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一本由朱天心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272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读后感(一)：喜欢天心的名字，喜欢天心的文字
天心的书一定要静静的看，因为天心写出来的东西就有很安静的感觉，即使情节有什么波澜，有什么起伏。一开始看可能不太明白，再看的时候就能清楚了。不说文字，就连书名都很漂亮，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喜欢天心！！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读后感(二)：平行时空中我们的“他们”
眷村，一九四九年后随国民迁台的中下级军人的独立封闭社区，一个离忽近忽远的地方。“近”，因为眷村只是军眷们的“临时住所”，与他们的亲人和家乡文化血脉相连；“远”，在两岸兵戎相见的那个年代，浅浅的海峡将亲人的相互牵绊隔在两岸。60多年过去了，眷村随着迁台第一代的故去，第二代的远去而渐次凋落，但其特殊的“孤岛文化”已经成为了台湾文化生态中所不可缺少的一分。作家朱天心，一个在眷村出生长大的山东女孩儿，不愿一代的外眷村人成为历史上“在场的缺席者”。她通过描写成长中感知的那些悲欢离合，将眷村人特有的文化与政治的纠葛描绘的淋漓尽致。阅览全书后，我想她还在力图让那些“不知眷村为何物”的人理解眷村：理解暂住在那里的外族群为什么总是被认为无法真心实意地认同脚下的土地？理解为什么包括她在内的眷村兄弟姐妹们“没有一人没有过想离开这地方的念头”？在两岸交流坚冰逐渐消融的今天，让我们通过她的文字来一起看看平行时空中的“亲人们”的生活吧。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读后感(三)：“蝙蝠们”的眷村情结------以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例
在某种意义上，矛盾的发生与解决正是让生活变得充实精彩、值得玩味的重要因素，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度过的呢。过往的经历中，有的东西为何会特别让我们难以释怀呢？我想无外乎是与那东西相伴而来的“嗷嗷待解”的矛盾冲突大、我们在解决矛盾的时候花费的精力多，注入的情感浓厚罢了。1949-1975是从国民退台到“神话信念崩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眷村文化生成，这种文化也造就了许多人一辈子无法抹去的一种眷村情结。我想就目前理解到的眷村情结中体现的让当事费周章的矛盾做一些分析。首先，隔代的矛盾。正如在去台后才出生或还不的懂事的孩子无法理解父辈的乡愁和那种“根系拔离感”一样，父辈们也无法将那种经历原封不动地再现给子女看、无法将那种感情生动真实地传授给自己的子女。这样一来，虽然两代人生活的环境一样，也都有自己的苦，但他们理解的苦的来由是不同的，父辈们苦着无法回去，子女们苦着无法融入。另外的对比是，对待同样烦躁的情绪，父辈们更多的是“敢怒不敢言”，而子女们更多的是“敢言无从怒”，只有在子女逐渐长大慢慢理解父母、父母郁结深得无法再深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才能达成一气，有怒而敢言。其次，其实后来当生活激流渐渐趋缓之后，他们在面对本和外之间何去何从的选择和具体如何实施的时候同样很矛盾，这个时候，我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苛求去相应的向往之地扎根，而是有得扎就行，也就是说，父辈也不那么抗拒台湾，子女也愿意回去，在台而言，虽然他们一直认为“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不可以称之为故乡”，但现实残酷，回不去家乡就创造家乡，没有死去的亲人那就先从我开始，这种时候，退而求其次总好过一无所有。在陆而言，父辈们本就是那里来的，那里也有很多亲人和陌生而挠心的归属感在等待和亲人，回去也不是不行。但，除过回不去的客观现实，就从情感上来讲，人因为他们的“叛陆”而不接受他们，台湾人因为他们是不会讲本地话的移民而排斥他们，所以，哪里都不容他们，他们成了“非鸟非兽”的蝙蝠，问题就不是在哪扎根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地方扎根的问题。