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行集》是一本由沈从文著作，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湘行集》读后感(一)：B1720 湘行集
喜欢书的上半截，就是在虐狗啊。每一篇信中都在诉说着对妻子的思念。不过后来百度了一下，好像说张兆和和沈从文之前并不是很和谐，唔，不是很了解，不过从信中看的话，觉得感情还很好呀。喜欢他们之间的称呼，三三和二哥。只属于他们之间的称呼真好。
后面的内容都是沈从文先生写的散文了，各种人生百态，生机勃勃的，大家都是小人物，在当时混乱的世界中，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活法，有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船上的人们有点得过且过的感觉，不过那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过好每一天吧，挣了钱就花，让自己高兴，活的辛苦又惬意。喜欢那个为了翠翠买了三个草鞋带子的男人，喜欢那个爱好是打架的虎雏，喜欢那个得了四个苹果去分给他的吊脚楼里的女人的男人，还有那个得了钱没有去找女人而是买了好多橘子回到船上和大家分享的船夫。
在他的描述中，我也好想在船上和他们一起赶路，听着他们各种的橹歌，听他们晚上在火堆边说着遇到的各种事情，看两边的山山水水远了又近，近了又远，一定很有意思吧？一定能知道很多事情吧？反正我觉得一定可以让我体会到和现在不一样的感受。
《湘行集》读后感(二)：读《二哥与三三书信》
在丽江一家客栈书架寻书时，有位女生向我推荐了《湘行集》。我读了起来，开头的家书是多么甜蜜，好像可以把我甜化了，多大的一把啊！ 一本《边城》道出了湘西人的纯粹，一本《湘行集》则透露了二哥与三三的深情。三三眼里满是二哥，字里行间都是担忧，思念和幸福。如果“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是一首情诗，那对三三来说，就是恰如其分的形容。三三明明担心此刻的二哥，一会儿却想到将见面的时候了。三三担心风吹坏了二哥，还担心把二哥吹成冰块呢！一想到十天后能见面，三三做出了很美妙的遐想，那描述着的温暖了我这受伤了的心。 二哥呢，绝不是一个沉闷的人。上的所见所闻，他都一一告诉三三。二哥看了个帖子，里面有些错别字，看起来有点好笑，还打趣那写这帖子的人能当个作家，前提是这人要多读点书。三三会是怎么反应呢？我想，三三应该这样反击：“二哥，怎么这么说，有些人没读多少书，也能写书呢！” 在丽江没有艳遇，我在书里却看见了深情。我很感谢那个女孩，让我有一次看见别人幸福的机会。我希望那个女孩一直好运，我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湘行集》读后感(三)：最好的爱情
最好的爱情，是分别的第一天就开始期待重逢。
合上这本书一周之后，我问自己现在还记得这本书的什么内容。可能是那些情意绵绵的书信吧。
来路与归程的路上，每一刻沈从文都在秀恩爱，他用一支笔倾吐着爱恋，也唯有如此他会感觉幸福和忘却寒冷。
“我明白同你离开越远反而越相近”，“两山不高而翠色迎人”，“时间正在改造一切，尽强健的爬起，尽懦怯的灭亡”。
这些句子让人印象深刻。
读完这本书，即使记不得只言片语，我相信每个人都忘不了他字里行间的那种温情脉脉。
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温度和气味。
读完这本书，让人升起了旅游的愿望和恋爱的愿望，因为文字营造的世界过于浪漫美好，有了爱情即使不能当饭吃，也可以陪伴一个人走过艰难的路途。
对照一下自己的恋爱，两个人究竟是在谈什么？
当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都在谈论什么？吃饭、逛街、购物、观影、开房、结婚、房子、孩子、养老？
这些是生活的必需品，却不是爱情的基础。
爱情只是一种感觉，可以让平庸的人都成为诗人，可以让再曲折的水路都变成甜蜜的哀愁。
读完这本书，还是去找一个人来爱吧，爱情是最具魔力的药水，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神奇闪亮起来。
最好的爱情，是寻找到灵魂伴侣，是两个人融为一体，是心底有了一份底气，所以砥砺前行，毫不畏惧。
《湘行集》读后感(四)：无限之爱
这本《湘行集》包含了书简和散记。初读书简，先是被沈先生的一片痴心所迷倒，不论是他情切地呼唤张兆和为三三还是我的人，不论是他絮叨着离开她他竟无法正常生活，又或是他迫切想与她分享风光见闻，他惦念家中的新婚妻子。张先生亦是如此，在千里外的家乡时刻关怀着他到了哪里，是否吃饱穿暖。新婚夫妻间的亲密缱绻透露在字里行间，令人动容。初此外，沈先生还在书简中记录了的行船过程，这是一个不定向视角，他可能看向湘西独特的吊脚楼，他可能看向世代靠水吃水的水手，他可能看向情深缘浅的，他又或许看向朋友亲人，不定向视角提供了他真实的湘西见闻，为湘行散记研究提供了依据。
