。见第6卷。“如果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是真的，我们就没有理由拥有任何特定信念。而有关信念的认识论理由也是不可化约地规范的，则也遭受同样的自然主义反对。…为了我们能合理地争辩自然主义是否是真的，自然主义必须是错的。”【I,110】

　　第五章 合理性（rationality）

　　16. 实践的和认识的合理性（practical and epistemic rationality）

　　从理由转向合理性。“当理由为事实给予的时候，我们能够合理地欲求或做的事情取决于我们的信念。”【I,111】当对相关的、理由给予的事实有信念，而所信者（当期为真时）给予理由时，我们说，这些信念的真实性（beliefs whose truth）将提供理由。信念提供的是显然的理由（apparent reason）。当信念为真时，显然的理由也是真实的理由（real reason）。我们应该合理地回应显然的理由，即使因为我们的信念是错误的，这些理由并不是真实的理由。

　　欲求和行为的合理性如何依赖于我们的信念？欲求和行为causally依赖于信念：当我们有这些信念时，我们有这些欲求，如此行为。有些欲求会causally依赖于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信念。 绝大多数情况下，欲求依赖于信念时，不仅仅是causal关系，而且也由信念提供证成。【i，112】我要辩护一种关于我们的欲求和行为如何能或不能被信念证成的论点。

　　有些欲求的合理性单单取决于其意向对象（intentional objects），即我们欲求的可能事态（possible events）连同那些我们相信拥有的特征。当这些特征给予我们理由欲求它们时，欲求是合理的。其他欲求的合理性分取决于关于我们欲求之物的其他信念。譬如，欲求服点相信是安全而能减轻痛苦的药是合理的。行为的合理性取决于我们Intentionally做的事，也可能取决于关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其它信念。总结为

　　A：“我们的欲求和行为是合理的，当它们以一种恰当的方式causally依赖于信念，而这些信念的真实性将提供给我们充分理由去拥有这些欲求，去如此行为。【I,112】”可以添加B：“绝大多数情况下，信念是否真实或理性是不相干的。例外涉及到一些规范信念。”C “当信念不一致时，相对于某些信念欲求或行为是合理的，而相对另一些信念则不合理。”D：“当欲望自身是合理的时，拥有该欲望是合理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能合理地拥有不合理的欲求。”【I,113】为了fully rational,也需要满足一切条件：如意图不能自相矛盾、意愿做有理由相信应该做的事情。

　　许多人拒绝上述主张。如Hume：当欲求causally取决于错误的信念时，欲求是非理性的。但是错误的信念可以是rational。

　　一种更广的论点：当欲求causally取决于非理性的信念是，我们的欲求是非理性的。是否信念的不合理性会使得欲求也不合理呢？不。使得欲求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不是信念的合理性，而是信念的内容。如抽烟的例子。我相信抽烟有利健康而欲求抽烟是理性的；我相信抽烟有害健康而欲求抽烟则是非理性的。也不能拒绝这样的观点：当欲求或行为取决于非理性信念时，欲求或行为是非理性的。

　　主张欲求的合理性取决于信念的合理性的人认为：欲求的合理性仅仅具有衍生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昔年的合理性。 因此没有理由有欲求【I,114】不过我们确实有理由拥有我们的某些欲求。譬如以某些事态为目标。所以欲求的合理性取决于在拥有这些欲求的时候，我们是否对理由或显然的理由做了良好的回应。认为欲求的合理性完全取决于belief的合理性的论点过于狭隘。

　　E.“信念的合理性分取决于是否合理地溯源于其他信念，分取决于其他信念是否合理。”【I,115】虽然有些信念的合理性也分取决于一些其他事情，譬如与感知经验的关系，但E还是大致不差。类似地，对于欲求和行为，有F：“欲求或行为的合理性分取决于其是否为信念合理地支撑，分取决于这些信念是否合理。”【I,116】但E不是最好的论点。因为，如果我的错误只是在于没能对认识的理由（不要有这信念）作出回应，却称我的行为是“实践上不合理的（practically irrational）”，是有点误导的；当我没有这么行而没有回应到认识的理由时，称为“认识论上不合理的（epistemically irrational）”也是有点误导。

　　考虑到认识论理由和实践理由的差别，应该转向一种更简单的论点：只有信念才能是epistemically irrational；而我们的欲求和行为之称为不合理的，最好只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有某些欲求或行为时，我们没能对反对如此行或如此欲求的清晰而强决定性的实践理由（clear and strongly decisive practical reasons）或显然理由作出回应时。【I,117】在这一更简观点看来：信念的合理性取决于在拥有这些信念时，我们是否对导致信念的认识论理由或真实性相关理由或其显然理由作出了良好回应。欲求和行为的合理性取决于，在拥有这些欲求或如此行时，我们是否对实践理由或其显然理由作出了良好的回应。【I,117】

　　另一个并非最好的论点：认识论的合理性在于其目标是获得真确的信念。但是深刻的区分不在于获得真确的信念与获得其它目标之间。实践合理性与认识论的合理性的关键区分在于我们对实践理由的voluntary回应和对认识论的理由的non-voluntary回应。【i，118】

　　17. 关于理由的信念（beliefs about reasons）

　　可以在没有对理由的信念时，也有合理的信念和欲求，并合理地行为（act rationally）。譬如小孩子，猫狗。而当我们相信我们的欲求是没有理由持有的，或有理由不持有的时，拥有这样的欲求就是不完全合理的。这样的欲求与我们的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不一致或不相配。

　　之前说过，欲求是合理的，当其基于信念而信念的真实性将提供充分理由拥有这些欲求；也说过，再次，信念是否为真或rational不太相干【上述A，B】。但当我们的欲求分取决于规范信念时，上述主张不适用了。信念是否真实或合理是相关的。在这时，取得Practical rationality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欲求的合理性分依赖于信念的合理性。在实践理由与认识论理由之间也有类似的重叠。

　　当我们有对给予理由的事实有信念的背景下，只有当信念也合理时，我们才fully practically rational。认为为了完全合理的，我们不需要对理由或显然的理由作出回应的论点是太狭隘了。例子：Scarlet【倾向于明天1小时的剧痛而不是下星期某一天的1分钟的微痛】； Crimson【倾向于明天1小时剧痛而不是今天待会儿1分钟的微痛】 和Pink【倾向于明天6分钟的微痛而不是今天5分钟的微痛】。这例子需要考虑理由。Scanlon的讨论。Scarlet的偏好很不理性；Crimson不理性；Pink对理由有合理的信念，Pink理性。

　　应该拒绝Scanlon这样的论点：可以通过没有信念或错误信念来避免非理性。我的论点则是：对强的认识论的理由没有回应可使得我们的信念非理性；而Scanlon则说信念非理性只有当我们对我们相信是相关的理由缺乏回应时。【I,122】【感觉这一章理解得不是很好。】

　　18. 关于合理性的其它论点（other views about rationality）

　　考虑其它论点。多数论者主要关注如何合理地实现欲求，或实现目标，在不知道全相关事实的条件下。较少讨论哪种欲求或目标是合理地。当人们讨论这一更基础性的问题时，分析是深刻的。【I,125】许多人认为欲求的合理性分取决于有关其起源的事实。应该拒绝这种论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欲求或偏好不一致时就是不理性的。但这种不一致性不一定涉及非理性。欲求的合理性不基于其起源或一致性（consistency）。

　　第六章 道德（Morality）

　　19. 西季的二元论（Sidgwick’s Dualism）

　　客观主义理论在能宣称为好为坏的事件范围上有差别；在关于我们有理由去推进谁的福祉上也有差别。

　　合理的利己主义（ratioanl egoism）认为最有理由做对我们自己最好的事情；

　　而根据合理的公平主义（ratioanl impartialism）：我们总是最有理由做那些公平地最好的（impartially best）事情。【I,130】“公平地最好的”，在理由蕴含意义上，就是从公平的视点（an impartial point of view）看来，每个人都最有理由希望我们做的。其中一种观点就是：总体上给人们带来利益最多的行为就是公平地最好的。

　　在《学方法》中，Sidgwick整合两者，提出一种实践理由（practical reason）的二元论：“我们常常最有理由做公平地最好的事情，除非某些其它行为对我们自己最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常常有充分理由择一而行。如果我们知道相关事实，任一种行为都是合理的。”【I,131】在上述三种论点中，Sidgwick的论点离真理最近。在Sidgwick看来，我们的行为可以出于公平的理由，也可以出于自利的理由，但两者却不可比较（not comparable）。【I,131】

　　有些理由是精确可比较的，即存在其相对分量或权重的精确真理。但绝大多数理由却较少可比较的（less comparable）。许多理由（经济的、审美的、守诺、帮助陌生人）的相对权重上只存在非常不精确的真理。但这些理由仍然是可比较的，既然某些类型的弱的理由可以被另一类的强的理由所胜过。而依据Sidgwick，则公平理由和利己理由是完全不可比较的，这种论点很难辩护。仅仅诉诸不同类型的理由是不够的。Sidgwick分地诉诸个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重要性。“给定每个人生命的unity，我们都有强理由关切我们自己的福祉。”【I,133】这是诉诸人格的分立性（separateness of persons），而后者被认为是学的基本事实。Sidgwick的二元论也诉诸Nagel所称的我们的“二元视点（duality of standpoints）”：“我们从个人的视点（personal point of view）来生活；但我们也能够考量整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人，就像我们持有某一抽离的观察者（detached observer）的公平视点一样。”【I,133】从个人视点看来，利己的理由是至高无上的（supreme）；从公平的视点看来，公平的理由是至高无上的。

　　设想某一行为公平地最好，而另一行为则对我们最好，而公平理由和利己理由冲突。在这种处境下，考虑一切，我们最有理由做什么呢？Sidgwick说没有一个有用的答案：实践理由将会分裂，而不能够提供指导。【I,134】Sidgwick的推理似乎是：做决定时，我们可以从个人视点或想象的公平视点来考量。当公平理由和利己理由冲突的时候，我们没有第三种、中立的视点来裁决，所以两种完全不可比较。这被称为“出于两个视点的论证（two viewpoint arguement）”。【I,134】

　　idgwick的论点分地是对的，但论证应该被修正。在做决定时，我们应该从我们的实际视点（actual point of view）来考量，不能仅仅因为从想象的视点看来不存在这些理由就忽视一些实际理由。【I,135】。而且我们也能从我们实际的、个人的视点来比较两种理由。而从实际的视点来比较的时候，我们能拒绝利己理由至高无上的论点。利己理由可以被超越【I,136】也应拒绝Sidgwick的行为功利主义：我们能总是合理地做那些使得情况最好的行为。【多数人相信有些行为即使使得事态最好也是错误的。】

　　另一种方式修正Sidgwick的论点。该论点夸大了个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重要性。Sidgwick正确地认为我们有理由特别关切自身的福

　　《On What Matters》读后感(六)：On what matters(<论真正重要之事>)内容萃取（下）

　　On what matters(<论真正重要之事>)内容萃取（下）

　　又是期末，又是感冒，而且最近阅读的Scanlon的文风实在是极度憋屈忸捏，人都快憋疯了，像一辆破车一样走走停停。抽空把Parfit的On what Matters下卷的笔记做了，极为简略，其实也不怎么适合用作资料，时过境迁，很多细节记得不清楚，而且也没有时间细细去整理了。需要祈祷安息和健康，或许需要看点稍微简单容易的著作（一两天消化一本那种），像这样子Parfit, Scanlon, Williams, Nagel，Foot, Anscombe啃下去，受不了了。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正式出版Derek Parfit的On What Matters（《论真正重要之事》）之前，早已广为流传的草稿书名一直都是Climbing the Mount网友n（《攀登山峰》）。整个10月份所有的时间都在辛苦而抑郁地跋涉这座高耸入云的山峰——集中阅读这长达1400页的英文著作，任何途中曾有过的智识的欢愉和撞击最终都蜕变为马拉松式的精神折磨。

