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卫夫人》是一本由[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1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达洛卫夫人》读后感(一)：杂记
“这不是爱情，只是想念她，也批评她。事隔三十年，一切又重新开始，他试图剖析她的性格。显然她很世故，过分热衷于社交、地位和成功。”
“说到底，她究竟为什么要举行宴会呢？为什么要爬到顶上出风头，实际上在火堆里受煎熬？不管怎样，但愿火把她烧掉！”
“尽管她热爱这气氛，感到一阵激奋与爽快，然而所有这些装腔作势，得意洋洋，都有一种空洞之感，好似隔了一层，并非内心真正的感受。”
“而在她的生命中，她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
《达洛卫夫人》读后感(二)：这根本不是书评
在看完《时时刻刻》很久以后才拜读这本书，作为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我曾满怀好奇：为什么意识流作家们都那样出名，可他们的作品却极少被公共大众所提及并讨论（也许跟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也许是它们难以被改编成受众很广的电影作品？）。总之这些文字本身给我的感觉就跟它们构成的内容一样，隔着一层难以捉摸的面纱。
读完《达洛卫夫人》的此刻，心里才有更清晰的感触。意识流的文字大概既不能作为消遣的书籍被广泛阅读，又无法是那种需要确立门派建立信徒从而被研究的名著。可它们从头到尾都在谈论人类本身和没有尽头的思维，如此贴切人类本身，却又像隔靴搔痒，未曾谈起任何本质或者涉及核心的问题。或许每个人意识发散的方式都十分相同，可产生的念头和它带来的情绪变化又趋于个人化。
这本书很可能成为有生之年拖垮自己阅读速度的里程碑作品。两个小时居然只翻了60页。倒不是强调要一味追求速度，只是对于一本书能把眼睛拖慢这种现象充满好奇。读完之后它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强烈的感慨，甚至还不如当初吸引着我一定要看这书的电影本身。我大概只是迷上了woolf这个人。
私人生活和作品同样精彩的作家似乎非常有限，甚至菲茨杰拉德都不能算在现实中活得如鱼得水的。可我相反觉得woolf的生命很精彩，至少在《时时刻刻》里是这样，一个任性的作家能遇到宽容的丈夫，并且有自己的印刷厂和朋友圈子，实在是件幸福的事（对我来说绝对是这样的）。好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卡波特的。
《达洛卫夫人》读后感(三)：美人鱼与夕阳
先说点题外的：
理查德之于克拉丽莎，正如乌尔维诺之于费尔明娜。
不一定是她最爱的那个人，像彼得或弗洛伦蒂诺。
但一定是最合适的、倾注了自己所有温柔倾心待她的那个人。
（好喜欢理查德，再次表白！）
小说的批判意味主要集中在威廉·布雷德肖的“平稳”以及基尔曼的“转化”上：
伍尔夫讥讽威廉·布雷德肖道：“威廉爵士崇拜平稳，因而不仅使自己飞黄腾达，并且使英国欣欣向荣；他及其同道禁闭疯子，严禁其生育，惩罚其绝望的行径，使不适宜生存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遵从他那‘平稳感’的教诲……”
达洛卫夫人敏锐地觉察到塞普蒂默斯是被爵士逼得“活不下去了”，这位可怜的年轻人以死抗议一种无形的压制：他拒绝他例行公务式的诊治；他拒绝他要把自己同妻子分开的治疗方案……
达洛卫夫人对死者表达出深深的赞许与同情，并对自身进行反思：“无论如何，生命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它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但是她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员，终是无法跳出那束缚在自己身上的重重枷锁：“他干了，她觉得高兴；他抛掉了生命，而她们照样活下去。”她做不到像他一样果断潇洒地赴死，她只能选择在宴会最的时刻偷偷溜进斗室发泄并整理自己的思绪。
对于基尔曼的“转化”，伍尔夫如是写道：“稳健有一个姐妹，不那么笑里，却更强大、更可怕……她名唤转化，惯于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炫耀自己，强加于人，硬把自己的形象铭刻在众人脸上而得意扬扬。”达洛卫夫人及其痛恶基尔曼，因为她千方百计改变伊丽莎白的信仰，迫使她信仰自己的宗教。
而达洛卫夫人则完全与其相反：“自己可从来不像她那样，要去改变任何人的信仰，不是吗？！自己不是希望每个人都保持本色吗？！”
基尔曼带伊丽莎白去百货商店，少女在其身边只觉得压抑难耐，与其分手后到了街上，才终于感受到自由清新的空气，可见基尔曼平时对她的压迫之深。