当然，我们不可忽略书简中沈先生的真情实感。他曾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他为一切山河人情所感动，不仅要同情他们，还要尊敬他们，爱他们。“他们庄严忠实的生，却也在自然上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样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与透入些！”
散记则是沈先生在书简思想的体现。散记中的每一个原生态湘西人都是极具蓬勃生命力的，三十归心却也依旧生猛的朋友（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读不进书却精通武法的虎雏（虎雏再遇记），与沈先生曾一起当过兵一起钓蛤蟆的老伴（老伴），原来做过土匪当过兵的水手七老，爱惜鼻子认为自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朋友（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干爹又是个拳棒家…他们有天生的热情与深情，虎雏对先生尊敬，老伴赵开明三次购买带子对小翠的一往情深，给先生带回橘子的七老，与难舍难分约定过年的牛保（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人）…他们保留着人性本真，是美与善，是自然。
除此外，他们命运也是散记的写作主题。沈先生不但写人性美，也在写人性美最终走向悲剧，走向毁灭。先生对此同情又痛苦。鼻子朋友最终介意不敢前往看昔日老友，老伴已被烟所侵蚀…好多人依旧老去，或是得到了他们的结，这是自然，却也是不可抗的命运。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先生作为现代作家，他与时代热潮始终保持距离，在狂热氛围中始终探讨人性的真善美与人之命运，无论是他的热泪，他的文字都让人体会到他那对湘西的热爱，对自然的崇拜，对人，对世界的无限感动，无限之爱。
《湘行集》读后感(五)：(转载)韩东：我更喜欢沈从文
我喜欢沈从文，喜欢他写的小说，也喜欢他处世为文的态度，在我看来，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沈从文的小说我就不说了——既然新撰的现代文学史已有定论。沈从文的处世为人实际上我也所知不多，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而已。正因为这个模糊不清的印象让我感到真实，就像从熙攘的人群中看见一个亲切的背影，凭借直觉我马上知道他是谁了。
每代作家都有自己身处的境遇，其中的每个人都得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沈从文这代人身处乱世，社会生活几经变故。由于黑暗和污浊，也由于其中漾起的原始的，鲁迅选择了“战斗”，骂不绝口，至死方休。虽然，与那些同流合污和粉饰太平者相比鲁迅是令人敬佩的，然而我还是更喜欢沈从文。他虽然不善评断别人，但本身就是尺度。据此我们可以衡量每一位投身于文学写作的人物，甚至包括鲁迅。
鲁迅的著作虽然丰富，但大多是骂阵应战的杂文。文学创作分（包括“故事新编”）收全后也不过一本（不超过30万字）。沈从文则不然，曾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70余种，约400万字。这是数量。就其质量而言，鲁迅的小说虽然高超，但与沈从文相比也不见得就更好。
后果。鲁迅死后即奠定了大师和思想家的地位，沈从文生前倾向于沉默。鲁迅的各种著述一版再版，受到官方和学术研究界的强力推荐。而沈从文的书后则很少印刷，即使印刷也是有选择的、有限的，如为人所知的《边城》。鲁迅被作为思想和言论武器使文化人和政客们打大出手，伤及无辜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沈从文被作为单纯的文学享受，温暖了多少读者和热爱文学的人的心。
沈从文生于1903年，他丰富的著述（小说）大多写于46岁前。后沈从文基本放弃了文学写作，改而研究文物、丝绸、文化史以及古代服饰。这是他对社会生活重大变故的应对，也是在特殊的境遇里一个对文学抱有信念的人所能做的。当然，这一选择的后果是遭到了政权的冷淡、疏远。小说不能重印，声名不能远播是必然的。沈从文既没有成为文学界的“明灯”，也没有“大师”、“泰斗”的头衔。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写小说的人，不具有任何权威性，也不德高望重。沈从文以他的写作和生平表达了一个写小说的人所应该做的和可能做的。
时代虽然不同了，但污浊和危险依旧——虽然面目不同，作为一个也写小说的人我常常想到沈从文。这个始终自觉自己是“乡下人”的人也许才是超越时间和地域的。