最后，年少与成熟的矛盾。小孩子只知道玩，不需要背负各种复杂的感情包袱，而成长是由不得自己的现实，那些东西他们不背也得背，思想感情是流在血液里的东西，强烈的感情之于人从来都是病入膏肓、不同生也坚决同死的，所以后来的他们都想念小时候，因为小时候轻松、“没病”。为什么小时候感情那么好的眷村兄弟们长大之后就会互相引来一定程度上的厌恶，而小时候猥亵小女孩的老X、老Y们在他们那里都是值得回忆的、看似恶略的行为都让他们轻描淡写还时不时让姑娘们想念。总之无论如何，小时候的东西就是比长大的顺眼，我想这种对人不同时期的不同看法其实也是对不同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的影射，虽然小时候这些孩子们客观上也是没根的，但在他们主观上自己是有根的，跟世上所有幸福的孩子别无二致，虽然后来眷村的兄弟们客观上不是集体消失了，那种时刻缠绕心头的“蝙蝠感”和承自父辈的乡愁让他们无论好坏、成功与否都显得个性鲜明，但毫无疑问他们都“变了质”，令人想念的也实在是小时候的眷村兄弟，是那个曾经由于认知限而享有的美丽自由、无忧无虑的实实在在的虚幻王国。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读后感(四)：小說裡的迷藏 - 轉自聯合報副刊
小說裡的迷藏/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許榮哲/聯合報
當年，我就讀台大生工所，碩士論文的題目叫「灰色模糊動態規畫於水庫即時操作之應用：以石門水庫為例」。
其中所謂的「灰色」是一門理論。一般而言，灰色是介於黑、白之間的顏色，所以常常被用來比喻「模糊不清」，這樣也行，那樣也沒錯，做事不精準的意思。但對科學家而言，在某些狀況下，灰色反而比單一更準確。
舉個例子，如果氣象預報斬釘截鐵告訴你明天的氣溫是30度，這種預報方式肯定失準，因為溫度是一個變動值，會隨著日夜而改變。所以一般的預測值都會落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例如25到32度之間，中間拉開一個適度的距離，反而大大提升了預測的準確率。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就是用「灰色」寫成的小說，利用模糊造成另一種精準。舉例如下：
幾乎所有的小說，都有確切的主角、明確的發生時間、固定的發生地點，但〈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在這幾點上，全都是「灰色」的。主角是青春期的大女孩，配角是小玲和老×，他們的面貌和性格都是模糊的，發生時間是那些年，發生地點是所有眷村。
一般而言，小說裡的人物面貌和性格最好刻畫清楚，模糊不是一件好事。然而〈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裡的模糊，並非漫無章法，而是限定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像「灰色」理論一樣。
舉其中的配角小玲、老×為例，他們都不是單一的人物，而是由某種特質拼湊成的人物特質群。例如小玲指的是那種「比較好吃，嬌滴滴愛撒嬌，膽怯不敢違逆大人」的小女孩，至於老×則是「大字不識一個，鄉音異常嚴重，住屋像個拾荒老人」的單身老人。
這樣的角色設定有個好處，那就是當小玲與老×發生關係（不一定是性）時，不是1×1＝1的明確單一，而一群×一群＝群的曖昧複雜。
小玲與老×之間的故事，絕不是唯一的特例，而是每個眷村都有可能發生，繁複到難以用單一事件來說明舉例的複雜關係。
正因為這些灰色的角色、灰色的時間、灰色的地點，在故事裡相加相乘之後，故事變得無比巨大，它不再是某個人的生命故事，而是一整個時代，所有與眷村有關的故事。
一個又一個的模糊，反而造成了一種巨大的精準，它溫柔地包容眷村所有的可能。
這類小說最難寫的地方，在於灰色的範圍該如何限定，才能既準確又有意義。舉個例子，如果你的明日氣溫預測是0到100度，準確率必然百分之百，但一點意義也沒有。所以小說家對於眷村的客觀理解和主觀看法，成了這篇小說最重要的核心關鍵。
不過這類「灰色」小說有個麻煩，它非常依賴讀者對眷村某個程度以上的理解。如果讀者對眷村一無所知，小說看完，極有可能完全摸不著頭緒，因為它是利用相近的頻率來發聲共振的。
