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与正常》是一本由金著作，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4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非常与正常》读后感(一)：一可以在未来被长期提及的著作
金老师在上海史领域的研究已经在圈内颇有名气。这著作，可谓是其这些年来对于众多资料整理搜集阅读之下的集大成之作。资料非常详实，对于未来希望在这一领域中有所建树的研究者来说。这著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线索。
作者能够长期坚持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也是我们在阅读这著作时候所必须意识到的。
《非常与正常》读后感(二)：中的上海……
本书更多的是史料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上海是的门面和经济中心，上海人口大分都是城市户口而不是农村户口，而时代主张消除差别（差别、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和工业和农业差别），在这种背景下的上海会是怎样的状况？结果之一是大批上海知青下放农村，之二是当广大农村还在挣扎的时候，上海依然菜肉供应无忧。可以说，上海在中的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非常与正常》读后感(三)：了解“”时期上海日常生活的好书
近年来，上海城市史研究已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且成果斐然。但研究成果多集中于20世纪前半段，这就反衬出以后上海城市史研究的欠缺和困惑。尽管其间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问题，上海城市史研究不断向后沿伸则是不容置疑的趋动。《非常与正常——上海“”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落实于“”这一时期——凸显上海的重要地位和典型价值，如最大的城市，其经济、商业、文化的影响及“全国保上海”；唯一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的地方与上海人的特征等——正是以此为立足，该书凭借“上海1966年—1976年”为时空坐标，以“社会生活史”为铺展内容，力争为当代上海城市史和“”区域史研究树立一个范例。
全书以丰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从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详尽地描述了“文化大”期间上海市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水产品供应、群众报刊、塑像、深挖洞等各方面的内容和发展情况，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书稿没有把对的研究停留在宏观的政治层面，而是把视野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层，使的研究不仅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
《非常与正常》读后感(四)：寻找之下的血与肉
这套67万字的书分为上下两册，详细描述了十年期间，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
通过这套书，我们更加明晰现代社会史研究的必要。史研究，其基础须建构于客观、严肃和真实的史实之上。梳理本专业学术史可发现，史研究进程始终和宏大叙事相伴。当然，宏大叙事有其存在价值，但由于史档案和一手史料程度的限制，以及宏大叙事自身之阈限，将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结合，走向史和微观研究可能是突破的方向。以基层民众和社会各方面在领导下的参与、互动和影响做一微观研究，可使史学研究更加学术化，由“骨骼”而“增益血肉”。
本书利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对市民的衣食住行、粮油蔬菜供应以及猪肉是否凭票购买的记录；也有一片化纯洁化呼声下结婚率的分析；书中详细的史料和数字更揭开了“赤胆忠心”口号掩盖下潜藏的腐败和交易。如有些人利用大家对狂热的崇拜，私自地下生产线加工毛像章并大肆贩卖，另一些人买来各类报纸，经过剪贴再送往外地隐蔽的地下印刷点造出地下报刊，雇佣上百报童出售以牟取私利……正如作者所说，“时期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地下易这些都存在。绝不是像有些人怀念说的那样，不存在贪官。”
期待更多的当代社会史的精品。
《非常与正常》读后感(五)：zz:性压抑下的爆发: 地下 裙下不穿内裤
《非常与正常》，以一种很少见的研究视角，让人们看到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在十年中如何艰难运转
“你看我的手。”金笑呵呵地伸出胳膊，上面有很多小伤口和划痕。“我就戴着口罩到处爬梳资料。我有一屋子的史料，我每天都埋在资料堆里面。”他说。
作为文化大的亲历者，金在最癫狂的时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度过的。一方面那时他只是初中生，另一方面他是“黑五类”的子女，这让他没有资格更深地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但是我当时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的理论是非常信奉的。”他认真地对记者说，“到了后来我的思想就全反过来了。”