这应该是自己看的第二本意识流，总体感觉比福克纳的《喧哗与动》有条理些，也细腻些。时间仅仅只有一天，即从达洛卫夫人早上买花始，到其宴会结束终。但正如大多数人评论的那样：“伍尔夫用一天写尽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她的年少轻狂，密友恋人，她一切的一切都经作者精心设计、有条不紊地铺展到读者眼前。
但意识流总是看的时候还好，看完就忘，这不知道能不能算一种弊端。也许有人觉得看个感觉就好，但是对于情节也不能侵略到这种程度吧。
伍尔夫的语言也是极美的，她写人年老，不写皱纹与衰竭，她写：“岁月在她身上拂过了，恰如在清澈宁谧的薄暮时分，在波平似镜的海面上，美人鱼瞥见了夕阳。”多么美，多么美。
虽然是意识流的代表作，但伍尔夫在塑物上毫不含糊。她在《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一文中宣称：“小说首先是关于人……一切小说都是写人物的，同时也为了描述性格，而不是为了说教或歌颂……”她确实在意识混乱的流动中为我们捧出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形象，她是站在传统和创新两个阵营的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敏锐与细腻将两者结合的天衣无缝。
《达洛卫夫人》读后感(四)：唯有内心的感觉，才值得谈
记得伍尔夫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过：“读普鲁斯特对我来说真是冒险。有《追忆逝水年华》在前，还有什么好写的？上帝，他怎么就能将易逝之物捕捉到——而且还将其化为美妙、久远的存在呢？我们实在只有望洋兴叹的份。”
而如今读完伍尔芙的人，也开始成为了望洋兴叹的一份子。
有的人的大脑可以装得下一整个宇宙，或许伍尔芙就是如此。凭其惊人的功力，用她笔下的《达洛卫夫人》，一天就写尽了一个女人的一生。然而，我想这还是一个会窥探的大脑，吊诡的是，读罢，就会发现还有一个比她的大脑更深邃更广阔的心灵。
或许大概作为读者也在一面窥视着什么，就像《时时刻刻》的作者，似乎就窥视到了什么，而也同时为《达洛卫夫人》作出了很好的注解。
与虽然得到了注解，就像某种评论别人人生之后得到的快感不同，还会被另一种东西缠绕着 ，整本书都被这种东西笼罩着——一种直面人性的孤独。塞普蒂默斯最后自杀了，因为他感到人性已判处他死刑，让他丧失感觉，同样还有在被克洛丽莎（达洛卫夫人）拒绝之后，感到活着是一个俗，一个惯性，感到灵魂已死的彼得，而克洛丽莎唯一的天赋就是直觉，年轻时候能异常欣喜地感到生命的搏动的她，而现在她不愿对世界上任何人说长道短。她感到自己非常年轻，却又难以形容地老迈。她像每一把刀子，插入每件事物之中，同时又置身外，袖手旁观。她看着过往的出租车，内心总有远离此地，独自去海边的感觉。她总觉得，即使活一天也极危险，倒并非由于她认为自己聪敏过人。
只是在晚宴上得知那个年青人塞普蒂默斯自杀后，克拉丽莎终于开始感到自己和那个年轻人像得很，无论如何，生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它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死亡乃是挑战。死亡企图传递信息，人们却觉得难以接近那神秘的中心，它不可捉摸；亲密变为疏远，狂欢会褪色，人是孤独的。死神倒能拥抱人哩。
他干了，克洛丽莎觉得高兴，而她们照样活下去。 或许还会照样举办频繁的宴会，照样和一个相安无事的人过完这一生。
至于作者选择怎样的人生，克洛丽莎选择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我们并不能说三道四，但相信我们都会为会为这样的克洛丽莎所感动：
无论如何，必须一天又一天地过下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周末；总得在早晨醒来；眺望天空，在公园里漫步；同休·惠特布雷德相遇，尔后理查德忽然回家来，捧着那些玫瑰花；这就够了。之后呢，死亡，多么不可思议呵！——一切都会了结，而世界上没有人会懂得，她多爱这一切呀，每时每刻，多么……
也会为这样给自己的丈夫写信的伍尔芙所哭泣：
亲爱的雷纳德，要直面人生，永远直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永远的了解，爱它的本质，然后，放弃它。
而我们自己呢？我们没有权利去知道别人的生活，也没有理由去逃避自己的人生。虽然认识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去谈谈自己内心的感觉，趁它还揪住你不放的时候。也唯有内心的感觉，才值得谈，它一直就在眼前，像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老朋友。
《达洛卫夫人》读后感(五)：读伍尔夫，你还在读意识流吗？
谈起英国女作家伍尔夫便是意识流？伍尔夫的意识流作品确实声名在外，但她并非意识流的开创者，而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首创了这一概念。也不能说伍尔夫就是意识流写得最好的作家，乔伊斯的意识流写得同样出彩，普鲁斯特亦是自成一派，甚至可以说，20世纪初的欧洲文坛，意识流写得好的作家不在少数。且单用意识流来给伍尔夫打标签，可以说有些让这位英国文坛上最具才气与先锋精神的女作家埋没了。
