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书简》是一本由(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22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狱中书简》读后感(一)：读起来从来不会有感同身受一说
不知道为什么评分这么高，可能是现在的生活太舒适了，很难去体会到作者在的绝境中的感受。对作者的求知欲和自控力以及对环境的抗打压能力确实很佩服，但这本书读起来并未有特别的感受呀。并不是说这不是好书，只是确实不适合我现在读，读不动。
《狱中书简》读后感(二)：小摘要
读完后最深的体验是对作者崇高人格的感受。
单纯和简单不同，前者是可以培养的甚至是教育的目的。（113）
作者似乎老是用“小资”自嘲，哈哈。
120页开始有个思想史的梳理，信息量很大。
对《旧约》的关注，《旧约》是《新约》的基础。
说真话，与拆穿某些秘密不同。 成熟就是坚守岗位，自制。“老在一处”的少年不是少年而是呆瓜。 140页开始高能，“上帝死了”神学宣言：非宗教的基督教，何以可能？割礼与称义的关系，类似宗教与得救的关系。 在上帝那里，而不是对个人拯救的关注那里，才有正义。
总之，神学思想大概是看出来了，此世，非宗教，《旧约》……
《狱中书简》读后感(三)：《狱中书简》这本书令我挺感动的。
《狱中书简》这本书令我挺感动的。看朋霍费尔在狱中的乐观和坚持。是熬夜把这本书看完的。看后感触还蛮多。老实说，还稍稍有些软弱。觉得，像朋霍费尔这样坚定的基督徒，这样的读书人，这样的思想伟人，被困在牢笼中，写出的文字，不自觉的还带着一份压抑，就想，人真的很软弱很软弱啊。于是，我们不是该更加的仰望星空嘛。靠自己，什么也不成，不是么？
很喜欢书中写，有人带给他一束田野的花，他写那自然带给他的感动和审美，就觉得，人要这样才算活着。在狱中，他一直相信，下周就可以被释放，但是最终却被执行死刑。然而，他在交付执行之前说：“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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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书简》读后感(四)：生死之外仍有生命
在计划中就有这么一本书，是因为多次看到别的作者引用他的语句，又去百度此人，发现有必要进一步去了解这一位基督徒，在全的书信中，没有提及牢狱之灾的艰辛，反而不断的感受到他深深的将自己的情景与收信人的情景联系，不断的将各样的日期，各样的思想与收信人联接，倘若只是一本叙述式的书简，就没有什么新意，倘若只是絮叨周遭的事物，也不会让人有什么感受，然而，这一位，在牢狱之中却有深深的思考，不断的给予他人力量，不断的寄盼望于上帝，且在其中更新自己的信仰。
关于其中与家人的书信这一分，可以叫我们一瞥这位年轻神学家的性情，他也抽烟，当基督徒为是否能抽烟争论的面红耳赤的时候，他丝毫没有以抽烟为意，诚然，我并非以此佐证可以抽烟，然而面临这样一个事实的话，或许也像是在他身上的一根刺一般。
关于其中谈论和友人的书信这一分，只怪我自己的学识浅薄，其中诸多的讨论只是文字入眼却没有入脑，更别说如心了。渐渐看着看着，或许你会觉得，这个人似乎已经抛弃了我们的上帝，然而，渐渐到最后，我发现，他不是放弃，而是重新认识了上帝，所以对于我而言，最后那几页写给有友人的信所产生的作用，几乎大过了其余的页数给我的帮助。
一边读，就会让我不禁一边惋惜，有这样的认识神的人，有这样对生命，对信仰做出深刻思考的人，就这样离去。倘若今日仍在，或许巴刻边上要多一个名字，那就是鹏霍费尔，然而，在神手中没有如果，他就在希特勒失败前的两个月离去，神的仆人安息主怀，也留给我们许多的财富。如同狱中的鹏霍费尔所写，我们乃是要在这个真是的世界，参与到基督的软弱与苦难当中去。
《狱中书简》读后感(五)：你闲下来的时候会想什么
空闲时间是很多人必须要面对的，不同的人会利用这些时间去做不同的事，想差之千里的问题。作者在困于监狱期间，面对的是更加纯粹的“空闲”。他想什么呢？
书的前面一小分是我最喜欢的，里面是一些很凝练的作者对于人生里一些事情或一些现象的看法。包括道德，成功，时间。当然，写出的名字看起来枯燥无味，但却是作者对很多事物深思之后的实感。