那是案公开之后，金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冷风嗖嗖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的门口听到了案发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浑身哆嗦着走回家。”他这样回忆。从那之后，他对高层政治产生了严重的恐慌，对开始质疑。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发生时，金虽然人在上海，但是一直挂念着北京的情景。“那个时候，还没完全结束，我就决心要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金对《新闻周刊》说。
时隔35年，如今已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的金，写出了这套《非常与正常：上海时期的社会生活》。
这套67万字的书分为上下两册，详细描述了十年期间，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有对市民的衣食住行、粮油蔬菜供应以及猪肉是否凭票购买的记录；也有一片化纯洁化唿声下结婚率的分析；书中详细的史料和数字更揭开了“赤胆忠心”口号掩盖下潜藏的腐败和交易。如有些人利用大家对狂热的崇拜，私自地下生产线加工毛像章并大肆贩卖，另一些人买来各类报纸，经过剪贴再送往外地隐蔽的地下印刷点造出地下报刊，雇佣上百报童出售以牟取私利……“时期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地下易这些都存在。绝不是像有些人怀念说的那样，不存在贪官。”金挥挥手说。
目前，许多涉及高层的档案尚未，而学者对于的研究从未中断。图书馆馆藏有关的中文文献书目接近一千种，但绝大多数都是谈的运动本身或的个体经历。而《非常与正常》一书中则对于运动和口号之下日常生活做了详尽的记录和描述，这是很少见的研究视角。它让人们看到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在十年中如何艰难运转。
出版《非常与正常》只是金出版计划中的第一，随后他还将沿着
社会生活史的方向陆续出版两后续作品。涉及期间的问题：房屋如何被强占和置换，中被扭曲的两性关系，中的自杀数字等等……
“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一听到就想到‘造反有理’！”金一边比划一边唱了一句，“但是实际上不仅仅是那样的，人们还在生活。之下有很多涌动的生活暗流还在继续。我就是想把那些血肉的东西写出来。”
“现在研究运动史和政治史的环境不太方便”
新闻周刊：众多史研究都是从运动本身出发的，你为何决定从生活史的角度研究？
金：做史是一个长期的追求和计划。并不是说我专门在做社会史。我是的亲历者，在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念要把这段历史写下来，长期在这方面追求，也在等待。
从长项的研究讲，做史，第一，作为学术准备是大量资料收集和积累；第二步按理说是做政治史和运动史；第三步才是更长线的做中的社会史、生活史、教育史、外交史等等。但是现在研究运动史和政治史的条件不成熟，第二步现在做不了，我就把社会生活史提前做了。
新闻周刊：但是关于其他分的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你也在做？具体是怎么把生活史的资料分类出来的？
金：对，那是很长期的一个工作。我一直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要做一个一二百万字的大日志。写十年间的每一天上海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在做、姚文元等几个人的年谱。这些都是要长期准备。
这次的《非常与正常》出版也有一个机缘。有一套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要出版，十年也纳入其中。我就暂缓了日志和年谱的工作，把手里搜集的全资料一页一页捋了一遍，把运动本身和生活史资料分开，再把生活史分按章节和专题分。第一分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运动，比如上山下乡、破四旧和抄家；第二分是期间衣食住行、婚姻等日常生活。再有就是和生活相关的，比如毛像章的收藏、买卖以及时期的小报和地下报刊。
强压多大，反弹也就多大
新闻周刊：先说衣食住行，你很细致地列出了粮油、蔬菜、猪肉、水产品的供应情况。这些内容在之前的研究中是被忽略的，就好像中生活是不存在的。而最后你得出的结论是，中粮食蔬菜生产基本是丰收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有什么不同反应吗？
金：要写生活就必须要有衣食住行，虽然经济史的一些数字比较枯燥，但是很有用。当时的粮食蔬菜基本丰收并不是指向“文化大就是好”的结论，而是说，恰巧十年间除个别地区外，都风调雨顺，没有极端天气，这恰巧保证了能一直进行。第二，武斗乱了两三年，实际上广大农民还是要生产的。第三，到后期也提出说，要把生产搞好才体现我们是的。所以，应该说，十年总体供应是短缺的，但是上海的生活是在低工资、低消费、低物价的情况下维系的温饱水平。
我写了这些以后，有些人确实批评我，说我是说“文化大好”，说我对的描述太温馨了。其实绝不是那样，我只是从史料出发，不想掺杂那么多意识形态。
新闻周刊：你提出上海十年中买猪肉是不凭票的？这和大多数人的记忆完全相反。
金：和我的记忆也相反，我也很吃惊。但是事实，史实的偏差需要纠正。在期间的上海，猪肉是不凭票的，有时还打折出售。这和全国保上海有关，也和说“粮多、猪多、肥多”鼓励养猪有关。在之前发过肉票，后也发过。应该说，猪肉供应充分，是那个时期管理和计划经济极端强力运作的结果。