　　这书甫一出版就受到极高的赞赏，Singer和Hooker都说，就重要性而言，这本书可以直接承续Sidgwick的《学方法》甚至是Kant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虽然Shroeder等人能从技术上抱怨Parfit过于粗暴地处理了某些元学论题，然而，On what Matters仍以其广博的视野、细腻而周密的分析、整全而具穿透力的理论建构将自身浇灌为一座必将不朽的经典：以对象给予的理由（object-given reasons）概念为基石，Parfit沿着对Kant《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绵密的文本分析，在Kant学、Scanlon契约主义和后果主义中发现或发展出一种深刻的趋同性（convergence），并将这种趋同性陈述为一个关于道德的三合一理论（Triple Theory）：道德上错误的行为就是那些为下述的原则所否弃的行为，这些原则是optimific(后果最优的)、每个人都合理地意愿的、且没有人能够合理地拒绝的。【I,412】不仅如此，仍然基于理由概念这一基石，在对规范性（Normativity）的更广泛分析中，Parfit毫不妥协地抗辩了Mackie和Williams等的虚无主义和主观主义理论，对“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苏格拉底命题给出了基于直觉主义的回答：基于理由而不是基于欲求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这样，Parfit将狭义的道德论题安置在广义的美德背景之中，从而实现了美德、义务论和后果主义三种主流理论的深刻而自然的惊人统合。

　　在为多元论和理论上的谦卑或琐屑所主宰的21世纪，如此巨大而成熟的理论统合性是惊人的。然而，对于Parfit而言，一切是那么自然，Plato, Hume, Kant, Schopenhauer, Nietzsche, Sidgwick, Ross, Moore, Rawls, Nagel, Scanlon,Williams, Korsgaard,Mackie, Blackburn,quine, Gibbard, Hare…等诸多大家的理论Parfit都轻车熟路且切中肯綮，并站在一种平等且实质性的角度进行对话或分析，而这种分析还具有分析哲学的严谨风格：清晰而审慎的论证，没有任何故弄玄虚或混蒙过关。

　　arfit惊人的高度或自视在他将自己与的休谟比较时坦率地流露出来：“当休谟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还不到30岁。他还有悠长的岁月，通过沉浸在哲学无边的深度里，慢慢尝试努力将航程引向一个欣愉的结。我现在已经67岁了…我需要找到途径让许多人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无所谓’意味着什么（what it would be for things to matter），让许多人相信：存在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不能期望自己一个人来做这些事。”【ii,453】

　　笔记有关说明。这篇笔记相当长,如果仅仅想对On what Matters基本概念有所了解的话，可另外参照Scheffler所撰导言的译文【另处提供】，本笔记可能适合进阶的了解。翻译问题：Rational有时翻成了“合理的”有时又翻成“理性的”；desire有时翻成“欲望”有时翻成“欲求”偶尔还翻成了“想往”；Impartial有时翻成“公平的”有时却翻成了“公允的”…。因为笔记是时断时续做的，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页码标注中“I”指牛津版上卷，而“II”则指牛津版下卷。

　　这份笔记划分为5个分：1、“理由”，是parfit的理论基石；2、“原则”，完全是分析Kant绝对律令的“人是目的”公式；3.“理论”：逐渐提出统合了Kant的普遍法则公式、Scanlon的契约主义和后果主义的三合一理论；4.“批评与回应”：这一分被大规模简略，只选取了四个批评中我看来更重要的Susan Wolf和Scanlon的两个批评，而Parfit在正文中的回应则完全忽略，转而选取了parfit在附录H中对Kant自律公式的否定性分析作为对Wolf批评的有力回应；5.“规范性”，这是分量最大的一分，Parfit在此激烈地主张了一种基于直觉的、非自然主义的认识主义论点，认为存在不可化约的规范性真理，拒斥了从Nietzsche到Williams和Mackie等众多的理论。

　　第四卷 评论（Commentaries by Wolf/Wood/Herman/Scanlon）

　　漫游全域（Hiking the range）

　　y Susan Wolf

　　On What matters是哲学学的一个快步鸟瞰。所有讨论服务于寻求道德的原则。 可这么理解这本书，“展现了一个哲学家的思考：捡取和选择几种学理论中他认为最有洞见和最好的分，糅合在一起成为他自己的的论点。”【ii,33】 另一种更有野心的解读是：康德契约主义可以同时是康德式的、契约主义的和后果主义的。三种传统在不同面向上攀爬同一山峰。【ii,34】这里Parfit的主张是，存在单一的真确的道德，体现在单一的原则之中。

　　这一主张同时有元（metaethicial）和规范维度。元上讲，Parfit的工作体现了这样的设定：存在强的理由需要或希望有单一的至高道德原则。不过Parfit与那些他讨论的立场都有较大的距离。能够理解Parfit统合的意图，但Wolf不太为其所动。“如果道德不具有那么清晰的结构，这并非一个道德悲剧。”【ii, 35】康德主义、后果主义和契约主义传统表达的价值会逃避任何的完全统合。不应该让寻求统一性的努力来扭曲我们对个体价值的理解或压抑我们对道德内张力的认知。【ii,35】

　　本文关注这样一个张力，存在于康德和后果主义之间，即对自律的尊重和对最优结果的关注之间。Parfit对康德理论的重构使得这种张力消失了。接着讨论契约主义与非契约主义之间的张力，以及发现至高原则的重要性。

　　对自律的尊重（respect for autonomy）

　　康德的自律有一个形而上学的维度，但也有一个非形而上学的维度，“将自律理解为对实践理性的拥有，给予其拥有者一种自我思考和决策的能力：珍重什么，做什么，如何生活。说我们应该尊重自律，或者应该把人们当做自律的存在予以尊重，就等于说：我们应该把人的这个特点放在心上，它要求回应，限制我们对他人的行为，甚至要求他人的某些行为类型。大致上，尊重自律涉及尊重人们自我管治其生活的能力，避免干涉他们的自我选择，避免施加某些他们不愿意的负担。”【ii,36-37】“自尊与对善的关切之间的张力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并不总是知道什么是善好的，对他们自己而言，甚至对世界而言。”【ii,37】

　　arfit对Kant的同意原则以及不把人仅仅当做手段的解释看来没有考量到对自律的尊重。Parfit能从康德式的契约主义推导出康德式的后果主义也反映出对自律的缺乏重视。

　　同意（consent）

　　康德的同意原则。Parfit的版本远离了同意的原初思想。因为在解释理由和合理性时，Parfit采取了基于价值的理论，也因为Parfit的版本涉及一个人能够理性地同意什么，Parfit版本的同意原则语序我们对某人做些事，就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设受影响者将会（should）同意；事实上，它将允许我们对一个人这样行为，即使他在充分合理性和信息条件下明确拒绝时。【ii,38】因为对自律的尊重是促成同意原则的价值，Parfit的同意原则完全错过了这一点。Parfit寻求道德的至上原则，一致性条件颇有分量。但对一致性的寻求不应该这样改变同意原则。

　　仅仅视某人为工具

　　在讨论人性公式时，Parfit的诠释至少分地没有抓住该公式的力量。人性公式要求我们总是对待理性的行为者为目的自身，而不仅仅作为工具。Parfit选择仅仅考虑“仅仅视为工具”，而缺乏对“视某人自身为目的”的观念。【ii,41】

　　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是将“工具”和“目的”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这样人性公式将引导我们这样看待理性存在物：他们的身份禁止我们以一种忽略其目的的方式使用他们。【43】

　　不过Parfit并没有选择这个原则，他转而考虑普遍法则公式，并加以修改实质更显然地具有契约主义色彩，即Kantian契约主义。这一公式要求我们规约行为，不是依据所有人将选择的，而是依据每个人能合理地选择的。

　　康德式的契约主义

　　arfit处理Kantian契约主义公式的方式又缺少对自律价值的尊重。特别是，Parfit争论说，Kantian契约主义将导致接受某种规则后果主义。在此，康德传统的捍卫者很可能不会同意。Parfit的论证很短：每个人能理性地选择每个人按照最优原则行事，而且没有其它原则是可合理选择的，所有康德契约主义将接受最优原则。

　　但Wolf不清楚的是：是否真的没有其它原则是可合理选择的。用Means和“桥”的例子来说明。Parfit承认，一个人能合理地要求一个禁止牺牲别人的原则。但在Wolf看来，让人迟疑不愿意认同“推人下桥”的原则的理由不仅仅是当事人将牺牲掉生命。而在于“另一个人，第三方，将牺牲当事人以促进更大利益的决定揽到自己手里。…一个人可能希望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是一个人将决定是否为了更大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决定应该由他本人作出。”【ii,46】人们都有强烈的偏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自己做决定，在具体的层面上，决定什么可以对其身体发生，遑论生命了。这种偏好不仅仅是一种与价值相对立的偏好。这是一种普遍的偏好。因此一个人可以理性地偏好维系对身体和生命的直接控制仪最小化丧失生命或肢体的风险。因而Parfit说Kantian契约主义必定支持规则后果主义的论证未必成功。“即使我们认可Parfit的主张即每个人都能理性地接受最优原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每个人能理性地接受非最优原则，特别是那些强烈的保护人们免受外来干涉以控制自己的生命和肢体。”【ii,48】

　　这种控制自己生命和肢体的偏好，与自律的价值密切相关。

　　有些康德主义者或Kantian契约主义者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将维系自尊的原则放在带来最优结果的原则之上是唯一理性的。【ii,48】则Kantian契约主义与后果主义冲突。总而言之，“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律优先于福利的偏好的挑战，Parfit没能看到自律的价值…一种康德版本的契约主义并不必然导向任何形式的后果主义。”【ii,48】

　　其它张力

　　一个完整的讨论还涉及到契约理论和非契约理论。Kantian VS契约主义；契约主义VS后果主义？问题复杂，因为契约主义这个词有一个复杂的传统。契约主义vs后果主义更复杂，更不对称。契约主义中，道德的正当原则是那些满足了“对任何人的可辩护性”的条件的原则。而有一类强的后果主义会拒绝任何契约主义。“具体而言，像西季、Smart,Kagan的后果主义认为道德的唯一基本价值是使得世界尽可能好，不会承认道德理由以限制行为于每个人可接受的原则范围内，假如违反这种限制将使得事情从客观的视点看更好的话。”【ii,50】

　　如果服从最优规则将产生最优结果，则规则后果主义滑向行为规则主义；如果服从最优规则不能产生最优结果，则有时有必要打破规则。无论哪种情况，严格的后果主义者都没有理由采纳规则后果主义而不是行为后果主义。

　　结论：漫游全域

　　如果寻求单一的原则或系列，同时派给总效用以及可辩护性以分量，则Parfit的三维理论是最好的候选者。但寻求单一原则的努力是可怀疑的。“康德的、契约论的和后果主义的传统，可以被理解为形成如此多不同的漫游群体沿着不同的路径漫游。”【ii,51】而如果一个人将道德理论化理解为对道德至高原则的单单寻求，则只有一座山峰可攀登了。则必须漫游整个领域了。