幸好，小說家非常貼心地在結尾處，幫讀者找來一群眷村裡的指標人物，並且安排他們住在主人翁家附近。不管你對眷村熟不熟，你一定認識底下這群人，只是你不知道，原來他們全都是那些年，在眷村長大的小孩：李立群、歐陽菲菲、張大春……一瞬之間，所有的模糊，全都鮮明了起來。
灰色的敘事手法，外加幾個現實人物，小說家帶領讀者看到了幾乎是有史以來，內容含量的眷村小說。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读后感(五)：永远的怀乡病
永远的怀乡病——读《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简而言之，所谓的眷村是指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军流落台湾的中下级军官所居住的社区大院，他们大都娶了台湾人做妻子，生下了二代，比如邓丽君，张雨生，林青霞，李安，侯孝贤，杨德昌，蔡琴，侯德健，任贤齐，甚至还有周渝民，等等。
作为作家的朱天心，和她的姐姐朱天文，妹妹朱天衣，张大春，张晓风一起也在这个长长的名单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代表了一代的台湾软实力，也是历史留存的面孔。朱天心的写作“残酷而不忘情”，既是张爱玲的风格，实际上又辛辣如酒，是实在的知识分子写作。早年的少女作品里，朱天心的写作还很浪漫多情，胡兰成编写《文学史话》提到朱天心十七岁的成名作《击壤歌》时写道:“自李白以来千年有余，却有一位朱天心写的《击壤歌》。”
确是好高的评价。读到那段时，忽而联想十七岁的朱天心，一副女子之躯，站在一个的代表性诗人的巨大影子下，是一幅什么样的神情，而这所代表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继承关系？。
我相信一位作家无论是何原因离开祖国(流亡，出走)，却永远无法抛开他身份中所负担的前人。台湾文学亦是如此，连贯性上看，他们还是认同“”的，当然是作为一个真实存在却没有实体，没有国境线的“文化”而言，而非一个政治上人为划定的势力范围。也正因如此，那一代成长起来的“外人”，一端是国教育，宣扬强化着与之面对峙与势不两立，而另一端则是长期浸淫，熟悉的文化。海上浓浓的重雾把文化上的联系隔开了，对彼岸的无知和陌生感加重了自我的拉扯与迷失。眷村曾经给人的印象是迷茫的一群人，特殊的身份，精神上无依无靠，生活上与原本的落差巨大，不知是融入还是回归，是继续相信“反攻”的神话或是安身立命委身于这一方小岛之上，都成为了难以摆脱的困扰问题。
既不同于塔可夫斯基将“怀乡”处理为一个当代人普遍的精神问题，也不同于那些泛滥的口述历史的碎片篇章，朱天心兼有书写眷村一代心灵史的野心和将故事紧紧地箍在自己生活中的地气，“兄弟们”就象征着这种集体的在场，同时也仅仅只作为一种类似于邻里的回忆，扎实于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抽离成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我们突然发现，这样的记录与我们相隔不远，那些夸夸其谈的国内外势说穿了，仍然是少数人的游戏，它们为人所不信，只是阴谋与人性黑暗的佐证，而只有个人的生命事实才是历史真正的负担者。这真是一种讽刺。
二十世纪的战争和动乱，使得许多人情感和身体上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构成了这些族群的怀乡病。眷村只是在这个世纪中如此繁多的问题投射到我们身边的一个影子，即便到现在，真实的眷村也已不复存在。它们的诸多细节和原貌更多的作为图像和书籍被记录下来，正如朱天心写作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这本书也是一份努力，“不过就是不忍一代的外眷村人成为谜般的不可解，或轻易一页翻过的‘在场的缺席者’。”如朱天心所说，作为作家，她曾将自己视作国王的新衣里那位打扰了和平的小孩，与之有相同的勇气和抱负，“逼视那些别人不愿意看到的。”得于这样的努力，作为一段历史的眷村得以遗存，如今我们能读到朱天心的小说，看到侯孝贤的镜头下那个泛着乡愁的台湾，正与那些曾经的生命事实呼应着，即便它们在将来会变的遥远。
我之所以喜爱朱家姐妹们的作品，在于他们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感受的奇特视角，从不羞耻也不怯懦的勇气；也同时因为他们用相同的勇气关怀着城市与历史中散落的、孤立的、被人所淡忘的族群，并以一种作家的自觉和责任（或称之为不忍之心）书写着他们。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读后感(六)：蝙蝠与木头色心脏