然而意识流仍然可以作为阅读伍尔夫作品的起点。作为20世纪初伦敦上流社会与文艺界的一员，伍尔夫是社会进步浪潮的推动者，也是极具优势的旁观者与思考者。当时，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对时间与意识的研究在欧洲盛极一时，弗洛伊德对战争与死亡的分析影响巨大，小说艺术不断寻求新发展，印象主义绘画在巴黎兴起，印象主义文学应运而生。面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战争的创伤，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颇见风格的意识流技法无疑是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及社会思潮凝结而出的一片晶莹雪花，散发着一股特立独行的柔美之气；但凑近端详，却发现雪花之上满是细小棱角，再伸手一探，一股冷冽之气，叫人不禁怀疑意识流手法也是伍尔夫一种无声地抗议。
伍尔夫的意识流中最重要的是“意识流过的痕迹，是个体经历与情感通过意识活动在内心精神生活中烙下的印记，这样一种新手法给读者留下仿佛置身于人物思想之中的印象，营造一种由内而外的阅读视角，并由这一视角点亮小说的情节与主旨。” 小说围绕达洛卫夫人（克拉丽莎）举办晚宴当天的行踪，沿着她一天的见闻，以思绪形式层层剥开。全书的阅读视角以克拉丽莎为主，但通过跳跃于过去的回忆与同步更新的现在，又自然地流转于其他人物角间，巧妙地刻画出了包括迂腐的英国绅士修，痴迷于克拉丽莎的彼得，对社会贡献巨大的布雷德肖医生，以及克拉丽莎并不相识却心灵相犀的战后创伤症患者赛普蒂默斯等鲜活的人物形象。《达洛卫夫人》是伍尔夫意识流手法的成名之作，但伍尔夫的这作品又不仅仅是意识流。
克拉丽莎流淌的思绪是伍尔夫用她清奇的文字串联而成的。伍尔夫曾说，“大声说出来的思绪有时和那些“停在思想表层”的思绪不太一样”，可见落笔时文字的重要。伍尔夫的文字细腻而不乏张力，隽永独特，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却不受时间的束缚；很难说是文字成就了这经典，还是伍尔夫成就了意识流。
同样，令人困惑的还有达洛卫夫人谜样的气质。读者印象中，达洛卫夫人是矛盾的；彼得等人眼中，克拉丽莎又是难懂的，这与她实践了布雷德肖医生所主张的“平稳感”不无关系。但她的平稳又与众不同。 她的平稳源于物质生活的无虞和在精神世界中跳跃，一如伍尔夫本人，既有少女般的灵气，又不会显得不谙世事，因而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智慧与真诚的气息。然而这样一种世故与灵气的共存又何尝不是遵循“平稳感”教诲后所引发的不平稳的后遗症？克拉丽莎性格中的不平稳，是对平稳感的妥协，亦是反抗。正是这种奇怪的异质性融合让克拉丽莎的生活与灵魂不会显得无趣，让她的身上有每一个人的影子，她不再是克拉丽莎，她变成了你，我，变成了每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这是克拉丽莎的魅力，也是伍尔夫的魄力。
对现代社会时间与意识关系的思考是阅读时的另一个隐藏主线。作为现代社会的绝对权威，大本钟的无情敲响不仅打断了克拉丽莎的思绪，也是对人类意识中永恒时间的锤锤重击。其钟芒分割着城市时间，同时切断了其统治下人们思绪的线性延续。即便如此，克拉丽莎等人依然在现代社会的时间缝隙中挣扎，寻求精神领域的自由，反抗现代化的奴役。影响着时间与意识的还有战争。赛普蒂默斯从战争中凯旋，他的时间却无法向前流动，思绪被禁锢在过去，“现在”被隔离，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伍尔夫借助时间与意识，表达了她作为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对战争的认知与思考。作为西方战后文学的主流之一，战争文学时至今日也依然激发着无数作家的创作热情与学者们的研究兴趣。那么，如何不断以新的视角去缅怀与追思战争，关注文化传承，而不单单是从博物馆与教科书中铭记历史，或许是在一战胜利百年后的今天品阅本书时更值得思考的。
在《达洛卫夫人》（1925）也即将迎来百年之际，重温与反思，这经典之作令人炫目的不全是行云流水的手法，描绘的也不只是百年前的伦敦，而更像是所有人都会栖身的社会一隅。伍尔夫的创作意图早已不可获知也不应深究，但透过作品对现世生活的思考却依然十分有趣。在如今不时闪现失衡感的社会生活中，追求平稳是否仍具有普适性意义？布雷德肖医生推崇的平稳感让社会繁荣，克拉丽莎的平稳感矛盾隐现，赛普蒂默斯则遗失了平稳感。你的平稳感将何去何从？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也是为所有人立起的一面镜子。
《达洛卫夫人》读后感(六)：伍尔夫在《达罗卫夫人》中的精神呓语