　　对于认为寻求这种至高原则的价值的两个理由的质疑。1、社会和睦，取得社会共识。但在这条思想线路中有一个滑动：从确认原则的理论目标到多元的世界中真实的人类的想象的共识。通过辨析一个道德原则并以此而行来实现社会和睦，这是虚拟的。2.寻求至高原则因为这样的一种欲求，即寻求实践的道德指导，对于艰难的道德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但Parfit辩护的原则没有那么多的实践有用性。任何的原则都是如此的抽象或复杂以至于很难以应用。不太能给予实践的指导。

　　并不认为寻求原则没有用处。只是原则未必能把握或实现所有的道德价值。因此在寻求道德至高原则时，它必然体现了价值间的某种妥协。“应该承认，即使一个行为被原则所支持，即看为道德正当的，也不意味着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即使一个行为被原则所禁止，即道德错误，也不意味着没有可取或可辩护之处。”【ii,56】

　　我如何不是一个康德主义者（How I am not a Kantian）

　　y T.M. Scanlon

　　理由理论在parfit体系中居于基础位置。认同Parfit发展一种类似于kant但又有分别的道德理论是有价值的。但某些与Kant的分歧值得关注，因为这种分歧有时候恰好可以显明Parfit的理由和道德理论面临的困难。【ii，117】

　　Kant绝对命令的权威：只要我们看自己为行为（acting），我们就必须视绝对命令为实践推理的层原则。如果把其他原则视为，则我们只是某些促动因素的奴隶。普遍法则公式的最好诠释是：准则成为普遍法则意味着每个人都相信遵循该准则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什么会阻止准则成为普遍法则：Kant的想法是非矛盾，而Parfit则认为是理由及其力量，而理由在Kant有关合理行为和道德的理论中至多具有衍生的位置。Kant说，当意愿某个法则会与将自己看为理性能动者（rational agent）不相容的时候，就不能意愿准则成为普遍法则。理者有目的，而不能对与追求目的有关的条件无动于衷。Kant论证的基础不是reason,而是合理性（rationality）。但是Kant的结论中，关于某些考虑的重要性最多只提供了最低主张，则取决于每个人去决定给予这些主张何等权重。但如论如何，在Kant处，理由必须基于理性能动者，基于人的态度，只要人将自己视为理性能动者，这种证成的顺序不能颠倒。【ii,121】这是关于理由的康德建构主义（Kantian constructivism），是Kant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区别于Parfit在第三卷中的理论。Parifit总是预设一个独立可理解的理由及其力量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非Kantian,都不接受Kant关于理由的建构主义。

　　这一分歧提出问题：为何不接受关于理由的康德建构主义？有什么理由为替代的理由观念辩护？说明：Kant的“概念中的自相矛盾”很有直观吸引力，把握住了这一思想：从普遍的道德要求中豁免自己是错误的。但Kant忽略了那些要求或约束本身是否正当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关键的：如果约束是无根据的，则打破约束并不错误；如果约束是必要而正当的，则不管违抗行为的成功是否取决于别人遵循该约束，则违背约束总是错误的。

　　Kant的“意愿的自相矛盾”可以用来回答证成问题：约束是否正当取决于一个人意愿违反约束的行为是否可被普遍允许。如Parfit所言，这一证成标准类似于我(Scanlon)的契约论版本。

　　Kant标准与Scanlon/parfit版本不同之处在于，Kant诉诸the agent,而Scanlon/parfit都是诉诸anyone，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有关对错的思考模式是否对其他人的理由敏感。我相信Kant理论的最好解释可以有类似结论：“他能否意愿人们被普遍允许依此准则而行，这里普遍性包括行为者占据任何可涉及的位置。”【ii,123】不过就是如此，Scanlon也与Parfit一样相信，避免个人处于不同位置的反事实能使得事情更清晰，通过询问处于不同位置的他者愿意接受或能否合理拒绝能更清晰地提醒我们：我们是在处理不同的人的事情。【ii,123】

　　另一个与Kant的分歧涉及如何理解“人能够合理地意愿”的意思。我不认为理性能动者的观念足够丰富到可以给出有关理由的全主张。Kant说：接受绝对命令作为实践理性的原则是一个人独立于偏好的acting的唯一之路。这个站不住脚。“在就什么考虑构成理由作出判断的时候，行为者不能把自己看为active”，Scanlon看不出这种说法有何道理。【ii，124】

　　Kant采取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理由概念：理由基于理性能动者的要求，如果这一描述被拒绝，替代方案将是自下而上的概念：在此实践推理始于特殊理由及其力量的主张，然后走向我们有理由做什么的结论。基于欲望的理由概念就是这种形式。Parfit拒绝基于欲望的理由理论。Parfit聚焦于facts,对我这是正确的，但不够。这种原子主义的理路（atomistic formulation）忽略了理由的几个关键方面：忽略了理由的关系特征，以及对语境的依赖。理由的力量是否为其他考虑胜过，这取决于决定的语境。【ii,125】 而基于欲望的理论则将关系结构内嵌其中，缺陷则是其提供的关系结构比较有限。基于欲望的理论的另一个特色是：其自下而上的路径更明显。因为欲望总是能动者的欲望，在这种意义上基于欲望的理论类似于Kantian理论，不过聚焦于能动者的不同方面。这一讨论的结论是：关于理由的论述应该是某种实质主义的整体论（substantive holism）。【ii,127】

　　转向Parfit的惊人主张：契约主义与规则后果主义趋同，或Kantian契约主义与规则后果主义重合。希望带出我（Scanlon）的契约理论的不同之处。

　　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Rawls诉诸无知之幕；Scanlon对可以诉诸的理由作出了特殊规定譬如个人理由；Parfit则诉诸在充分信息条件下我们的合理的意愿。公平理由是我们从公平的视角考虑时拥有的，特别是对别人的福祉的关注。“Parfit说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有这些公平理由。转向个人视角仅仅添加了个人的和偏爱的理由。”【ii,128】Parfit相信唯一性条件常常能满足，因为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公平理由意愿某些原则被普遍接受，纵使他们可能有个人和偏爱的理由去偏好其他原则。Parfit用公平理由来定义“最好后果”，他对“最好”是否是集合性的（aggregative, ii129）这一问题持。

　　canlon不质疑Parfit关于kantian契约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的关系的结论，却试图揭示出kantian契约主义（parfit主张的）与Scanlon契约主义的区别。在parfit处，即使某人有个人或偏爱的理由不接受某原则，他也有足够的理由选择每个人接受公平理由赞同的原则。

　　而在Scanlon那里，问题是：每个人是否能合理地拒绝允许某种行为的原则。Green能够合理地拒绝某原则，需要考虑其他的个体希望该原则被接受的冲突的理由。这些理由相应于Parfit的公平视点的理由，但有一个区别：在我的契约主义中，考虑的不是两种理由，而是个体在两个不同的位置持有的理由。

　　用“救生船案例【救5个陌生人还是自己的孩子】”。Parfit救自己孩子的理由与后果主义很类似，诉诸best overall。但Scanlon的论证则基于个体们为自己需要的理由。要求给予陌生人和特殊关联人同等权重的原则会被拒绝，因为它使得建立特殊关系变得不可能，而后者是我们有强的理由需要的。

　　canlon的他者理由只是Parfit的公平理由的一分。有两个重要区别：1、Parfit的公平理由包含着期望集合利益更大，而Scanlon处则只有每个个体算数，集合考量不相关。2.Scanlon排除了非个人理由如自然物品或艺术作品的价值。谈集合（aggregation）的问题。

　　如果对某一原则的接受涉及对某人巨大的代价呢？在这种情况下，Parfit的Kantian契约主义比Scanlon的契约主义涉及更大的代价。最优原则要求个人作出的牺牲可能远远大于每个人遵循非最优原则时个人需要承受的牺牲。或许对要求更大牺牲的最优原则有更强的反对【ii,137】“这样，替代原则面临更强的公平反对并不意味着面临着决定性的反对，也不意味着最优原则不能被合理地拒绝。”【ii,137】【这里的讲法没有多大说服力。】移向Parfit的论点可能有更大代价，却也能打破僵。

　　强调公平理由和最优原则，三度理论比Scanlon的契约主义更像后果主义。质疑：三度理论是否真的契约主义。Parfit的混合理论就证成上仍然是契约主义的。对证成（the idea of justifability）的承认开启了一个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中owed to别人的是遵循产生公平意义上的最好结果的原则，但并不总是如此,在另外一些处境中责任和义务或许有些不同。”【ii，139】譬如，要求更高阶的公平的原则或许被个人合理地拒绝。正是在这里，规则后果主义和Scanlon的契约主义有张力。

　　第五卷 回应（Responses）

　　略

　　第六卷 规范性（Normativity）

　　第二十四章 分析的自然主义和主观主义（analytical naturalism and subjectivism）

　　82. 冲突的理论

　　用几个问题来区分：规范主张是否倾向于陈述真理？是否存在规范的真理？这些真理是不可还原地规范的么？我们陈述真理的概念和主张是否不可还原地规范的么？

　　应该接受某种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Non-naturalist cognitivism）

　　概念（concept）：通过语词表达之物，主要考虑的概念是属性（properties）。【ii,264】

　　两类词：规范的（Normative），如wrong, right, ought, duty,virtue, good, bad；自然主义的（naturalistic），如Kill, crimson, square, electric, cause用于陈述自然事实。还有些词既是规范的，也是自然主义的，如murder, cruel, rude, unpatriotic, dishonest，这些词表达“厚的规范概念”（thick normative concepts）。不过最深刻的理论问题仍然是关涉纯粹的规范概念。

　　非认知主义者（non-cognitivists）相信规范主张不意图成为真的，除非在最低含义上；虚无主义者或错误理论者（error theorists）认为所有积极的规范主张都是不真实的；而认知主义者则相信有些规范陈述是真实的，陈述的是规范事实。

　　认知主义者分为三种：分析的自然主义者相信，规范事实也是自然事实，规范语词的意义可以使用自然主义语词来界定；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者认为：当规范主张为真时，他们陈述的是不可化约的规范事实；非分析的自然主义者则认规范主张陈述的是自然事实。

　　规范性（normality）的不同概念。在规则指涉概念上，规范性涉及规则或要求，区分允许的和不允许的，正确的和错误的，如刑法。在理由指涉概念上，规范性涉及理由或显然的理由。说主张是规范的，即主张肯定我们有理由…这是最好的概念。第三种概念中，规范性涉及实际地或可能的动机，Korsgaard, Anderson。应该拒绝这种动机式的概念；第四种概念是态度概念；第五种是命令概念。多数元论争关涉道德，但我先讨论非道德的实践理由或理由指涉的应当。事情重要只因为我们有理由关切之。规范性最好理解为指涉理由。

　　83. 关于理由的分析的主观主义（analytical subjectivism about reasons）

　　分析的主观主义者，Williams的内在理由。“决定性理由”意指行为能满足有信息充分下的欲望、或某人有最强的动机去做或选择的行为。Williams还辨析出外在主义者。

　　当williams争辩说，没有外在理由时，他的主要主张是：外在论者不能解释‘我们有外在理由’的意思是什么。我承认，当我说我们有理由或我们应该怎么行事时，我的意思不能用其它术语解释。【ii,272】