伊索寓言里的蝙蝠，徘徊于鸟与兽之间，无可归属，就如眷村里的孩子，是人眼中的台胞、台湾人，又是台湾本人口中的「外人」。
生于一九五八年，母亲是台湾苗栗人，父亲是一九四九年随军到台湾的祖籍山东的军旅作家，朱天心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外第二代。她的小说明显偏向于对「外人」的描绘，在台湾族群问题激化以后，她更是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外人。
文集中大多数作品创作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当时依旧处于戒严时期。但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战导致的经济危机波及台湾，战后台湾经济起飞的神话首次遭到挑战。而取得了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与美国建交，台湾人再在政治认同上遭遇危机。经过了二十年的威权统治，许多人的政治参与权被剥夺，矛盾积累。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台湾处境，乡土文动也于一〇年前后崛起，台湾文坛开始有人疾呼，要作家从模仿西方转回来关心自己身边的现实问题。
而对朱天心，故乡在他处，她笔下眷村的乡愁不仅隔着一湾海峡，还有对故土的日益生疏，对担心会渐渐忘却不在身边甚至不知生死的亲人的惶遽，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和无所适从。《百年孤独》里，霍塞·阿卡·布恩地亚在远征归来之后想把马贡多迁移到更合适的地方去，妻子乌苏拉不愿意搬家，于是问他为什么他们已经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了，却还是要搬走。「我们还没有死过一个人呐，」他说，「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
但是大人口中的故乡在孩子们眼中已是虚像，相比彼时当地贫穷的土著伙伴们，故乡对他们的意义却是比阿里山更高的山、比眷村房屋更宽阔的院宅、父辈在仓促中没来得及带来岛上的数不清的黄金……但是故乡为何物，在父辈梦中萦绕的老屋和坟落从不曾让他们真正见到过。有些愚钝的父亲被问起河往西流，河面上的叶子会往哪流。「河水多半都是朝东流的。」他回答说。
继父的回答弄得年幼的他一个人莫名其妙地继续做功课，继父愚慢的行为也在日后渐渐筑起了高高厚厚的墙，成为了《天之夕颜》里他孤独的原因之一。朱天心细腻的心理描写几乎就要把每次的孤独细细揉碎了，再铺在铁板上缓缓地烤，气味蒸腾起来，钻进每一处孔隙。套用文中的一句话，就是让人饱饱地呼吸着，感觉在活着。
每个孤独的人都在筑墙，或者被圈在无数座交错的墙里面，出口难觅。但是他们也能生生凿出一个孔，让外面弥散的晨霭和星光透进来，端照着心上的种子，让它冒出芽来。于是他们慷慨赴义般的去爱别人，让人想抓住那不可废弃的感觉，抓住了再说，唯恐它们跑掉了。
但是朱天心又让他们生病了，至少有三个故事里的人因为疾病去世，更多的人则继续在孤独。朱天心讲述的多是城市生活，也多是游离在城市的年轻人，学生或是陪酒女。他们年轻，在家庭生活遭遇或大或小的误解或是不幸，遇见了爱情，却往往难逃离别甚至是死别。《时移事往》里的我等了爱波那么久，从年少时幻想进入她的身体，到最后为她亲手进行堕胎手术、接生、癌症手术、尸体解剖，四次亲手探到她身体内的最深处，却惊觉自己并没有真正触摸过她的灵魂深处，没有真正地读懂过她。
朱天心似乎总是让未来稍微有了亮色，就又匆匆夺去了它，让那些渴望把孔隙凿得更大一点，以期阳光和雨露一并渗进心里去的人遭遇干旱，把他们心上的纹路雕刻得更深一些，更疼一些，更绝望一些。然后就停止了，留下一颗蔓延了癌细胞的木头色的心脏，变成全文的句点，留在枯荒贫芜的一页纸上。
可是眷村，朱天心在二〇一一年的新版自序里说——我以为是因为它已死透了（一九四九年来台的父辈急速凋零、不死即病，下一代下下代，不走的、走不了的，与在地人在「公民」意义上已无异），它再没有想象和描述中的有影响力和可怕，它仿佛被放在博物馆里的绝种动物，观者可安全无虞放胆欣赏戏耍它曾经的尖齿利爪。