《湘行集》读后感(六)：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转载）
“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
——沈从文的作品和沈从文的读者
张新颖(评论家、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
《沈从文别集》（二十册）一九年由岳麓书社出版，二〇一一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又重新印行。由此我想到沈从文作品的读者。
谁是沈从文的读者？
近半个世纪前，一九五七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出版过文学作品（上一次作品的出版还是在一九四五年）的沈从文，忽然被告知将由文学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小说选集》。已经改业好几年的沈从文写了篇《题记》，其中伤感地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
果然，等到他的作品可以再次出版，又过了二十多年，到了八十年代。沈从文的老读者，愈发老了，也越来越少了。
但也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新的读者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多。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沈从文的读者，年轻的读者，一代又一代地成长起来；而沈从文的文学，也在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的阅读中，生命常青。
我想到沈从文的读者这个问题，不仅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从八十年代开始阅读沈从文的一个人，更因为，我现在正和一群年轻的沈从文读者一起，共享了一个讲读沈从文的课堂。二〇〇五年春季，我在复旦大学开设了“沈从文精读”课。本来是给三年级本科生开的专业选修课，预定上大半个学期，因为这个年级的学生下半个学期要出去实；结果选课的人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而且不少，还有许多研究生和进修生旁听，这样就把这个课上了完整的一个学期。
二、
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最受学生喜爱的几个人之一，本科生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到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以沈从文为题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已经积累成一个庞大的数量。但是，就我所见，奇怪的是，绝大多数的论文，是在重复关于沈从文的一些差不多已成“定见”的“套话”，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理解和叙述沈从文的“模式”。这样的状况，其实是学术界沈从文研究、高校课堂沈从文教学的反映。
我想，年轻的一代喜欢这个作家，这是特别值得珍惜的；但是年轻的学生会自觉不自觉地“屈从”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的“权威”，把自己的阅读感受“整理”成适合于“定见”、“套话”和“模式”的“理解”，这，是非常遗憾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我们的研究和教学提供给学生的理解空间太狭窄了，根本上是研究和教学本身理解沈从文的空间太狭窄了。这个狭小的空间不足以让年轻一代的沈从文读者把自己阅读感受中蕴藏的阐释沈从文的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形成对沈从文理解的深化和丰富。年轻一代读者自己阅读感受中蕴藏的阐释活力，往往“胎死腹中”。
我们今天来看沈从文，首先应该拓开我们自己的理解空间。如果这个理解空间太小的话，是放不下这个人的。
我的想法，是把沈从文放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时空中去理解，简明一点说，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谈——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只是为了说得清楚一点：