　　当我们有内在理由和外在理由的时候，只有外在理由才是重要的。

　　84.论内在理由的不重要

　　概念性主张和实质性主张（有规范内容；重要的：可能不同意；有信息的）。

　　理由的主观主义不是实质性的规范论点，而是隐藏的同义反复。“分析的内在论：当我们说‘我们最有理由这样行事’我们的意思是‘这样行事将满足我们的欲望或是我们的选择’”。【ii,276】

　　Williams认为：“如果A知道了某些事实或抛弃了某些错误的信念，则A将倾向于做X”就构成规范的。【ii,278】Parfit说这不够，为了使得某些主张是规范的，必须包含一个规范概念或语词。

　　当有自然事实给我们理由时，就有一个规范的事实：这个自然事实给予我们理由。…自然事实有这样的规范属性：是一个理由。而这个主张是不可化约地规范的。【ii,280】为了应用这种主张，需要“建议”这个词，而Williams、Falk的分析的内在论不能理解这一个思想。【ii，281】

　　内在论主张没有重要性。有两种形式。分析的自然主义的理由论述：有理由就是能满足欲望或选择。Falk,Darwall为代表。“如果在自然主义的内在意义上使用规范语词，我们不能有规范思想。”【ii,283】

　　Williams则辩护一种不同的分析的主观主义：“有理由行为”的意思是“行为将最好地满足欲望或是我们的理性选择”。内在论者说，加入了“最好”和“理性的”，因此是规范的内在含义，这种分析的内在论不是分析的自然主义。但这不是真的。“这样使用ought,我们能有何为理想协商的实质性规范信念。但不能有应该选择或行事的实质性规范信念。”【ii,287】

　　85. 实质性的主观理论（substantive subjective theories）

　　理由的主观论能有更好的形式。外在论的主观理论：我们有决定性的外在理由行事，if行为能最好满足欲望或为我们所选择。为了避免混淆，我们直营在外在的、不可化约的规范意义上使用理由概念。【ii,290】

　　86.规范的信念（normative beliefs）

　　我们必须在一种不可定义、不可还原的规范意义上使用reason, should, ought等词。Falk有几种评论。1.内在动机含义上的ought是最好的。但在这儿根本就没有规范性。2、混合心理预期和命令含义上使用ought.

　　设定人们有或至少理解关于理由或理由指涉的ought的不可化约的规范的信念。【ii,293】 Williams的反对是：他不理解这样的主张，怀疑这种主张是否有意义。如Falk所言，这种主张太模糊而没有意义。【ii,294】

　　第二十五章 非分析的自然主义（non-analytical naturalism）

　　87. 道德自然主义（moral naturalism）

　　前面已经区分了分析的自然主义【规范的语词和自然主义的语词之间的区分是表面的，规范的语词能使用纯粹自然主义的语词来定义，都陈述同一主张】和非分析的自然主义（Non-analytical naturalism）：有些概念和主张是不可还原地规范的，不能用非规范术语界定。“不过在事实层面就没有深刻差别。所有的事实都是自然事实，不过有些自然事实也是规范的，既然我们能通过不可化约的规范主张来陈述这些事实。”【ii，294】

　　规范的自然主义常常源自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如果有道德属性和事实，这将不得不是自然属性和事实。Sturgeon“我认为自然事实是唯一的事实。道德事实也必然是自然事实。”【ii,295】Smith, Boyd.

　　一种同等广延论证：正当等同于某一系列的自然属性。某种道德自然主义必然是真确的。

　　另一种主张则说道德自然主义可能是正确的。相应地，行为功利主义可以采取一种非分析的自然主义形式。“概念正当与幸福最大化不同，但这些概念指向同一属性。”【ii,298】但这一主张明显错误。一个重要区分：“有些自然属性是使得行为正当的属性”与“这一属性就是正当这一属性”是不一样的。Making right和being right完全不一样。“K：当某个行为能使得幸福最大化，这一事实使得这个行为正当，通过使得它具有不同的、规范的属性，即是正当的。”【ii,301】

　　道德自然主义者还可以争辩说：“正当”这个词标示着自然属性。但这一主张很难辩护。自然概念都有某种待填满的空隙，而right或更基本的wrong则没有这回事。【ii,301-2】

　　道德自然主义者还借助功能主义理论，使得right/wrong等概念标示自然属性。但这没有成功。在论述前，转入了Sidgwick、Ross等与非分析的自然主义者的一个虚拟对话。据认为非分析的自然主义者实际上撇除了道德。

　　88. 规范的自然事实（normative natural facts）

　　问：规范事实能否用非规范术语重述。自然主义相信“规范事实在还原意义上都是自然的”，而非自然主义则相信“有些事实不是自然的，而是不可化约地规范的。”【ii,305】自然主义的代表包括Sturgeon。

　　一种“宽的自然主义”：就算有些规范事实是不可化约地规范的，也是自然事实。Sturgeon的一种理解：规范事实在自然世界中扮演因果角色，即因果标准（causal criterion）。问题很多：很多自然事实不扮演因果角色，而因果角色也未必需要自然事实来扮演。

　　另外一个忽略“wide naturalism”的原因，从认知主义角度：最基础的规范事实不是偶然的、经验发现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事实；这些规范事实时必然真理，在可能世界都为真。

　　在规则指涉意义上的规范事实可以是自然事实，但在理由指涉意义上的规范事实则不然。【ii,308-310】

　　89. 从is到ought的论证

　　earle有这么个论证。你说“承诺帮你”就给你带来帮助我的义务。但这个论证只在规则指涉的意义上是规范的，而不在理由指涉的意义上。另一个反对：Searle的论证是同义反复的。

　　90.厚概念论证（thick-concept arguments）

　　厚概念：不仅仅纯粹规范的，而且蕴含一些非规范事实，如“残忍的”“贞洁的”“勇敢的”。诉诸厚概念完成从事实到价值的论证：如同多人，推断出该女不贞洁。这种论证无效。可直接否定厚概念为规范概念。

　　另一种“不正义论证”：Blue没犯罪，所以Blue不应受惩罚，Blue的惩罚是不正义的；Blue的惩罚是错误的。但这一论证仍然错误，因为“没有惩罚是应得的或不正义的”是一种融洽的观念甚至是对的。Anscombe有份这种论证。但是从“Blue没有犯罪”却推导不出“Blue的惩罚是不正义的。”【ii,320】

　　91.规范性反对（the normativity objection）

　　反对：规范事实和自然事实不可能是不同范畴，因为两者没有尖锐的区别。但可以区分规范分和自然分。理由指涉的规范事实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像某些类型的必然真理一样（譬如数学）。规范的自然主义不可能是真确的。

　　第二十六章 微不足道反对（the triviality objection）

　　92 规范概念和自然属性（Normative concepts and natural properties）

　　95 微不足道反对

　　自然主义只陈述了这种微不足道的事实：如果某种行为将最大化幸福，这种行为将最大化幸福。【ii,344】

　　第二十七章 自然主义和虚无主义

　　第二十八章 非认知主义和准实在论（Non-cognitivism and quasi-realism）

　　第二十九章 规范性和真理（normativity and truth）

　　102. 表现主义（expressivism）

　　Gibbard和Blackburn可能批评说我忽视他们的表现主义（expressivism）。“我设定什么使得规范判断为真或为假”，而Blackburn则反对说：这种真值条件路径不是理解规范判断的唯一策略，表现主义可以给予不同解释。【ii,401】

　　Gibbard对合理性给予了表现主义的论述。其目的是解释rational的含义。不存在一种属性being rational，说某事物为rational，是在表达一种心理状态。【ii,401】

　　103. Hare论真正重要之事（Hare on What matters）

　　Hare的一个朋友读了一Camus小说之后，绝望地说：什么都无所谓（nothing matters）。Hare认为：“当我们说某事重要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表达对某事的关切。真正重要的是‘谁在关切’？”【ii,410】人们的价值有分歧，也可能改变，但既然我们都关切某些东西，不可能将作为整体的价值抛弃。Hare说朋友的nothing matters仅仅是一个游戏行为（play-acting）。Hare接受一种情绪主义的、表现主义的，或更广义地讲，非-认知主义的观点（non-Cognitivist view）。对Hare而言，把某事描述为mattering毫无意义，事实是我们关切某些事情。

　　Hare错误地描述了客观主义的论点，没理解matter有意义。就如对数学问题的回答一样，道德判断也能是客观的，通过为真或为伪，他们能是对或错的（they can be right or wrong, by being true or false）。【ii,413】

　　104. 规范性论证（the Normativity argument）

　　Hare还有另一个论证。他说客观论是自我挫败的（self-defeating）。“道德判断不能仅仅陈述事实。道德哲学家要么承认在道德判断中不可化约的指令因素，要么承认其并不能指导行为。”【ii,414】Hare的看法是让人困惑的，他认为如果道德判断具有真伪或陈述事实，就不能指导行为。

　　其他论者也类似，Blackburn说：如果规范判断是信念的话，而就算这些信念是真的，也不能回答实践问题。“为了回答实践问题，规范判断不能是关于规范真理的信念，而必须表达某种欲求或其他意动态度（conative attitude）。”【ii,414】

　　Gibbard也说，在应用于需要做决定的判断时，表现主义才是对的。既然Sidgwick已经区分说what ought to do与what to do是不同的问题，那么，问what ought to do不能帮助解决what to do的问题；因此，规范真理或事实不能回答规范问题。“你的应该跳的信念并不能帮助你是否跳。…通过有关于应该做什么的真信念我们得不到什么。”【ii,415】

　　owell-Smith也说道德哲学的首要问题是回答“我将做什么”的问题。而“我应该做什么”是无助于事的。【ii,416】

　　这是非认知主义（non-cognitivism）的第三个论证。它认为“如果有规范真理，这些真理也不能回答规范问题”和“就是不可化约的规范事实也不能真的是规范的”。这些被称为非认知主义的规范性论证。【ii,416】

　　这个论证以一种自我损害的方式陈述的。Nowell-Smit“我认识到了某些事情是对的某些事情是错的。可是为什么我应该去做正确的事情而避免错误的事情呢？”【ii,417】；Williams说“如果‘我们应该做什么’告知了关于宇宙的某些事实，某人就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特殊的事实呢？”【ii,417】Hare；Korsgaard…依据这些论者，规范性与真理无关。【ii,418】我已经宣称存在不能还原的规范真理，Korsgaard称这种论点为规范的现实论（normative realism）。Korsgaard认为，实践推理不关涉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而是关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实在论者则误解了这一区分。

　　arfit相信，这些反对并不成功。如果Korsgaard的问题【应该做什么】不能为某些真理所答复，则问题就不是规范问题。Korsgaard说“我们必须继续解释为什么necessary遵照规范的事实而行。”【ii,420】如果是在问normatively necessary这个问题，实在论可以回答。如果Korsgaard是追问psychologically necessary,即什么使得规范信念motivate人。那么Korsgaard确实可以说“在诉诸于有关normatively necessary的事实或关于理由蕴含意义上的应当的事实的时候，实在论者并不能解释我们如何被激励去行为的问题。”【ii,421】但是这里的关键在于对Normativity的理解。对于实在论来说规范性完全不同于，也不包括动机的力量（motivating force）。

　　Korsgaard还认为实在论者在理由上会面临一个无穷倒退（infinite regress）的问题。但这纯粹是因为Korsgaard混淆了基于欲求的主观论理由和基于价值的客观论理由。“她假设了理由必须来自某种被选择的准则。如此则必须找到那种不能再追问为何选择的最后准则。但实在论者试图发现对于我们有理由欲求或做的事情的真理。对于实在论者，真理不是我们选择的原则，我们相信真理。”【ii,423-4】Korsgaard说，就算有这种真理，也不能回答实践问题，为了结束这种Justificatory regress，我们必须诉诸motivational necessity和我们的意志。不然。规范的真理能回答实践问题，规范性也不是我们意志的产物，规范就是那些我们有理由去想往、意愿或做的事的真理【ii,425】。