在《百年孤独》里，乌苏拉柔中有刚地顶了她丈夫一句：「假如一定要我死了你们才肯留下，那我就去死。」眷村的坟冢正在曾经的异乡一座座堆筑起来，像是人类每一次迁徙的起点，在一代代的更迭中把异乡变成故乡。但起点总是在历史的节点上的，记忆也总是必须有的，朱天心给这像是速朽的起点刻上了血肉，而它们也就永远那么鲜活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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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亦有参考吕正惠所著《战后台湾文学经验》。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读后感(七)：历史遗存是一面镜子
历史总是太容易坍塌和崩溃，它要么是侥幸逃过战争炮火的故宫，要么是惨遭愚蠢焚烧的阿房宫，又或者可能是神秘消失的巴比伦，总之，对历史保持敬畏的最好方式就是修护遗存、捡拾记忆。眷村人所做的，便是对于共有往事的保护，以及对个体自我的尊重。1990年这小说诞生之时，台湾集体外人在政治派系争斗的罅隙中生存十分艰难，因此，她自觉日后的所有关于眷村文化或描述的书写都显得过于甜美和钝厚，不如她当日这作品张嚣尖锐，展现的尽是眷村人“负伤哀嚎的困兽身影”。朱天心把眷村人称作“兄弟”，一方面在于她自身也是眷村子弟，一方面在于她不愿一代代人成为历史上“在场的缺席者”，否则，当时日飞逝，人们对于历史的追忆便只能落得“刻舟求剑”式的下场——一切方法都在，可一切却斑驳了——就如同其胞姐朱天文在《荒人手记》中所说：“我终于了悟，过去我渴望能亲屣之地，那魂牵梦萦的所在，根本就没有实际存在过。那不可企求之地，从来就只活在文字之中的啊。”
可是，文字再盛，都未能尽言人之心中所思所想，更何况，眷村不是一个人的生存聚落和情感宝库。对于我们这些隔海遥望的人来说，她是我们大文化的变种和异体，总有似曾相识之感；对于曾久居这里的人来说，她又是收藏生命记忆的容器。因此，对于两岸的民众们来说，这是无法绕开的公共话题。这其中包含着人们共同的朴素的感情。我相信，当眷村人告别眷村，住进高楼大厦中的“国宅”，这与我们背井离乡，流落到异地他乡讨生活，努力打拼的情景并无二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眷村人自身对于眷村的情感也在发生漂移。第一代眷村人而言，这里是他们治疗乡愁的安身之所；对于第二代眷村人来说，眷村又成为他们生于斯而长于斯的家，的老家地址只是脑海中的一行文字，当他们个人在成长时，眷村的形貌和体质也在悄然发生改变，生活空间的瓦解逼迫他们走出竹篱笆与台湾甚至外国的其他群体汇流，这也就是长期关注眷村文学的齐邦媛为什么会一再强调：眷村文学是眷村作家继承了父辈的乡愁，其后在自己的土地上“二度辞乡”的产物。因此，我们还要格外关注接下来的第三代台湾外人如何看待现实的家与想象的故乡之间的交错。可是不管怎样，他们对于眷村的每一段新鲜讲述都会在这块斑驳的“百家布”上增添参差错落的针针线线。
台湾著名女作家苏伟贞在2004年编纂《台湾眷村小说选》，致力于建立“眷村小说史”和“眷村文学史”的过程中，不由得心生感叹：“眷村子弟江湖老”。和她同情同感的自然还有同样身为眷村子弟的女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姐妹俩。跟所有身体和内心的漂泊者一样，这些善感的人坚持用她们最熟稔的方式——写作，来抒发和纪录共同的家园留给几代外乡人的回忆。
因此，在整个华人文学圈里，乡土气息极重的眷村文学表露出不容抹杀的个性和价值，广受关注。它是文字版的时代光谱和社会图像，从1975年朱天心的《长干行》算起，这些“村里人”遭遇生活空间的瓦解和生活经验的转变，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边缘族类感”激发他们愈发热衷于探寻“我是谁”“我究竟从何而来”的课题。尤其在“度过成长岁月的家园消失之际”，他们遂保持着“辞乡”的心情为家园立传，“唯恐它即将被遗忘，遂急于将它捕捉、定影。”
在这群立传者中，就不得不重点提及朱天心，在台湾眷村文学史上至少是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各个时期都有佳作频出。
1981年，获得《联合报》中篇小说奖的《未了》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透过一个叫做夏缙云的女孩，娓娓讲述了入住到搬离眷村的悠游时光，深刻演绎出历史时的变迁、人事的悲欢离合，流荡与安居的生命情怀。