第一个是文学阶段，基本上是到三十年代中期，或者说《边城》这样的作品完成之后就差不多了；如果要一个明显的标志，可以以一九三六年《从文小说作选》的出版划一条边缘模糊的界线。《作选》的出版，等于是十年创作的一个总结。这个文学阶段主要还是“创作”的阶段——这个文学还是一个“创作”的概念。
第二个阶段是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结束的时候，这是一个从文学到思想的阶段，越是往后去，思想的成分越重。如果从形象上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作家的形象，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思想者的形象。这个思想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思想者，你没法说他思想得很通透，他的思想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和现实粘连纠缠得厉害，不能圆通。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痛苦、粘连纠缠和不能圆通，特别有意义，有价值。
然后就是一九四九年新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比较麻烦——当然你可以把他说成是一个学者的阶段，我不愿意这么说，我觉得是一个知识分子实践的阶段，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他要找到这个位置，要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安身立命，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受很多苦啊等等，那只是被动地承受；而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
对应于这三个阶段，是三种形象：一个文学家的形象，到一个思想者——当然这个思想者也是从文学出发的，是一个文学思想者——的形象，再到一个实践者的形象。这样一个形象的变化过程是非常明显的，但不能把三种形象割裂开来，其中有贯穿性的线索。贯穿起这三种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
以往我们对沈从文的理解，文学阶段之后的思想者的形象是不突出的，我们都觉得沈从文是一个作家，不觉得他是一个思想者，更不觉得他是一个实践者。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物研究被简单地解释成被迫改行，是被动的，不得不然的，就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知识分子和社会建立起有机联系的主动成分。在这样的视界内，沈从文的形象就不能不显得太小了——就是一个作家嘛。补充上后面两个阶段，沈从文的形象才能完整起来，大起来。
另外，即使是第一个阶段，我们的理解，可能也还存在着问题——就是，可能还是把他的文学理解小了。
我讲沈从文，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思路”和“框架”。但这只是“思路”和“框架”，课堂教学不能凭空端出“思路”和“框架”，而必须从实处出发，落到实处，最后让学生形成一个他自己理解沈从文的“思路”和“框架”，而不是首先把你的“思路”和“框架”灌输给他。
从实处出发，落到实处，具体的方式，就是文本的细读。在第一个阶段，主要讲《从文自传》、《湘行书简》和《边城》；第二个阶段，讲《长河》、《黑魇》和一九四九年“精神失常”时的“呓语狂言” ；第三个阶段，讲一封五十年代的土改家书，讲一篇六十年代初的未完稿《抽象的抒情》，讲一份中的申诉材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最后讲八十年代写的本来打算做《古代服饰研究》后记的《曲折十七年》。
这里需要讲一讲容易引起误解的“文本细读”。看到“细读”这样的字眼，马上联想到新批评派的close reading ，这是自然的；但是“沈从文精读”课上的文本细读，却并不是把自己封闭在文本之内、关起门来的细读，相反却是要把文本这个空间充分打开，引进各种有机因素，激活文本所蕴藏的能量。譬如关于《边城》的阐释，就利用了沈从文的早年经历、性格形成等传记性资料，论证他用文字包裹伤口、用微笑担当命运的写作自觉，这也就暗示了《边城》表面文本之下的另一层世界。
落到实处不是落到死处，精读课的精讲、细讲，可能包含的一个危险是把所讲的东西凝固化、定义化，只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就是讲死了。如果是这样，那就走到文学的对立面去了。而在到目前为止形成的关于沈从文的叙述“模式”里，其实已经显露出某种凝固化的倾向。精读课的精讲、细讲，在我自己的主观意图里，其实正是从文本出来，从精细处出发，来“活化”、瓦解、反抗一切凝固化地理解沈从文的“定见”、“套话”和“模式”。