　　第三十章 规范的真理（Normative truths）

　　105. 分歧（disagreements）

　　我成为哲学家以考虑“什么是重要之事”，但这本书分地关涉别的问题。当我们问“什么是重要之事”时，分答案是显然的：根除最恶劣的苦难和穷乏最重要，缓解不幸、无知、无力以及将绝大多数人类同胞（Our fellow human beings）的生活提升到起码的得体标准，这些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ii,426】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则答案就较不明显。譬如，更高的人均生活质量还是更多的人的生活？人格同一性？时间之流逝的幻觉？

　　我越来越关切我的观点和其他几个人的观点的不同。不仅仅在“什么事重要”，而且在“事情重要是咋回事（what it would be for things to matter）”，“是否任何事能重要？”上都有分歧。

　　当别人的信念与我们的冲突时，这挑战我们的信念。分歧给我们理由怀疑我们的信念是否真确，也怀疑争执中的信念是否真确（true）。当与别人分歧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理由相信我们更可能是正确的(right)。但有时也不是这样。有一种人我们称之为“认识上的同伴（epistemic peers）”。当我们与他们有分歧时，我们应该问自己是否充分理由假设自己的信念更可能是真确的。我们常有理由认为那些相信星象或其它迷信的人的判断较差。

　　Enoch作出了一个有益的区分，当我们与他人分歧的时候，常常存在一个不对称（asymmetry）。因为我们相信他人犯了某个错误，我们就能正当地认为他的信念不如我们的信念可靠。“但是除非有一些别的不对称（这些不对称解释了他者错误的原因），我们就不能合理地自信我们是对的。”【ii,429】

　　我强烈相信，没有人应该受苦；而那些我极为信任的人种，有些人不同意。这些人相信，当作恶者受苦时，这种苦难本质上是好事，或至少不是坏事。【ii,429】还有更深的分歧，譬如主观论者相信实践理由源自欲求或目标的事实，而客观论者则认为理由是基于价值的。最深刻的分歧则关于规范性（normativity）：我相信存在不可化约的规范的、理由指涉的真理（reason-involving truth），而自然主义者、非-认知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除非我能合理地假设我更可能是对的，否则我就不能合理地维系我的信念。既然我相信这些他者是错的，在我们之间就有一种不对称。“但除非有其他的不对称，我不能对我的信念维系自信。”【ii,430】

　　确实存在这些不对称，我的例子主要是Williams，我从他那儿学到最多，他是我所知道的英国最才华横溢的道德哲学家。

　　106. 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how we should live）”

　　在《理想国》中，Socrates问：“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如同Williams正确指出的，Socrates问题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应该在道德上如何生活（how ought we morally to live）？”，而是“哪一种生活是最好的？我们最有理由如何生活？”【ii,430】

　　ocrates问哪种生活内在地最好（intrinsically best），这里“内在地善/好”意味着事情具有内在特征使得其好，或其好由这些内在特征构成。在包括Socrates, Plato等相信intrinsic goods的人中，例子包括正义、幸福、仁慈、有关重要真理的知识、信实和爱。

　　Williams则建议放弃“内在善/好”的观念，但其反对却惊人地缺乏深度。Williams说内在善/好的解释会存在循环：某物内在善/好事因为它有某种特征，这些特征会解释该物之goodness，然而该特征则又需要别的东西来解释。 Williams的想法不对。“如果我们认为某物为好是因为其内在特征与我们珍视的其它东西相关，我们就会称呼说这一事物是外在地或衍生地好（extrinsically or derivatively good）。”【ii,431】

　　Williams也说，内在善/好是神秘的、无法解释的（inexplicable）：“…内在价值，意味着对其价值无话可说：它是好的因为它是好的，到此为止。”【ii,432】但是，这不过是回到了主观论理由和客观论理由的分歧。在理由蕴含的意义上，“内在善/好”指事物有某些内在特征给予我们理由对其正面回应。而Williams认为神秘是因为他不接受对象给予的理由。

　　Williams说道德哲学始于Socrates问题最好，但从古希腊以来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应该转向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我最想往什么？（what do I basically want）”而答案则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做那些我最想往做的事情。”【ii,433】

　　107. 误解（misunderstanding）

　　Williams没有理解“理由”概念。Wiliams在“内在意义”上使用reason,他常宣称他不懂external意义上的reason,即Scanlon所谓的“标准规范意义上”。他常称之为‘神秘的’‘含混的’。他也发现‘内在善’难以理解，认为“counts in favour”仅仅是一种赞同态度的表述。Williams没有理解‘非心理学的、纯粹规范的理由’概念。

　　看见“时间的静止”（stilllness of time,ii,438）。分歧之间常常有不对称：“在形成他者的精神状态的真信念上我们较该他者处于不利位置。”【ii,438】Williams较为可能错误。

　　108. 自然化的规范性（naturalized normativity）

　　Williams的‘理由’概念是心理主义的，他的其他规范信念和主张也是。如‘实践必要性’‘道德乏能力’等信念。相应的，Williams以为，道德责任的ought仅仅是一个虚幻。【ii,442】

　　考虑人和其它物种的福利。我们常常设定人具有某种绝对的重要性，从某种‘宇宙的视角’。Williams则说不存在宇宙的视角，绝对重要性的观念是一个幻觉。当利益冲突的时候，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你站在哪边。”【ii,442】Parfit则认为，人的兴盛比甲虫的兴盛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109.西季的直观（Sidgwick’s Intuitions）

　　古希腊哲人希望发现如何最好生活。Williams说这些希望已经不在了，因为世界已全然不同。一个区别是关于自然、宇宙或上帝的信念。Williams说关于上帝的信念是错误的，然而，没有这样的信念，又没有人发现好的生活方式。

　　arfit说这不对。为了证成‘某种生活是最好的’，我们不需要诉诸形而上学或宗教信念。【ii,444】规范真理不需要基于自然或上帝的主张。“那我们如何辨认这些规范真理呢，我们应该诉诸于西季的主题，即我们的直观。”【ii,444】Williams当然拒绝了。

　　110. 继续旅程（The Voyage ahead）

　　Mackie也用规范语言作出心理学主张,认为规范性是一种动机力量。Gibbard也不是在我的意义上使用规范语词。Hume的怀疑主义与时人抵触，“我的困境也差不多。多数哲学家拒绝我的元学和元规范命题…Hume那时才不到30岁，而我现在已经67岁囖。”【ii,453】

　　111. 重新发现理由（rediscovering reasons）

　　Hume使用‘reason’意指导向真信念的精神能力。

　　对‘某事重要’的信念，会遭到强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异议。另外广泛的分歧本身和文化来源也阻碍对客观的道德真理的信念。下面四章就考虑这些反对。

　　第三十一章 形而上学（metaphysics）

　　112. 本体论（Ontology）

　　反对：不可化约的规范真理与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不兼容。Gibbard, Jackson,Field,这些形而上学的和认识论的异议提出了深刻而困难的问题。有些关于规范性，有些关于必然真理的本质和位置，关于我们如何理解和认知这些真理。

　　从形而上学异议开始。Mackie说，不可化约的规范真理涉及“奇怪的形而上学对象”，太过于古怪了而不能是宇宙的成分。Ontology问题：什么存在？基础主义、实在主义（actualism）和可能主义（possibilism）,Parfit认为应该接受可能主义。也应该接受“存在”的多元论（the Plural senses view）。【ii,472】

　　我们可以区分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理由指涉的规范属性就属于独立于我们的一种抽象事物。【ii,475】

　　113. 非形而上学的认知主义（non-metaphysical cognitivism）

　　柏拉图主义者和唯名论者都认为如果输和其它纯粹抽象实体存在的话，也不存在于时空之中。但柏拉图主义者还认为其存在实在的另外分。而唯名论者Quine则否认这样的实体。

　　形而上学的认知主义：关于在时空世界中存在之物自然属性的陈述是真的。

　　非形而上学的认知主义：有一些主张是真确的，但是其真值没有正面的本体论含义；当这些主张宣称某物存在时，这些主张并不意味着这些事物在本体论意义上存在。【ii,479】如数学真理。

　　可能存在物，与实际存在物相比，具有较少的本体论位置。但像素数或逻辑真理等就没有本体论位置，不适宜提出本体论问题。

　　诸多的真理是真确的，是因为许多其他类型的事物存在，在本体论意义上；但真理自身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存在。如“如果这个陈述‘没有事物存在’是真确的，那至少这个陈述为真。”【ii,482】

　　“如果无物在本体论意义上存在，就不会有星星或原子，也不会有空间、时间或上帝，但这一点仍然是真的：无物存在。…这一真理将在一种非本体论意义上存在。”【ii,485】

　　也有不可化约的规范真理。“存在一些不可化约的规范主张（在理由指涉意义上），在最强的意义上是真确的：这些真理却没有本体论含义。为了这些主张是真确的，这些理由指涉的属性不必作为自然属性存在于时空之中，也不必作为实在的非时空分。”【ii,486】这被称为“非形而上学的、非自然主义的规范认识主义者”，但因为主张关涉理由，自称为“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相对的拒绝理性主义的称之为自然主义者。

　　存在我们能做的事，也存在我们应该做的事。存在我们有理由相信、想往或做的事情。

　　自然主义者反对我们，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存在这样的真理，需要继续拒绝这些论点。

　　第三十二章 认识论（Epistemology）

　　114. 因果异议（The Causal Objection）

　　因果异议：因为非自然的规范属性或真理不能有任何效果，我们没有任何方式认识它们。需要某种神秘的准知觉的接触。

　　但是，为了形成真确的规范信念，我们不需要准知觉能力（quasi-perceptual faculty）。在认知必然真理的时候，认知方式不像知觉，可以通过仅仅思维它们来发现逻辑或数学真理。这对于规范真理亦然。分析性不能解释对于规范真理的知识，譬如“痛苦之恶”就不是分析性的。当西季称规范真理是直观时，也不涉及机能。是自明的。直觉也非不可错谬。其可信是个程度问题。【ii,490】

　　使用“认识论理由”概念，涵盖内在可信性（intrinsic credibility）。Field异议说：不能被抽象实体因果地影响，柏拉图主义者不能解释数学家何以有真确的数学信念。这必须基于“大规模的巧合”【ii,492】。

　　可以这样回应：为了形成真确的数学或规范信念，不需要受因果地影响。以计算机的例子：计算机产生真确的数学答案，却必须要被数学属性或数因果地影响。

　　上帝导致；进化导致。Nagel用自然选择解释人的合理性。但Nagel较为保守；Parfit认为自然选择可以解释动物能看，能理性地思考。像欧几里得、牛顿或哥德尔这样的天才，也能在漫长的进化中产生。【ii,496】对巧合异议可以作出‘达尔文回应’。

　　还有一个‘反巧合论证’：如果我们不是对理由回应，则我们形成这么多真确信念的能力是高度不可能的巧合。

　　115 有效性论证（the validity argument）

　　提供反对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的论证。计算机工作的物理层面和和数学层面。计算机产生正确答案的能力不能由物理解释，只能诉诸推理的有效性。这就是有效性论证。【ii,499】这一有效性论证也适用于人：神经生理层面不能解释数学和规范真理。有效性不是自然属性，关于有效推理的真理不是自然事实，所以应该拒绝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