伍尔夫出生于1882年1月25日, 逝世于1941年3月28日，去世时只有59岁。伍尔夫从小生活在英国伦敦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学者，来往的大都是文学界的知识分子。斯蒂芬家族有精神病史，弗吉尼亚的堂兄詹姆斯·斯蒂芬死于精神错乱，还有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劳拉·斯蒂芬一出生便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更是一生呆在精神病院郁郁而终。母亲与姐姐斯蒂娜相继离世让伍尔夫精神崩溃。并且，同母异父的兄长的猥亵给年幼的伍尔夫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瓦奈莎觉得乔治自己对这件事儿都不太察觉，即完全出于同情心的感情最后成了一种的冲突。他会在弗吉尼亚上课时公然抚弄和她，这发展到了更加肆无忌惮的地步—实际上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步—这时，轻信着自己是个多情且有特权的哥哥，乔治把他的友爱从教室一直带进了晚间保育室。”
1904年2月22日，伍尔夫的父亲逝世；她的精神越来越不稳定； “头痛、心脏的突然性神经痉挛，日益察觉到自己的头脑有非常不对头的地方。”她的病情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加严重了。
1915年2月25日，她在给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的信中写到自己的相关的身体状况，伍尔夫相信自己已经康复，但实际上她的病情已迅速恶化了。“这一次和她第一阶段完全不同，那时她感到沮丧、无精打采，尽管有时激烈，更常见的是平静地企图自杀。”
从1915年夏天开始，不论伍尔夫从精神错乱中恢复的多么彻底，她多半会再次发疯，而且每次发作都似乎比上一次更加恶化。经历了无数次间歇性精神失常之后，伍尔夫的头脑和性格都受到了永久性的创伤，她在1941年最终自杀身亡。
伍尔夫虽然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但是，作为一位意识流文学大师，她却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她一生的经历来看，文学在她的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她逃离精神疾病折磨的避风港。就如同历史上那些的作家那样，伍尔夫是一位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更是一位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焦灼不安却又顽强地热爱着生活的人。1891年9岁的伍尔夫创立了《海德公园门新闻》，这是年幼的伍尔夫最初的文学创作实践；这份家庭报纸是按周出刊的。这些文学活动让童年的伍尔夫暂时远离了精神疾病的困扰；但是这种宁静不会是永恒的，因为“和所有别的现世天堂一样，它也遭受着威胁。”
伍尔夫通过文学来宣泄内心的情感，小说中的克拉丽莎和赛普蒂莫斯就是伍尔夫在正常与疯癫状态下的两种不同人格的表现；她将自己的大分生活经历写入作品之中，通过这种方式，她得到了现实生活中失去的快乐。伍尔夫在文学中看到了真实的自己，“这次大分的痛苦来自她意识到她最终要面对公众：她写了一本书，她必然会成为评论家一时的兴趣。另外，她最近忍受了不愉快的经历，那就是在《聪明的处女》中读到了她自己。”她从《聪明的处女》中读到了自己，这让她想起了与伦纳德的婚姻问题以及她的性冷淡；这些生活中的情感在文学中得到了宣泄，让伍尔夫得到了一定的精神治疗。
欧洲近现代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成千上万的人伤亡，战后的欧洲人对传统的基督教博爱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产生了怀疑，促使人们不断反思战争；文学艺术领域也掀起了反思战争的热潮。在小说《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着重对战争造成的现代人的精神异化现象作了详细的论述，表达了对许多因战争而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深切同情，“还有贝克斯巴勒夫人，人们说她主持义卖市场开幕时，手里还拿着那份电报：她最疼的儿子约翰牺牲了。”小说透过这位太太在失去儿子后的行为，以小见大地反映了许许多多丧子母亲的悲伤，控诉了战争的罪恶。