三
这样讲读的反应和效果如何呢？
期末，我让学生自己来分析任意一篇沈从文的作品，可以选我在课堂上讲过的，也可以选我没讲的，要求是抓住自己的阅读感受，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析；分析要说自己的话，而不是重复已有的论述，也不要重复说老师的话。
我曾经简单提到，沈从文小说的叙述人，通常和一般现代小说在不同程度上隐蔽的叙述者不同，是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和读者“打招呼”的叙述人。后来三年级的杨颖静在期末作业中说：“《边城》中的沈从文似乎是最没有机心的作家。他不会让读者觉得有被“设计”的感觉，不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最终发现，原来开初的那些零零碎碎的叙述，到最后都有落脚之处。”从这样的阅读感受出发，是可以做很深入的探讨的，但首先你得让学生对自己的阅读感受有信心，保留住自己的阅读感受。我在作业中看到这样的话，心里高兴是自不待言的。
一年级的于小轶写了一篇分析《三个女性》的文章。一般的沈从文研究者可能会知道，这篇小说的三个女性形象都有原型，分别指向丁玲、张兆和、沈从文的妹妹九妹，这个一年级的学生未必知道这种指涉，她把这篇作品看成是沈从文“隐藏和追溯作者自己的文章”，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作品。是不是这样解释就错了呢？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而且也许恰恰因为她不知道这种指涉，她才没有障碍地获得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而这个理解，也是作品所支持的。她发现，“有趣的是，三个女孩子在文中都是喜欢借翻译景物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看法的人，这一点，恰是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精髓。”经过细致的分析，她得出结论说，“透过这篇作品，我们像在看一自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独特的自我。感觉到届时三十一岁的他在不断地追溯自己和展望未来的过程中成熟，对现状的剖析和内心矛盾的展现由这三个女性体现。”原来这篇小说，深藏着与作者经历的密切联系：“生活现实中的断层用文字的土壤来填平，沈的幻想、压抑和内向的性格不自觉地落在土壤中，本来以期能沿着铺实的路面追寻自己过去、未来的所在，却在不经意间沿途开出许多透明的小花，那种淡然的随意令其作品遗世独立。”
《沈从文别集》中《抽象的抒情》一册，选了沈从文一九五二年在四川参加土改时夜读《史记》的一封家书，取题为《事功和有情》，我在课堂上非常详细地释读过。三年级的徐捷很想谈谈这封信，不过她又担心，老师已经在课堂上逐句讲过，她又怎么谈呢？我告诉她，先把我讲的全抛开，好好追究一下自己的想法，自己有所得就好。结果她交给我的是一篇非常情境化的文章，在此情境里，有她自己：她把自己的阅读也放进了历史的时空中——
四川山村的一个深夜，沈从文阅读司马迁。几十年后的一个深夜，我阅读沈从文。文字如电光火石，照亮了我们仨人。
他们是相隔千年的朋友，遥遥地握手，唱一曲高山流水。
我，却是少年时受一番彻悟。从此后，恍若两世。
想象中二人灵魂相和，一吐英雄气的场面没有出现。沈从文没有把这个月夜酝酿成《报家人书》。他没有执着于回应司马迁所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沈从文可以在那晚把自己“身处历史大变革和政治漩涡中的性格悲剧，以及政治与艺术在那一时代不可避免的冲突”化作一篇书，一抒胸臆。可是他没有。尽管他说“看过了李广、窦婴、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诸传，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
本来这完全可以是一个悲凉悲愤的夜。
可他只是一开始就打趣自己说“在两夹攻情势中，为了珍重这种难得的教育，我自然不用睡了。古人说挑灯夜读，不意到这里我还有这种福气。”看到这里我忍不住会心一笑。沈从文就是沈从文，尽管生活让他困顿、精神上陷入困境，可是假如山边有朵小花开在清风里，他还是会停下来驻足观看，拈花一笑。所以尽管他“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他却没有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只是忠实于自己的情感，记录下世间让他思索的一切，没有刻意地要让文字千古。或许也因为如此性格，曾逼近过死亡线，曾精神崩溃的沈从文会在人生几乎走入绝境的时候又重新稳住自己，开拓另一项事业。继续生活。