　　116 认识论信念

　　真伪的alethic;

　　辩护认识论的理性主义。

　　使得什么可能为真的真伪属性与给予理由相信的规范属性是不同的。

　　第三十三章 理性主义（rationalism）

　　117 认识论理由

　　自然主义的怀疑论。Quine建议抛弃规范术语；Wittgenstein也拒绝规范认识论，他认为不能宣称非矛盾律等是不可怀疑或自明的，那只是河床而已。【ii,523】

　　我们或许不能证明规范的认识论信念不是幻觉。但是如果较为谦和（非绝对确定性），我们可以正当地拒绝上述怀疑论点。所有的证成必须在某个地方停下来，最好停留在内在可信性和决定性的或充分的认识论理由处。【ii,524】

　　118.实践的理由（practical reasons）

　　这里怀疑论的代表人物是Street,她认为直觉真理是完全不可靠的；信任之就等于信任一种古怪的宗教形式。【ii,531】

　　treet的论点不构成重要的攻击。

　　119.进化的力量（evolutionary forces）

　　treet可能攻击说：我们不应该相信直观信念，因为它们是进化的力量塑造的，因此为其所污染。理性反思的能力受到进化影响，因此不能够主张说：直观信念对应于独立的规范真理。

　　但是许多实践的和道德的信念不是有自然选择或其它进化力量造成的。如节育。再如‘金规则’就不能用进化力量来解释。“这些事实有助于表明，我们的规范信念大多不是由进化力量塑造的。。。发现向这样的信念加速的进展：每个人的福祉是同等重要的，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我们不应该对动物施虐…像金规则一样，这些都不是进化力量的产物。”【ii,538】

　　treet带出的一个问题：当她说我们不能信任我们的直觉规范信念时，她预设了我们和他人的规范信念有深深的分歧。这构成一个挑战。

　　第三十四章 一致（agreement）

　　120 从分歧来的论证（the argument from disagreement）

　　一种观点：由于深刻而广泛的道德分歧，以及诸多道德信念的文化根源，我们不能合理地相信存在道德真理。

　　arfit的论点是直观主义（intuitionism）：“我们有直观的能力回应理由，辨认规范的真理。”【ii,544】因为不能基于分散的直观，还需诉诸Rawls式的反思平衡，这种基于直观的反思思维，是唯一的可辩护的方法。

　　许多人拒绝上述主张，如Schiffer,Field,Boghossian称理性直觉为‘神秘之物（mystery）’。直观主义也能因分歧而遭受反对。

　　oghossian：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直观信念。但经过仔细的反思后，不同的人会发现很少有冲突的信念是自明的。

　　chiffer:纵使在理想处境中，我们和他人也会在任何道德问题上合理分歧。过强。

　　第三种挑战：在理想处境中，我们和他者事实上有分歧，因而不能合理地相信我们的规范信念是真确的。这被称为出于分歧的论证。

　　为了辩护，直观主义者必须辩护说：在理想的处境中，我们和他者不会有深刻的冲突的信念，而会有类似的规范信念。这就是趋同主张（convergence cl网友m）。【ii,546】趋同主张是一个经验主张。为了分析之，需要考虑各种历史和心理学问题，将元和元规范问题放在一边；也不能认为所有人会有道德信念，有些psychopaths或sociopaths.

　　121 趋同主张

　　认识论的规范真理；道德分歧。在理想处境下，我们几乎都能有类似的道德信念。

　　有时候理想处境不能获得，人们常常有冲突的非道德信念，或不知道所有相关的非道德事实。受到扭曲的影响；有时，道德分歧是虚假或表面的；只是看起来的分歧；有时是不是关于what上的分歧，而是why上的分歧；有时分歧涉及到边界案例（borderline cases）；很多时候，规范真理是不精确的；有些问题是未定的（indeterminate），或曰没有答案。

　　122 苦难的双重坏（the double badness of suffering）

　　受苦自身是坏的；当人们以一种不赢的的方式受苦时是坏的。这就是双重坏主张。【ii,565】

　　考量了Stoics（苦难不可能是坏的；有德行的人在受酷刑时也是快乐的）, Albertus Magnus, Kant，Nietzsche等人相关的理论。

　　第三十五章 尼采

　　123 重估价值（revaluing values）

　　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趋同主题，只能回答特殊的挑战。Nietzsche最有影响。有时候Nietzsche说苦难是好的，但这并非其真意；他对于怜悯的拒绝基于错误的信念；

　　124.善与恶

　　尼采自诩揭穿了基督教的道德，上帝已死，欧洲人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拒绝一切道德。

　　arfit说Nietzsche有一个错误，德语中的Sollen有两重含义：“命令”和“应当”。于是Kant的绝对命令可以有两种方式“你不应当”“不要！”然而，Nietzsche只采纳了“命令”的方式。因而当他说上帝已死时，作为命令的基督教道德就坍塌了。但是如果区分开两种方式，则未必是如此结果。

　　125.生命的意义

　　尼采的重要问题是为何人类存在，而答案将提供生命的意义。当尼采认为生命或自然没有目的时，他希望我们可以创造出新的价值，给予生命以意义。既然Nietzsche的规范概念不是理由指涉的，而是命令指涉的，他规避虚无主义的企图落空了。

　　第三十六章 什么最重要？

　　126 发生的一切都值得么（has it all been worth it？）

　　苦难质疑了世界的善。【ii,607】williams,在询问人类历史是否值得时，我们是在询问：历史上的那些恐惧的事和苦难是否被胜过，从而人类历史总体上是善好的？悲观主义否定，人类不存在过会更好。佛陀的第一真谛是：生就是苦；Silenus说，最好不生存。尼采。

　　悲观主义太极端了。Parfit相信，迄今的人类历史是值得的。【ii，611】苦难为幸福所胜过；另外，还有质疑悲观主义的理由：过去的苦难是不精确的，有时苦难是荣耀必要的一环，譬如圣彼得堡、金字塔的建造；而且像万神殿、威尼斯、莫扎特、莫奈和歌德的作品…过去是值得的，幸福胜过苦难；但苦难也不是可以轻易逾越的，所以可能是瞎猜。

　　但是历史并未结束。

　　127 未来

　　“就算过去是坏的，未来可能是好的，这一善好可能逾越过去的坏。人类历史整体则是值得过的。”【ii,612】

　　在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做时，我们能忽略过去的坏。就算过去是坏的，或人类历史整体是坏的或不值得的，未来也可能是值得过的，我们不应该现在就放弃。为了实践的缘故，我们能忽略过去的惊恐，而专注于未来。【ii,614】最紧要的是避免终结人类历史，通过使得全球变暖或其它方式。

　　附录H 自律与绝对命令

　　康德说：Moral law是绝对命令；我们服从这法律，只因为它是我们自己授予自己的。康德的这两个主张不能都是真的。

　　自律主题：我们只服从那些我们作为法律颁发给自己的原则，只有义务从事符合于我们自己意志的行为。另外的两个选项：1、虚无主义；2、Heteronomy thesis: 我们服从于某些原则，有义务从事符合这些原则的行为，不管我们是否把这些原则作为法律给我们，也不管我们是否意愿这些原则。【ii, 678】

　　除了区分自律和他律，康德还区分了categorical命令和Hypothetical命令。道德命令或绝对命令说：“就算我没有意愿任何别的事情，我也应该做…”这个定义很含混，字面上解读可能意思是：“虽然只有在我们愿意如此的时候，绝对命令才适用于我们，但就算我们没有同时意愿其他事情，绝对命令也适用于我们。”【ii,680】

　　依据自律的定义【我们意愿】：

　　1、 假言命令是strongly Hypothetical：命令应用于我们only if and because我们希望命令应用于我们并且意愿某些目的。

　　2、 绝对命令是weakly categorical：命令适用于我们only if and because我们意愿如此。

　　依据他律的定义【甭管我们意愿与否】：

　　3、 假言命令是weakly hypothetical:命令适用于我们only if and because我们意愿某些目的。

　　4、 绝对命令是Strongly categorical:命令无条件地适用于我们，不管我们意愿什么。

　　回到Kant的主张即Moral law是绝对命令，如果Kant意指Moral law是“强的绝对命令”的话，Kant必须拒绝自律主题。因为只有他律的命令才是Strongly categorical. 康德或许主张道德法则是weakly categorical。但Parfit现在要论证说应该拒绝这个主张，因为我们应该拒绝康德的自律主题。

　　康德说，单单Reason颁布命令…我们服从理性的法律，则我们不仅仅服从我们自己颁发给自己的法律。不过Kant会说这儿没有矛盾，因为正如我们每个人有意志，我们每个人也有理性（reason）：“法律从我自己的纯粹实践理性开始…被自己的理性所约束，我是在自我约束”【ii,682】 但这种主张是站不住脚的。举个例子，应该区分逻辑法则【非矛盾律】以及相应的认识论原则或法则【不应该自相矛盾】。依据自律，则我Parfit或我的理性颁布给自己这样的法则：要避免自相矛盾。疯子才会这样思维。康德的My reason是指my rationality(我的合理性)，我的认知的合理性即一种辨析认知理由和要求，并作出相应回应的能力。说这种能力是reason或要求的源泉或作者是毫无意义的。我的rationality不能是实践命令譬如道德法则的源头。【ii,683】

　　一种异议会说Parfit不是在使用康德自己的术语讨论问题。举例,Kant会说，作为具有理性的受感官影响的存在的人既是又不是同一个存在即noumenal self。 Parfit说，遵Kant的思路，Kant不可能相信“Parfit是纯粹

　　《On What Matters》读后感(七)：转一个评论 by Mark Schroeder

　　On What Matters, Volumes 1 and 2

　　ublished: August 04, 2011

　　Derek Parfit, On What Matters, Volumes 1 and 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92pp. + 848pp., $55.00 (hbk), ISBN 9780199265923.

　　Reviewed by Mark Schroede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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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t is finally here. Wrapped in a stunning jacket design featuring the author's own photographs and embossed gold and black titling, the two massive volumes of Derek Parfit's On What Matters will be the most beautiful philosophy books on any shelf they grace -- a worthy start to living up to over a decade of being "the most eagerly aw网友ted book in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s promotion materials. Given the enormous stature of Parfit's 1984 Reasons and Persons (my colleague Jake Ross calls its part IV 'the Platonic Form of philosophy') and Parfit's selective publication schedule, it should be no surprise that his second book should be so anticipated. But with Brad Hooker's [2010] advance notice that it is "probably . . .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ation in moral philosophy since Henry Sidgwick's The Methods of Ethics in 1874" and Peter Singer's [2011] front-pag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gush that i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work in ethics since Sidgwick's masterpiece was published in 1873," On What Matters cert网友nly has a lot to live up to.

　　Lofty expectations asid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On What Matters is an epochal work. Philosophers my age and younger have never experienced a philosophical world in which there were not conferences and symposia being organized for Parfit to present drafts of the material collected in this work and critics to evaluate it before it was even finished. It is at the same time one of the most collaborative philosophical works ever created (Parfit thanks hundreds for their input) and one of the most intensely personal. And the book is indeed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giving us a truly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moral outlook -- both normative and metaethical -- of one of the greatest moral thinkers of our time. Whether or not its many specific arguments are widely accepted, the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normative terr网友n it outlines is one with which future work will need to grapple.