小说中退役军人赛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则是战争的牺牲品；在残酷的战争中，他的精神深受创伤，最终精神崩溃，时刻处在幻听幻视下，“赛普蒂莫斯思忖：那帷帘上的花纹很怪，好像一棵树。天地在摇晃，颤抖，眼看就要化成一团烈火。”在他的潜意识里，天地在崩裂，帷帘的花纹十分怪异；他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丑陋的表象；他的这种意识来源于其在战争中所产生的痛苦的情绪体验，烈火象征着战争的硝烟，无数无辜的生命在战争中死去；这种被压抑的痛苦体验让赛普蒂莫斯难以承受，于是他只好去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求宁静。 他渴望着一个和谐的世界，在那里没有纷争，没有欺骗，“人们不准砍伐树木。世上有上帝。（他从信封的背面得到这一启示。）要改变世界。人不准因仇恨而杀戮。让所有的人明白这一点（他记了下来）。”当像赛普蒂莫斯这样的下层士兵在前线送命时，伦敦的那些上层资产阶级和贵族们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像赛普蒂莫斯这样因战争而疯癫的下层民众的哭嚎声，与上流社会宴会上的欢声笑语形成鲜明的对比。战后看似平静的伦敦实际上充满着悲伤压抑的氛围，社会已经如一具枯骨，僵硬而无生机；生活在此环境下的赛普蒂莫斯在整个异化社会的压迫下日趋疯狂。
伍尔夫通过布鲁尔先生之口道出了战争的罪恶，“欧洲大战的魔爪是如此阴狠，如此无孔不入，终于把一座谷物女神的石膏像砸得粉碎，在天竺葵花床里炸出个大洞，还把马斯威尔希尔区布鲁尔先生家的厨师吓得神经错乱。”赛普蒂莫斯。初上战场时，作战勇敢，变成了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男子汉，得到了晋升，还受到了长官埃文斯的青睐。战争让他感到了麻木与恐惧，当赛普蒂莫斯看到陈列在玻璃橱窗内的美食时，“他却食而不知其味，感觉麻木。”赛普蒂莫斯在战争中目睹了许许多多的无辜生命走向死亡，这种痛苦的体验让深受精神折磨的赛普蒂莫斯无法承受，最终选择了自杀。赛普蒂莫斯的精神错乱源于其有机体内产生的愉快与痛苦的情绪体验。如果允许潜意识中的欲望放任自流，机体就会产生愉快的情绪体验；反之，如果被压抑，机体就会体验到痛苦的情绪。就像在小说中，贝克斯巴勒夫人在失去儿子的打击下痛不欲生，在战争中痛苦的情绪体验让赛普蒂莫斯陷入疯狂；于是，伍尔夫通过描写战后这些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来揭示战争的残酷，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反战立场。
伍尔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战争的残酷深有体会；无数的无辜平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战后，无数人对现实产生了怀疑，有无数的正常人变成赛普蒂莫斯那样的狂人。在残酷的战争摧残下，精神异化已经弥漫于整个社会。伍尔夫的这小说不仅仅写狂人的故事，更是通过个人的疯狂来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异化，赛普蒂莫斯并没有疯掉，疯掉的而是那些看似正常的精神健康者，伍尔夫通过一个狂人的视角去俯视整个社会，去控诉战争的罪恶，批判整个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她借用文学的形式将自己潜意识中的疯狂体验赋予了赛普蒂莫斯，让他把自己的潜意识活动剖析给广大读者，治疗自己在战争中深受创伤的精神世界。
两次世界大战深深地改变了现代欧洲人的生活，也让许许多多的现代欧洲人产生了精神危机，虚无感和幻灭感弥漫于整个社会；战争摧毁了人们的所有信仰，而人又没有机会找到新的精神立足点，导致人活着没有任何依据，人的生存漂浮在无意义的虚空中。这让许多人思考着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这种追问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
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同样也对生命的意义作了一系列探讨。克拉丽莎·达洛卫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她整日的工作便是在厨房、客中为家务操劳，她的乐趣就是流连于伦敦上流社会的各种聚会。年轻时的克拉丽莎喜欢与好友萨利·塞顿一起坐在自家地板上讨论文学、讨论生活，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她们讨论生活，讨论如何去改造世界。”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反差让她对自己生存的意义产生了困惑。在小说中，伍尔夫透过克拉丽莎的视角观察到贝克斯巴勒太太手拿儿子战死的通知在主持义卖地摊；一个连队的士兵正进军到衣冠墓去；衣衫褴褛的孤独老妇人在街头唱歌。这是怎样的一副悲凉的图景，这同时也反映了底层普通人悲惨的生活状态，他们因为战争变得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悲伤、愤怒，还有逐渐缺失的信仰和对未来生活的无力感。