1991年，朱天心出版长篇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继续延展了十年前的乡愁，重新巡游她所生活过的眷村。除了要抒发内心再无故乡可回的伤痛，她还力图让那些“不知眷村为何物”的人理解：为什么外族群总是被认为无法真心实意地认同这块土地？为什么包括她在内的眷村兄弟姐妹们“没有一人没有过想离开这地方的念头”？
眷村人除了要面对家国与现实、流浪和定居的撕裂，还要面对本地人对他们身世和命运的质疑。苏伟贞在《台湾眷村小说选》的序言里继续用文字的笔锋与不同的声音斗争：“这些人在原本应该安身立命的地方流浪与冲突，漫无目的的游荡，失去坐标，成为地球永远的漂浮者，切断在生命光谱的两极，恐怖到像无止尽的惩罚。时时刻刻宜乎问：乡关何处？是啊，乡关何处？篱笆墙终归被推倒，眷村二字已成为历史遗存，而其精神和记忆不死，全因心有眷念的朱天心们在这块红花仔布上绣上了文字的乡愁。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读后感(八)：契合
这本是我读的朱天心的第二本小说集，她的作品不多，初读《古都》的时候，觉得很难理解，一面是浓重的意识流味道，一面是捉摸不透的表达方式，尽管当时并不十分钟爱那几篇小说，但是事后回想起来总觉得别有韵味，所以我认为朱天心是值得探索的，于是又读起这本书来；很明显，《古都》相较于这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她较晚期的作品，显见得《古都》更成熟哲学一些，不过在我读了这一本之后，觉得自己愈发喜欢她了，前几篇是她十七八岁的作品，我很诧异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竟然能写出那样不平凡的作品，真心很难以置信，绝对的天才。
她的作品，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敏感到“无以复加”，尤其是，我在这本书的众多角色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以前我若有所思的东西被她借用某些意象完美地表达出来，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禁膜拜起这位当时二十岁左右同我差不多岁数的女子，所以这本书更多的是给我“写照”和感同身受，我的热赞也仅仅是基于此和她超凡脱俗的敏感性而已。
这些故事篇幅不长，故事也简单，甚至谈不上是故事，它所描写的大都是一些青年男女所经历的常态，只是朱天心的笔下多了一些诗意，这份诗意是尤为让人珍视的。
方舟上的日子，玩世不恭的高中男孩不意坠入爱河的故事，恍惚和难舍并存，怎么也没想到，那样一个人，怎么会毫无预兆的爱上她，而她，究竟是为什么啊？······
余香，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描写一个四十岁的单身男教师失去旧日伴侣后的生活，孤独，为人不解，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绿竹引，通过一个小孩子的口吻讲述一个家庭或好几个人无奈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以“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题不仅是因为有这么一篇小说，还是因为这里太多的内容和“眷村”有关，也即是和那些不得已奔到台湾故土难回乡愁无处寄漂泊不定的人们，余香和绿竹引都以这种人为背景，下面的几篇还有更多。绿竹引，懵懂的童年，陪伴的转移，后来的她，是否会在深夜纳罕：我怎么瘸了一条腿？
采薇歌，和上面的那篇，名字都好诗意，一个困窘与一段逝去爱情难以自拔的女子渐渐走向沉沦的故事，沉沦的意象代表之一也就是本篇的“”，失足少女们大约，都有一些故事吧。
爱情，一个懵懂少女从开始认识爱情到深陷爱情进而不得不因为阴阳两隔而不得不失去爱情的故事，回忆，想不明白的多着呢，包括，他为何那样冷淡？冷淡变得热烈？始终如一的缄默？······背景上来讲，大约会映射出对现实世界动荡的不满（与越战相关）。