新闻周刊：你在探讨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大串联的时候对比了两地的不同，而且上海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的城市，这是什么原因？
金：上海开埠最早，工商业比较发达，还有租界地等等。上海人比较精明、理性，上海讲“动口不动手”，动手就没理了。这是潜意识里的，时期也没有被冲破。这和其他城市非常不一样，北京整个城市都被热情燃烧了，上海还是有年轻男女手挽手在苏州河畔谈恋爱。
另外，关于军械性武斗的问题，指的是使用炮。除了刚才说的上海人文化历史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在一开始，上海警备区有一个命令，所有的单位民兵的全封存全收缴；再有一点，上海在期间也有派别冲突，但是上海是、姚文元、王洪文的一统天下，他们主宰着面，没有势均力敌的两派，相对来说稳定。虽然也有武斗打死人，但是用棍棒长矛，而不是动动炮。
而北京不一样，1966年9月30日的统计，当天，北京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的人1772人，上海被打致死的11个人，其中三个人还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这反映两个城市的区别。
新闻周刊：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之后对于那些谈恋爱的年轻人也很看不惯，也经常进行揪斗？而且，按照你的统计，上海十年间的结婚率仍然是一条正常曲线？
金：北京红卫兵就看不惯上海小青年谈恋爱那种资产阶级的香风邪气。晚上开车到黄浦江边、到和平电影院等晚场电影散场，抓到那些拉着手的小青年就打。虽然这样，十年期间，上海的结婚率统计大致还是一条正常的曲线，这说明在严酷的环境中，人们还是努力营造生活，这算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但是又是一组非常残酷的数字，十年间上海只有6489对离婚，平均每天不到两对。这绝不是说期间有冰清玉洁的情感，而是当时宣传离婚意味着生活腐朽，人们也担心离婚连累儿女。而那些离婚的很多都是因为社会政治原因而非感情原因。
新闻周刊：当时的状况造成了强烈的情感压抑，这些压力会寻找出口，的口号对这些也是震慑不住的吧？
金：中很多人往纯洁方面去靠拢。反过来，压强多大，反弹也就多大。这个反弹是非常扭曲的反弹。1966年，红卫兵动不动就剪掉一些人的头发、衣服，当时都认为是纯洁、赤诚的行为。可是半年不到，流氓阿飞就上街了。各种服装、发型都出来了。还有北京叫拍婆子，上海叫搓拉三，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泛滥了。这个是一种反弹，对性压抑的强烈的放大。这种人也被打击的，但是会顽强地表现。1974到1976年团市委在上海太阳下山后在外滩、广场、淮海路都设点观测的，看裙子长短、穿泡泡纱的有多少。
虽然当时没有公开的场所，但是上海的女青年跟海员，发生性买卖关系的也不少。电影院门口有一阵查女孩裙子里穿不穿内裤，就是因为有地下。到后来压抑到极点就总爆发了。有两个标志事件是：1972年的国庆节期间1号和3号发生的事，一个在外滩，一个新华电影院门口。流氓围着漂亮女孩子嬉笑、调戏，最后一人一把把女孩的衣服全剥光，几百人围观。之后很快查清楚首犯毙了。但是从1973年到1976年，这样的事年年发生。
研究，应该从史料出发
新闻周刊：现在有些人开始怀念，因为他们觉得期间没有腐败，贪官都被批斗没有人敢贪污。但是你的统计却表明中处处仍有腐败。
金：当时想拥有毛像章的人都赤胆忠心的，他们交换或拿钱去买。他们怎么知道会有那么多倒卖、地下生产像章的。有的人赚钱把自己家的房子都造起来了，有的是坐飞机倒卖。有人做铝锭、有人做冲床、有抛光的、有买卖的，这是个地下生产链。当时集邮票集糖纸全全封掉了，收藏的理念全集中到像章了。当时的像章有多少就卖多少，这里面就有很多漏洞可寻。
上海还有地下报刊。利用需要和自己单位的方便，印地下报纸。永安公司到美术馆，500米路，每天街道两旁都是叫卖声。各种报纸2分一张或3分一张。有人就去买十张报纸，回家剪贴，拼成四版变成新的一张报纸。上海的印刷管理很严，他们就买了白报纸，到江苏宜兴和无锡的乡镇印刷点，印几千上万份。杭州、南京的当时就批发，再到上海来，2分3分再卖掉，雇佣多个小学生做报童。这样弄一份报纸可以赚三四百块钱。
那些在菜市场工作的人也利用职权贪污，虹口区中山北路菜场揭发的一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达到好几万元。
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对于研究的分歧也逐渐开始明朗，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如何确定你的研究角度？
金：现在搞经济。我觉得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都逐步解决了之后，面对它的历史问题，该承担的会承担、该解释的会解释，孙辈为爷爷背这么大的历史包袱没有必要。现在研究出现种种倾向，有浩劫论、灾难论……海外的研究有人提出论、两个论等等。种种论述是要往两个极端拉。一个是“集体犯罪说”，还有一个是随着现实的变化，有人对有很多怀念——一些和下岗的工人，他们认为现在贪污腐败的贪官，要是有老早被揪出来斗死了，认为文化大就是好。西方的理论界呢，也有人认为是人类反腐一个很终极的探讨。
我一直非常强调的是史料为本，学术至上。今天的研究者，有的为自己辩护，有的倾注自己的情感。我肯定也有感情，但我不是派性派别的。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作为一个学者，做这个事情，就应该从史料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