小说中的另一主角赛普蒂莫斯是一个一战退役的老兵，他亲眼目睹了周围战友的陆续死亡；作为一个战争的幸存者，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他的内心被恐惧笼罩，人类在战场上自相残杀，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不明白为何冲突不能和平化解，而偏要用战争去解决，战争的阴影让他彻底疯掉，整日活在臆想之中；他的罪孽感从自我扩展到全世界，酿成他对人世间普遍罪恶的一种愤世嫉俗态度。然而，对世界的厌弃，并非他真正的死因，而是他内心深处仍执着的生命的真理；他的生存状态已经偏离了原来正常的轨道，他对战争产生了厌恶心理，渴望着一个和平的世界。克拉丽莎、赛普蒂莫斯的困境表现了伍尔夫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生命的存在需要的是一种自我意识，人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生命之间需要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这样才会有一个和谐的世界，同样，世界才不会有战争。在伍尔夫对灾难情境描写和心灵创伤的揭示的背后，是对和谐、平静的生活的诉求。战争在否定和质疑此前人们一直所信奉的，他们生活在的真空中，他们拷问生命的意义，这正是战争所导致的绝望情绪。战争给整整一代人造成了心灵创伤，伍尔夫通过人物拷问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否定生命，更是从否定中回归，追求生命的意义。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被视为异类怪胎，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面对这种偏见和歧视，伍尔夫提出了异议。幼年伍尔夫被同母异父的哥哥猥亵的遭遇给她造成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在这种情境下，同性世界是她寻找归宿和认同感的地方，她通过退缩到女性世界中，描写女性之间超出普通朋友的感情，从而寻求心灵的慰藉，以逃避和对抗男性世界，她将视为对传统的反叛。
伍尔夫幼年被同母异父的哥哥猥亵的经历让她十分排斥与男性的关系，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与众多女性的关系在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她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这样一句话：‘同女人的友谊引起我的兴趣。’”她关注的不止男女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女性之间的关系。弗吉尼亚对男性的反感与对女性的偏爱造成了她的纠结和痛苦，她和姐姐凡妮莎的亲昵关系是她沉溺同性之爱的最初尝试；在她众多同性密友中，让她最为迷恋的就是女作家维多利亚·萨克维尔·韦斯特，1922年底，通过克莱夫·贝尔的介绍她第一次见到了薇塔，“此后，她们经常在伦敦会面，弗吉尼亚·伍尔夫很快堕入了对这个年轻同性朋友的迷恋之中。”她还为薇塔写了传记《奥兰多》。由于早年遭受同母异父兄长的犯，她的潜意识里深深植入了对男性的恐惧与反感，她对异性亲密关系的心理拒斥使他对婚姻态度犹豫，并导致她婚后的失败。与此相关，对男性的恐惧与憎恶心理又驱使她从早年起就喜欢寻求来自女性的感情慰藉，以女性为爱的对象。可以说她的也与她曾经遭受哥哥的扰有一定的关系。在其受伤的心灵中，有对男性世界的仇视和抵制，而正是这种抵制，才使她从女性的世界中寻找爱与归属。探讨伍尔夫的性经历与性心理绝非意在猎奇，而是因为它们和维多利亚社会在性与婚姻问题上的男性霸权紧密相关，并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有深刻联系。
在《达洛卫夫人》中有着间接关于的描写，伍尔夫这样写道 “可是（她把外套撂在一边，思索着），关于爱情这一问题，同女人的相爱，又是怎么回事呢？就说萨利·塞顿吧，自己过去和萨利·塞顿的关系，难道不是爱情吗？”伍尔夫借克拉丽莎之口讲出了自己内心对的真实看法，克拉丽莎与萨利的关系已经完全超出了普通女性之间的友谊关系；这种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能够称之为爱情。然而，社会上存在着对的歧视，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魏宁格曾经在其著作《性与性格》中对问题作过论述，他认为“事实上，性倒错通常被看作心灵的病态，看作退化的症状，而有性倒错表现的人则被视为身体不健康。然而，这种观点却蒙上了恶名。”这种对的社会歧视给伍尔夫造成了深深的精神创伤，伍尔夫认为女性之间的这种正常欲求受到男性社会的压制，因而难以获得表达。她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这种歧视的抗议，“1928年女作家拉德克里夫·霍尔描写性恋的小说《孤独的井》出版后，舆论群起攻讦，内务和法庭禁止发行并下令销毁。