正因为他是沈从文，所以哪怕在这样一个与司马迁如此亲近的夜晚，他还不忘记表达自己对于目前“向优秀传统学”这句很响亮口号的个人的见解。他恐怕忘了他已经“靠边站”，已经不能写作，他还是要负责任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可惜，那时根本不需要他这么负责任的表达。然而他依然兴致勃勃地在深夜写给全体家人的信中慎重地谈到了这个问题。沈从文几乎不被人当作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作家，而一味地认同他的“湘西风情”，认为他写些情爱，写些花草，“粉红色作家”。可是，当我们一一摊开他的文集，会发现他始终“哀民生之多艰”。
可惜就如所说：“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以致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致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
在现在的文学上被误读，在未来的文学上却将愈来愈不朽；在现实生活境遇上得到太少、待遇不公，在人性世界里却人神同在、悠然自得。……
这就是沈从文！
我们其实都想探究沈从文为何有两种天壤之别的际遇。而这个夜，沈从文清晰地、清醒地、冷静地告诉了我们他终于思考出的答案：“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一分，属于情绪一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
或许，把一九四九年后的沈从文与一九四九年前的沈从文换个个儿，沈从文的整个人生会完全不同。
这句论断莽撞，却可能透出些道理。
那个“或许”其实只是假设中年前的沈从文能够拥有中年后，经历一次割脉、一次癫狂后的对世事的超越自我的洞彻。而这，来得太晚。
这个太晚，只是叹息他陷落在如何突破自我的重重包围中困苦不堪、疲惫不堪。假如他在一开始就拥有彻悟，他或许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捉襟见肘，四处抵牾。或许就不会总是由他说出大家都知道却总不会点破的真理，给自己的未来埋下隐患。
可是，谁又能直接超越童年、少年、青年的青涩、挣扎、与世界的不妥协，而直接迈入老年的洞彻世事、对世界的成竹在胸？
可是，恐怕，一个从幼年始即开始追寻最朴素、最本真的生命意义的人，一个注定要为后世留下本真文字的人性记录者，所要走的道路本就该如沈从文那样，痛苦、执着、虽九死其犹未悔。
所以，站在文学史上我们庆幸他终于不是按照那个“或许”生活，而是极大痛苦地艰难地在自我、社会、自然之间苦苦挣扎，寻觅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最大欢喜地得到了上天赐予他最美的风景、异秉，并用他的眼为后世留存天、地、人最美的瞬间、最深沉的思考。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黄永玉说：“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很多人对此事表示了极大愤怒，认为漠视了沈从文。但其实历史有时会错乱地给以最公正的评价。就如黄永玉所说，“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其实这样的一种极其罕见的应该说不公正的做法恰恰体现了沈从文最真实的价值。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洗，我们如何能给得起沈从文他应得的肯定？世俗如何能给？
我们是一个宣扬诗性，却在世俗中容不下诗性的。所以屈原被放逐，李白浪迹天涯，沈从文享受身后名。
可是，“总算盼到有一天我们把他又“发掘”出来，又“发现”了他的时候，我们又禁不住如此“惯”而“老到”地，把他放进一个古典的“田园诗”的画框里。我们真是不可救药地病人膏盲！”
天若有情天亦老，倘若逝去的沈从文再回身看我们这边熙熙攘攘的世界，恐怕会笑着说：无论你们理解我多少，假如再让我重生一次，我会抛弃我前生追寻的世间杂物，心无旁骛地安心生活，写我所写，爱我所爱。澄澈一些，超脱一些，自信一些。无论给我什么功名什么冷遇，再不放在心上，我只爱夜行船上有三三陪伴。
能够产生出这样的理解，我当然认为她没有白读沈从文。
四
一九四八年七月的一天晚上，在颐和园霁清轩消夏的沈从文和儿子虎雏讨论《湘行散记》，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
他儿子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