天之夕颜，背景讲的不多，但能从后续的故事中体悟很多，从里面发现了不少自己的影子，自卑的少年在一步步成长，遇到一个心爱的女子，再失去，隐隐的发现，曾经也失去了好多自己不愿承认的东西。所以这一系列小说很多很多的离别都和死亡有关，下面的《时移事往》也是，前面的就是《余香》《爱情》，这就四篇了。
无事，他是个死了老婆的男人，开篇就这样说，整篇小说也可这样概括吧。
时移事往，一段很长的变动故事，爱是不期然间降临的，从青梅竹马到天涯异路再到不意重逢最后生死相隔。我很喜欢这篇。
无情刀，说这是一个自卑的中年男子还是一个自卑的家庭，从不得已抛妻弃子来到台湾新建家庭，落寞，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可笑的是为什么我要承担这些？幻想会不会破灭？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镇书之作，散文吧，很深刻，堪称研究眷村文化不可忽视的典范，那些情感只有真正的眷村人才能体会，漂泊？归属感？不投降？
春风蝴蝶之事，大谈的种种感慨，很哲学，也很有道理。柏拉图式的爱情，以及性事的美妙······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读后感(九)：是谁在敲打我心
几乎每读天心的文章，我都要惊喜一番，都要告诉自己一遍，我是喜欢她的，真得好喜欢。这世界上的东西太多，小时候物资贫乏，和喜欢的东西相遇不难，现在，每一样东西都多得爆了炸，什么都唾手可得，因此都那么不真实地悬挂在和我们咫尺天涯的距离。我想说，现在遇到喜欢的东西不易，因此遇见了，就想挖一口深深的井，打出好多清冽甘甜的井水来。
这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读二遍了，第一遍是下载了电子版，内容并不完整，在毕业实的那段时间里，在北京地铁上浑浑噩噩读完的，并没有激起太多内心的震动。这一遍，是从家门口的社区图书馆借来了书，一个人自家的时候，泡了茶，听着窗外的雨静静读的。一读就了不得，心里都被新鲜的风灌满了，灌满了，想大声地喊出来，却无奈阅读是这样私密的事情。那风从我的童年里刮过来，从我的青春里刮过来，从我的灵魂深处刮过来。笃定要吹乱我发，扰动我心。
读天心，却是这样的过瘾，让我想说想唱想笑想哭，想把高大的爱人拥进怀里狠狠地拥抱亲吻，告诉他，我们那样不管不顾地年轻那样爱过多好，我甚至原谅现在生活凡俗地令人不安，琐事杂乱令人慌乱，那些日子，那些仿佛没有真正拥有过又确实属于你的日子啊，是宝藏，以后的人生都要寻回来开采。
我喜欢读女作家的书，因为我的方式是体验式阅读，喜欢在阅读里感受那种隔着时空的两个灵魂的深深碰撞，狭隘地在广博的世界里寻找同类。小时候读《简爱》，我就把自己想象成简爱，在学校里自己一个人众人皆醒我独醉的玩我的过家家。当然，越长大，也就越蜕化了游戏人生的天分。
《方舟上的日子》，也是第一篇，这故事真鲜，真***鲜，要人命的鲜。那样青春的感情，青春的男孩女孩，像刚上市的樱桃，鲜艳饱满，碰一碰要鲜的滴出水来。女孩尚在方舟上云游的心，还未坠落人世间，却找有男孩急着要用实实在在的吻，热滚滚的胸膛，把天使拉下凡尘，却不料这不是力量的问题，而是那个刚好的时间。上帝大笔一挥，抛弃的他的女孩，把她扔到一个毛头小子的怀里，去真实的爱一场，哭一场，笑一回，从此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这之前，那些梁晓琪就是无论怎样的男孩怎样地费心费力也抓不住的“一只绑着红缎带的小哈巴狗，一颗小蜘蛛，一枚小蜻蜓，飞飞就消失在阳光里”。
天心不知要变出多少种魔术来，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种味道在等候着向你扑面而来。《绿竹引》是个让人心痛的故事，一个好灵好灵，的小女孩，在她最美好最需要一切爱一切怀抱毫无设防的时候，被命运深深地忽略了，重重地撞了，是命运的残忍还是眷顾呢，把她一直留在了那个年纪，和她日思夜想的妈咪和妹妹生活在一起，她却再没有了长大的权利。读了让你恨，是内心真得发了恨，恨每一个粗暴的人，粗心的人，忽略的人，冷漠的人，愚钝的人，不可逆转地伤害了这个乐观善良一心一意爱着生活的安琪儿，可她却那么轻易地原谅了他们，那么知足。就像她的小黄花，要把人心唱碎了，她却是那么开心地唱着，好像每一个人都可怜她，她却还把自己当作最幸福的人来感谢人生。心要碎了，在六一儿童节里读到这个故事，心要碎了。