弗吉尼亚和伦纳德、福斯特都参加了抗议活动，9月8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斯特还在报纸上联名发表了声援信。”被视为不伦之爱，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被社会允许的；她在备受歧视和质疑的环境中，通过写作进行抗争，为自己的争取合法的空间。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的性本能遵循快乐原则，促使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满足，使得性能量得以释放、发泄。弗洛伊德认为，性的后面有一种潜力，常驱使人去寻求快感，他将之称之为力比多。在力比多的作用下，人的行为也是以满足自身本能为目的的。童年的不幸遭遇，使得伍尔夫排斥与异性的亲密交往；但是在力比多的作用下，她又必须释放自己内心的欲望，这种矛盾让她处在纠结与痛苦中。从而造成她的精神失衡，为了追求灵与肉的平衡，同性之爱便成了一个平衡的支点。
自古以来，女性就处在男权压迫之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是被动的，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境下，女性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本身的价值。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着重描写了克拉丽莎和卢克西丽亚这两位女性角色，表现了女性在给人以慰藉，从而减轻他人痛苦方面的作用。伍尔夫通过文学的形式去发现和肯定女性的价值，来治疗自己内心的创伤，批判不公的社会。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说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波伏娃的阐述，反映出了一种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而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伍尔夫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唤起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在《达洛卫夫人》中也表达了这一思想。克拉丽莎·达洛卫的生活全都献给了家庭，她的一切全都附属于丈夫理查德·达洛卫，总之，她自己包括她的一切都是附属品，完全没有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自由；克拉丽莎的这种境遇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女人的社会地位很低，连基本的选举权都没有。男权主义者们认为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就如同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一样。这些女人所能做的就只能默默地忍受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压迫，她们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男性对自己的无情摆布。
伍尔夫曾说：“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有自己的一间屋子。”于是在《达洛卫夫人》的开篇，伍尔夫便写到 “达洛卫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克拉丽莎为了举办宴会需要去买花，但是她并没有请求别人去帮她买，而是强调她“自己”亲自买来，这就突出了她的一种自我意识与自主意识；她不希望依靠别人，更不需要依靠男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女人应该依靠自己；波伏娃说：“女人通过有报酬的职业极大地跨过了她同男性的距离；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保障她的实际自由。”幼年的伍尔夫没有机会去接受正规的教育，只因为她是一个女性；童年不幸的家庭生活，让她对社会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不公体制产生了怀疑与厌恶；伍尔夫“在《妇女与小说》里，她指出‘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她想通过文学宣泄自己的不满、表达自己的反抗，而克拉丽莎就是成千上万处在男权压迫下自主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