　　Unfortunately for a reviewer like me, however, there is a prima facie difficulty in saying just what the book is about. Each dust jackets reads (in full):

　　This book is about reasons, value, and morality. There are summaries near the start of both volumes. Each volume can be bought and read on its own.

　　A brisk read of the 58 pages of the mentioned summaries, however, allows the reader to get a sense of the vast scope of the topics covered, but little more than that. Optimistically, you might turn to the preface for an overview or statement of the book's goals, plan, or ambitions -- the sort of question, argumentative task, or at least guiding principle around which you have come to expect a work of philosophy, or indeed any other book, to be organized. But Parfit's preface consists instead in an extended meditation on why he admires Kant and Sidgwick, and says little about what the book itself is about.

　　Though Samuel Scheffler tries valiantly in his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justify the inclusion of all of this material under a single title, there is just no getting around the fact that On What Matters really consists of four separate books collected into two volumes under one title: a f网友rly long monograph in parts 2 and 3 about the value of Kant's contributions to normative moral theory that is based on his 2002 Berkeley Tanner lectures, a full monograph about reasons and rationality in part 1, an edited volume of critical work on the Tanner lectures (part 4) together with Parfit's replies (part 5), and an immense monograph on metaethics in part 6, one of the longer books ever published on pure metaethics in its own right.

　　At 4.8 pounds together, all of this material clocks in at over twice the combined weight of five of Thomas Nagel's most important books, at a total of 1440 pages, the exact total of Rawls's A Theory of Justice, Nozick's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and Scanlon's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combined. It is not at all obvious why Parfit decided to include a 26-page appendix covering the topic, 'Why does the Universe exist？' (just one appendix out of ten between the two volumes) and a full 40 pages on the actualism/possibilism debate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dality (Parfit defends not just possibilism, but the thesis that Alvin Plantinga is also a possibilist). It’s hard to find anything more to say about what ties all of this material together, other than that it is, in the words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s promotional materials, “a major work in moral philosophy . . . the long-aw网友ted follow-up to Derek Parfit's 1984 book Reasons and Persons, one of the landmarks of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Fortunately, however, I do think that there is a simple way of characterizing what On What Matters is about, and that if we read it in this way, it gives us an illuminating insight into the intellectual journey of one of the greatest contemporary moral thinkers. The right way to think about the unifying content of On What Matters, I think, is as an extended argumen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Moral progress is also what Reasons and Persons was about, but in a very different way. In Reasons and Persons Parfit self-consciously sought to demonstrate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by example. This was the secret of its enormous influence, as a whole generation of moral philosophers was inspired by the questions it asked, the way it asked them, and the methods it employed to answer them. According to the penultimate paragraph of its introduction, “Many introductions attempt to expl网友n how, when discussing morality, we can hope to make progress. Since the best explanation would be provided by making progress, this is the only explanation I shall try to give.” (Reasons and Persons, x)

　　Reasons and Persons was also the work of a younger and more optimistic philosopher. Its final words are: “Non-Religious Ethics is at a very early stage. We cannot yet predict whether, as in Mathematics, we will all reach agreement. Since we cannot know how Ethics will develop, it is not irrational to have high hopes.” (Reasons and Persons, 454)

　　On What Matters, in contrast, is the work of an older and more reflective philosopher, very conscious of the disagreements among his peer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asking new questions or pursuing old questions in fresh ways, it is concerned to argue much more explicitly and directly for the thesis that moral progress is possible. At the culmination of volume 1, Parfit writes: “It has been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such deep disagreements between Kantians, Contractualists, and Consequentialists. That, I have argued, is not true. These people are climbing the mount网友n on different sides.” (vol. 1, 419, italics added)

　　This difference from Reasons and Persons makes it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kind of book, and -- in keeping with Parfit's own prediction that "the best explanation would be provided by making progress" -- I suspect it will be important for the kind and scope of influence that On What Matters will ultimately have. But the concern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is the very same.

　　There are two quite different complementary components to the extended and implicit argument in On What Matter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The first strand consists in the core argument of Parfit's 2002 Tanner Lectures, published as parts 2 and 3, and is often characterized as the core of the book. The master argument of these chapters is that the best and most defensible Kantian principle, the best version of Rule Consequentialism, and the best version of Scanlonian Contractualism will all agree about which actions are wrong. Parfit calls the common ground between what he argues are the best versions of each of Kantianism, Consequentialism, and Contractualism the Triple Theory. The Triple Theory undermines pessimism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by encouraging us to think that separate developments in the respective camps of Kantians, Consequentialists, and Contractualists are not just recursive wheels on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moral outlooks, but are leading toward convergence on a single moral truth -- climbing the same mount网友n from different sides, in Parfit's metaphor.

　　The other major strand in Parfit's argumen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is the extended defense in part 6 of his own distinctive metaethical theory, a kind of non-reductive, non-naturalistic, 'non-metaphysical' (in his words), normative realism. Originally conceived as material for early chapters of the book, and later conceived as an appendix, the published part 6 is a complete treatise on metaethics in its own right, aspiring to survey and reject every possible competitor to Parfit's own view as well as to defend his own view from every major objection. It's obvious that Parfit is deeply gripped by the project in part 6; in more than one place he tells us that if one of the competitors to his metaethical theory turns out to be correct, then his life 'has been wasted'. It is substantially less obvious why a 360-page book defending these views is really part of the same project as the arguments in normative theory of parts 2, 3, and 5, or why he shouldn't have simply published it as a separate book entirely. But I think it's clear that Parfit perceives metaethical competitors to his own view as challenges to the idea of moral progress. This is, I suggest, why confronting them feels like part of the same project -- and why it really is, if that project is construed broadly enough, as a defense of the idea that moral progress is possible.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much to be s网友d in favor of reading On What Matters as unified in this way. Even the apparently irrelevant appendix D, pursuing the question, 'Why does the universe exist？', is repeatedly concerned with the idea of philosophical progress, and it's difficult to see what else can be s网友d to justify the inclusion of parts 3 and 6 under a single title. But framing the task of On What Matters in this way also gives us some perspective on the m网友n arguments in both major parts of the book, which allows us to ask not just whether those arguments succeed in establishing their conclusions, but what sort of significance those conclusions have, and, in particular, whether they can really serve a grander defen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2

　　Let's first take the master 'climbing the mount网友n' argument from part 3. According to the core part of this argument, the best and most defensible comprehensive moral principle inspired by Kant's own ideas in the Groundwork agrees with Rule Consequentialism. By no coincidence, the structure of the argument superficially resembles Sidgwick's master argument in Methods that "the intuitional method rigorously applied yields as its final result the doctrine of pure universalistic Hedonism" (Methods of Ethics, 406-7). Like Sidgwick, Parfit thinks there are three major approaches to moral theory that are worth seriously engaging with, and like Sidgwick, Parfit is centrally concerned with a master argument which suggests a kind of convergence among these major approaches.

　　ut there are very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arfit's argument and Sidgwick's. For Sidgwick, it was very important that his argument lead to utilitarianism wholly on the basis of intuitionist-internal principles. He extensively justifies his conception of how intuitionism must regard rules in order to be a distinctive method of ethics at all, and his argument that "when rigorously applied" this method "yields as its final result the doctrine of pure universalistic Hedonism" relies entirely on that conception. As a result, Sidgwick's result is a very strong one. If his argument works, then by their very own terms intuitionists, by appeal only to principles that are most central to a coherent development of the intuitionist method, must converge on the very same ideas about right conduct as utilitarians.

　　ome of Parfit's remarks suggest that his strategy will be similar. For example, even though he admits that the Kantian view that he defends was not actually accepted by Kant, he emphasizes that the changes he makes from Kant's own views are "wholly Kantian". This is reminiscent of Sidgwick's insistence that he is concerned with the intuitionist method "rigorously applied" -- that is, on its own terms. But in fact the structure of Parfit's argumen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Sidgwick's. Central to the argument are background view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reas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sons and value, an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al and impartial reasons. Though Parfit defends each of these theories in part 1, they are not defended on either Kantian or Consequentialist grounds. So in contrast to Sidgwick, there is no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se background theories, needed for his argument, are acceptable wholly on Kantian or Consequentialist ground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is contrast between the 网友ms of Parfit's and Sidgwick's arguments is important is that it is the high standards for success that Sidgwick placed on his argument for utilitarianism on intuitionist grounds. This led him to believe that no such similar argument could be offered for utilitarianism on egoist grounds, a view that played a key role in his famous 'dualism' of practical reason. By Parfit's lights, in turn, Sidgwick's thesis on the dualism of practical reason was one of his biggest mistakes, and in fact Parfit's contrary view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al and impartial reasons play an essential role both in his defense of his Kantian principle and in his master 'climbing the mount网友n' argument itself.

　　ut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Parfit and Sidgwick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when assessing the broader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Parfit's convergence arguments, even if we accept that they are sound and agree with Parfit that the Triple Theory is in fact the correct moral theory, or at least a close approximation to it. Whatever kind of support Parfit's convergence arguments give for the idea that real moral progress is possible, it needs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dialectical structure of his underlying arguments.

　　For example, in his editor's introduction, Samuel Scheffler describes the upshot of the convergence arguments as that "it is a mistake to think that there are deep disagreements among Kantians, contractualists, and consequentialists" (vol. 1, xxiii). It's easy to see why showing that apparent disagreements are not really deep might help to undermine pessimism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Insofar as that pessimism is driven by the perception that even brilliant philosophical peers seem to have vast disagreement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progress, the discovery that proponents of the Kantian, Consequentialist, and Contractualist traditions do not really disagree deeply would indeed be the right antidote to this sort of pessimism.

　　In his only brief explanation of why he is so interested in establishing the "climbing the mount网友n" result, Parfit himself seems to describe exactly this significance for his result:

　　If we and others hold conflicting views, and we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e are the people who are more likely to be right, that should at least make us doubt our view. It may also give us reasons to doubt that any of us could be right.

　　It has been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such deep disagreements between Kantians, Contractualists, and Consequentialists. That, I have argued, is not true. These people are climbing the mount网友n on different sides. (vol. 1, 418-9)

　　ut things can't be so simple. If the background assumptions that Parfit has used to evaluate which Kantian principle is most defensible and his derivation of Rule Consequentialism are rejected by Kantians, then it looks like a large overstatement to say that Parfit's convergence argument shows that there are no "deep disagreements" between Kantians and Rule Consequentialists. For what the argument actually shows is that there is a principle that Kantians don't necessarily actually believe, but which is more defensible than what they actually believe by standards they don't actually accept, such that, given background assumptions Kantians reject, it is equivalent to Rule Consequentialism. To say that this shows that the apparent disagreement between Kantians and Rule Consequentialists is not deep appears to overstate the case considerably.

　　one of this shows that Parfit's convergence result is not deep and important. 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his convergence argument could be important, if it is correct. For example, it could be important simply because it makes the Triple Theory more defensible than competing substantive normative theories. Intriguingly, it could also be what Parfit was hinting at in the penultimate section of Reasons and Persons, when he s网友d that

　　We should not assume that the objectivity of Ethics must be all-or-nothing. There may be a part of morality that is objective. In describing this part, our cl网友ms may be true. When we consider this part of morality, or these moral questions, we may find the Unified Theory that would remove our disagreements. There may be other questions about which we shall never agree. There may be no tru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Since objectivity need not be all-or-nothing, moral skeptics may be partly right. These questions may be subjective. But this need not cast doubt on the Unified Theory. (Reasons and Persons, 452-453, italics added)

　　The convergence result could even be important because it helps defend some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idea of moral progress. But the result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the right structure to show that there are not really, as Parfit says, "others with conflicting views". Consequently, I do think that we clearly need to be much more careful about interpreting the force of the 'climbing the mount网友n' metaphor and about understanding exactly what about the climbing the mount网友n result is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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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ing the m网友n goal of On What Matters as arguing for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also substantially affects how we read and evaluate part 6. On this interpretation, part 6 is a complementary, full-fledged strand of Parfit's master argument that genuine moral progress is possible, in keeping with the enormous space it takes up. It expl网友ns why Parfit's most central objection to reductive or 'naturalistic' theories is called the Triviality Objection, because according to Parfit, they trivialize fundamental moral discovery. This interpretation also expl网友ns why Parfit's central objection to noncognitivism is that it cannot consistently allow that moral thoughts could be correct or mistaken. And most importantly, it helps us understand why Parfit not only thinks his own metaethical view is the best metaethical theory, but thinks it matters so much that it is correct that much of his life will have been wasted if it is not.