《时移往事》，这个名字读起来淡淡的，绝对不会第一眼吸引你，我更愿意给这个故事改名叫做《爱波》或者《四月》或者《April》，这是属于她的故事。所以天心虽然没把她放在标题里，却也在第一句里马上让她出场。这样的女孩啊，就是做什么都会做的像样子，她们生就带着艺术的灵性，却又不肯栖息在一朵花上来，像飞来飞去的蝴蝶，要尝遍各种花蜜的甜，你刚想嘲笑她不成熟和没定性，她马上就幸福地嫁做，找到事业的落脚地。无论怎样都是亮闪闪，如果你不止一次触摸到这个亮闪闪的女孩背后的每一道伤疤，每一次深深诗意，那么她已经不知不觉属于你，当你终于觉得可以抱在怀里，她却就像真正的精灵一样，噗的从你生命里消失，连寻找和告白的机会都不留给你。如此惨烈在你生命里永恒。让你疑心他们这类精灵族，本不属于人间，所以流连地这样短暂。可是，你还留着一个看似和你毫无关系的小香软，她留给你的，是有生命的，那样鲜活的一个小天使。你成了与她最贴近，也最遥远的人。
《想念我眷村的兄弟们》，同书名小说，放在一本书的倒数恐怕不是没有意义，它是这本书的根，是天心文章的根。这一篇不是小说，里面的东西多了去了，历史、时代…每个都那样庞大，我只被一句话震撼，女孩们在讨论未来的白马王子时，她只有一句“只要是眷村的男孩就好”，我曾经也说过类似的话，要找一个宝昌男孩。多年未联系的朋友问起现在男友是哪里人？我会骄傲地告诉他们，宝昌人，咱们宝昌人呀（虽然我认为你简直是最不像宝昌人的宝昌人，而是被时代捏出来的“结合”……）。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我对家乡小镇，小镇的人，也有着连着根的眷恋。眷村的男孩，读起来就会让我胸口有一种熨烫的妥帖和亲切。我想，这一刻我懂，我打开了自己心里的门。
挑了印象最深，最触动我的几篇来写，如果再读第三遍，第四遍，大概我还有别的“心动”。
天心，谢谢你，写这么好的故事。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读后感(十)：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新版自序－不愿让眷村人成为“在场的缺席者”
先再描述一次何谓眷村，尽管多年来，身为眷村第二代的，已主动被动（迫？）或文章或访谈或被迫表态，谈过太多。
一言敝之，眷村即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来台湾的中下级军人的独立封闭社区（军区大院？），他们大多在台湾娶了本地女子，并陆续有了二代如我。
我十五岁之前出生、成长在眷村，那时是我们最大的乡愁（不知下落的爷爷奶奶还在人世否？），从小我们受的国教育和冷战时期国共对峙的面，更强化了我们得与之誓不两立，但另一端的熟悉、浸淫、热爱的文化历史（文化），总总构成了我们被拉扯扭折的处境。
……
这或许立即会被以“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角度切入眷村的阅听人质疑，何以一个眷村，呈现的面貌和表述如此不同？我得说，两种都对，如果放入“时间”的因素，自会有不同的语境。
此书成书的背景是在李登辉上任为台湾、权力位子不稳，是故族群动员操作最烈的时代，李登辉为了清除他的内政敌（大多是一九四九年来台的外权贵），与闽南籍的民进联手、以籍为名模糊阻挡了一些重大政策（如一九九0年初的开征土地交易所得税化约成“外人抢本人土地”、“外长欺侮本总统”），缴了反对的械，并以之为友军。
彼时的眷村及眷村人，动辄被视为代罪羊。
出身于并了解眷村的我，自然不平则鸣，但我并不打算美化甚至神化它，因为我以为那与丑化是同一回事，都是背离真实。我决定与其让他人恶意或无知地解剖，不如自剖。所以我的严以待己待人，亦不得当时众多人的谅解。
如今眷村书写或演出，显得悠哉自在、甜美怀旧，我以为是因为它已死透了（一九四九年来台的父辈急速凋零、不死即病，下一代下下代，不走的、走不了的，与在地人在“公民”意义上已无异），它再没有想象和描述中的有影响力和可怕，它仿佛被放在博物馆里的绝种动物，观者可安全无虞放胆欣赏戏耍它曾经的尖齿利爪（？）。
不说明此，会不能理解何以文中的眷村及眷村人仿佛负伤哀嚎的困兽身影。
但这奇怪或特殊吗？历史翻过这一页，这一代人的际遇会再难理解并感同其情吗？
我读Ｅ·萨依德写他的巴勒斯坦族人时他也有类此的喟叹，但战斗性格极强的他采取的是：所以更要大声说出来，不愿让一代代人成为历史上“在场的缺席者”。
也是类似的心境和思维吧，二十年前写下《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时，不过就是不忍一代的外眷村人成为谜般的不可解，或轻易一页翻过的“在场的缺席者”。
朱天心
2011年10月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