　　However, ag网友n I think that if we are evaluating the core arguments of part 6 by the light of this understanding of its overall significance, though 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a great deal about Parfit's motivations, it casts suspicion on his methods. On the face of it, if the point of part 6 is to defend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from metaethical theories which cast it into doubt, then one would expect him to engage philosophically with such metaethical theories. But if Parfit's arguments in part 6 are successful, then he hasn't actually succeeded in locating any metaethical theories which cast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into doubt. On the contrary, according to him, few people who have ever contributed to the literature on metaethics even have the conceptual resources required to disagree with him.

　　ernard Williams, for example, turns out to lack the concept of a reason. John Mackie turns out to f网友l to have thoughts about morality, rather than to believe that nothing is wrong. Christine Korsgaard lacks normative concepts. Simon Blackburn and Allan Gibbard's disagreement with Parfit？ That's superficial, too -- they don't have normative concepts either. I'm flattered to report that I am among the few metaethicists whom Parfit credits as sharing the required conceptual repertoire to disagree with him. But unfortunately for me, it turns out that we don't disagree either, because, according to Parfit, I don't believe my own view. His sole evidence for this？ That I acknowledge the intuitive force of apparent counterexamples.

　　It's clear that Parfit is uncomfortable with disagreement, and that this discomfort plays a major role in motivating both the reconciliatory project of part 3 and the dismissive arguments of part 6. But the strategy of part 6 takes him to strange places. In particular, it leads him to reject even the views of many of the metaethicists, like me, who seem to agree with him that many things matter, agree about which things matter, and agre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make progress in thinking about what matters. Instead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ith philosophers who seem to agree with him about these things, however, he sweeps them under the same rug as philosophers who seem to disagree with him about these things.

　　Even if some of Parfit’s more audacious arguments are successful, therefore, which I think would be very surprising, they eliminate as much agreement as they do disagreement. And I don't see why this puts us in a better position than we were before. Surely if the existence of disagreement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ogress should undermine our confidence in it, this is countered to at least some degree by the existence of widespread agreement. Getting rid of so much agreement along with the disagreement makes it harder to understand how Parfit managed to have strange concepts that so many others lack than it was to understand to begin with how he could be right that there is moral progress, when some thinkers disagree. This simply replaces a familiar problem about peer disagreement with a new and peculiar one about conceptual repertoire.

　　In fact, I think the extent of Parfit's cl网友ms to the effect that other philosophers either do not share his concepts or do not understand their own views substantially undermines the grounds for his confidence that he, Ross, and Sidgwick share the same normative concepts and understand their own views. It's not clear, for example, that Sidgwick even has room to understand how there could be such a thing as Ross's prima facie duties. One ordinarily wouldn't think of this as an obstacle to their tal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but given the enormous role the f网友lure to allow for the possibility of prima facie duties plays in Sidgwick's arguments, it's hard to avoid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difference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lausibility of some of Parfit's own crucial premises.

　　Just to take one example, Parfit's master argument ag网友nst reductive ('naturalist', in his terms) metaethical theories, the Triviality Objection, 网友ms to refute the naturalist thesis that to be wrong is to be N, for some natural property N, by assuming that the sentence 'when something is N, it is wrong' states or implies that when something is N, it has a different normative property (vol. 2, 343). Since,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ist thesis, being wrong is not a different property from being N, the naturalist thesis combined with Parfit’s assumption implies that, when something is N, it has some normative property other than being wrong. Parfit calls the question of what this other property is the Lost Property problem, and offers two more objections at this point: first, that it is mysterious what property it might be, and second, that we can re-pose the Triviality Objection to the naturalist's account of this other normative property.

　　In order for this argument to be probative, Parfit needs several pieces to fall into place. But most importantly, he needs a non-question-begging justification for the argument's key premise: that 'when something is N, it is wrong' states or implies that when something is N, it has a different normative property. Now Parfit's argument clearly isn't question-begging in the trivial sense that its conclusion is numbered among its premises. But by Parfit's own lights, if the different normative property is not the property of being wrong, then we face the Lost Property problem, and it is mysterious what this different property is. But if it is really so mysterious what this different property could be, if it is not the property of being wrong, then the only way Parfit's premise could really be obvious is if it were obvious that being wrong is a different property from being N. But, of course, that is precisely what the argument is supposed to establish.

　　o the dialectical force of Parfit's argument requires it to somehow be more obvious that sentences like this state or imply the presence of some normative property that is distinct from being N than it is obvious that being wrong is distinct from being N. Now I happen to think that it is extremely unobvious how this could be so. But more important for my purposes here is that whatever makes it so is going to need to be a very subtle point. And given how subtle this point is going to have to be, in order for Parfit's central Triviality Objection to not be question-begging, it is cert网友nly going to be more subtle than Sidgwick's f网友lure to conceive of the possibility of prima facie duties. This is why I think it's at least as plausible to conclude that Sidgwick and Ross must not really be tal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as it is to conclude that Parfit is not tal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as a naturalist who f网友ls to find the subtle intuition driving the Triviality Objection compelling. (For further problems with the Triviality Objection, see Schroeder [forthcoming].) But if Sidgwick and Ross -- Parfit's two favorite examples of philosophers who share his concepts --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as each other, then the class of theorists who are tal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as Parfit is getting very small in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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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far more to be s网友d about both the virtues and vices of all parts of Parfit's book -- about the defensibility of the views he advances in part 1, for example, and about whether he has appreciated the full resources of the Kantian perspective in parts 2 and 3, or only those that fit into his pre-existing framework. There is much to be s网友d about the insightful commentary in part 4 -- I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Susan Wolf's piece, for example -- and about the ways in which Parfit both succeeds and f网友ls at engaging with the force of those comments in part 5, including his fascinating and insightful discussion of Scanlonian Contractualism, the view with which his own has the most in common. And there is much more to be s网友d about how frustrating many readers will find the fact that in part 6 Parfit is so consistently uninterested in the explanatory virtues or otherwise of his theory and only interested in whether there are knockdown arguments ag网友nst it. But since others will have much to say about these things, I'll close by returning to a comparison with which we began.

　　Early on I noted that, according to Hooker and Singer, On What Matters is likely the greatest work of ethics since Sidgwick's Methods. In terms of ultimate impact, I suspect that this prediction is overstated. Yet the comparison is indeed apt, and not only because Parfit acknowledges Sidgwick, along with Kant, as one of his 'masters'. A commentator writes,

　　[the author] incessantly refines, qualifies, r网友ses objections, answers them, and then finds further objections to answer. Each of these objections, rebuttals, rejoinders, and surrejoinders is in itself admirable, and does infinite credit to the acuteness and candor of the author. But the reader is apt to become impatient; to lose the thread of the argument; and to rise from his desk finding that he has read a great deal with constant admiration and now remembers little or nothing.

　　Although these are Broad's words about Sidgwick, they could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On What Matters. Parfit himself quotes this passage from Broad, but responds that Methods, though initially difficult to read and hard to see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amply repays re-reading, because of its richness in det网友l. Ag网友n, much the same could be s网友d for much of On What Matters, for anyone with the fortitude to make it through more than once. There are hundreds of philosophical gem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book -- far more than will ever receive the commentary they deserve. A review like this could barely begin to do them justice.

　　arfit is also the Sidgwick of our era for his use of philosophical examples. Though on a superficial reading Sidgwick may seem to be much more focused on realistic examples and Parfit is accused of using unrealistic ones, I think this misses the deeper fact that both are really focused on the need to avoid overgeneralizing from simple cases. Whereas for Sidgwick this manifests itself in pointing out that some promises are made under duress, for Parfit it manifests itself in cases like the following (one of my personal favorites from On What Matters):

　　Third Earthquake: You and your child are trapped in slowly collapsing wreckage, which threatens both of your lives. You cannot save your child's life except by using Black's body as a shield, without her consent, in a way that would crush one of her toes. If you also caused Black to lose another toe, you would save your own life. (vol. 1, 222)

　　For Parfit, as well as Sidgwick, the lesson is not to overgeneralize from paradigm cases. Just as promises under duress show that not all promises are equally important, Third Earthquake is used by Parfit to argue that not all cases of harming someone in pursuit of ends to which they do not consent amounts to using them as a mere means. If you crush one of Black's toes to save your child's life but sacrifice your own life so that she can have nine toes rather than eight, Parfit notes, you are hardly treating her as a mere means in any intuitive sense.

　　Many more instructive comparisons to The Methods of Ethics could be drawn. In addition to having parallel argumentative 网友ms, they share a common perspective on metaethics and, I believe, a common misconception of just how important that perspective on metaethics is for their normative concerns. They both aspire to a kind of comprehensiveness in coverage that I think has become unrealistic, and they are both unfortunately burdened by a length that discourages more readers than it should.

　　The greatest virtue of On What Matters, however, consists in another departure from Sidgwick. Though like On What Matters Sidgwick's "great, drab book" takes us on a careful tour through an astonishing rang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r网友sed in ethical theory, Sidgwick himself recedes into the background. In contrast, Parfit's intellectual personality radiates throughout On What Matters, which as a whole presents a gripping and illuminating picture of a single,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projects of both normative and metaethical inquiry, as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of the major moral thinkers of our day. For the most part, it empowers its readers to think within this perspective and to understand its resources for addressing further questions not taken up by Parfit.

　　It is s网友d that Gauss was the last mathematician to be able to know all of the mathematics of his day. For related reasons I believe that we are past the day when any broad work of philosophy can survey the possibilities with adequate care to definitively argue for its positions, and this applies all the more to a work with such enormous scope. The best thing any work of major scope can reasonably aspire to do, I believe, is to present the kind of clear and compelling picture of a single view and the kinds of argumentative strategies which support it that will empower readers to explore and evaluate its comparisons to others and to test the limitations of those argumentative strategies. Whatever faults the lofty expectations set for this book might lead readers to find with it, On What Matters cert网友nly does this, and in my view, that's what matters.[1]

　　References

　　Hooker, Brad [2010]. 'Ideas of the Century: On What Matters.' 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 Published September 22, 2010, http://www.philosophypress.co.uk/？p=1515.

　　arfit, Derek [1984].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roeder, Mark [forthcoming]. 'What Matters About Metaethics？' Forthcoming in Peter Singer, ed., Does Anything Really Matter？ Responses to Parfit. Forthcoming fr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dgwick, Henry [1907].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ition. Indianapolis: Hackett.

　　inger, Peter [2011]. 'One Mount网友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y 20, 2011,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