比如，他写道，为什么我们总是要通过失败来获得教训，学前人已经告诉我们无数遍的道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其他人的经历是没有同情的，我们无法用深切的感情去体会那些曾深陷困境中的人。对于事物教训的深刻程度，和我们对于当事人的同情程度成正比。
再比如，他会把面对社会黑暗面，不同人的道德表现总结出来。有的人同流合污，有的人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勇敢抗争，有的人渴望洁身自好，可这样的要求最后往往退化成阻塞自己的耳目，不听不看，任事情发展，以为凭此可以保全自身的清白。他看到，恶有比纯粹的善更顽强的生命力，道德上纯白的人，很难有长久而坚韧方法去对付恶。
这里只是列举了一小分，作为一个神学家，作者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夹杂着理智和深切的情感。理智使得这本书充满力量和智慧，而情感使得这本书与人群息息相关，不过份温和，也不过分激进。
《狱中书简》读后感(六)：未竟的随想
用这样一个标题意味着本篇只是一些个人阅读后的随想，不过既然说是未竟的，意味着在阅读完《使徒的代价》和《团契生活》后仍有增补修改的空间。我的目标则是从一个旁观者的美学体验，来走进朋霍费尔的思想世界。
这是一次拖延的阅读，最初听说到这本书是在葛老师的美学课上，他给我们推荐了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加上假期之中思维的停滞，读的大多是一些斗争性很强的著作，内心中总是希望能够有所寄托，这种寄托借助于阅读新的类型的思想著作。于是，便把这尘封的记忆在场化了。书的推荐语中说“他的生死言行，被视为现代的使徒行传。”我对于使徒的了解，大概的印象是那些以St. 开头的外国人的名字，比如St. Paul等等。而就在阅读此书的不久前，我观看了电影《圣徒保罗》。当然，保罗的故事在《路加福音》之中。朋霍费尔和保罗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在散播神圣的过程中，都受到了尘世的迫害。然而正因为是使徒，这种生存的否定，在保罗看来，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水滴流入大海的永在，在朋霍费尔看来，绞刑的那一刹那，“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整本书分为两个分，由作者的生前好友整理出版。《狱中书简》，顾名思义，就是作者在监狱中的所思所想的记录，或者说作者在受刑前两年在监狱的思想感受的真实记录。在中译本序言中对这位牧师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尽管对于人物思想的理解要兼顾到历史语境和文本的语境，然而就一名普通读者而言，我不妨以先阅读他的文字为起点，再来试着去理解。对我而言，这是理解的开端，而非结束。
开篇的标题为《十年之后》，写出的是作者十年来的一些体验和教训。朋霍费尔认为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在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每一种可设想的选择，看来都同样地不可忍受。历史中出现过的理想主义，面对这个无理性的世界最终站在了胜利的一方；道德狂热者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有良心的人最后只能选择对自己的良心撒谎来寻求慰藉和满足；对于职责的恪守似乎成了现代人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然而对规则负责的应当是它的制定者，而非执行者。尽职尽责的后果就是对魔鬼也一视同仁。而真正自由的人，真的站在自己根基之上的人？只有这种人——他的终极标准，不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自由或自己的美德之中，但是他受到召唤，要凭着对上帝的信仰和绝对专一的忠诚，去采取顺从和负责的行动时，他准备牺牲上面的一切东西这种负责的人力求使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上帝的问题和召唤的一个响应。”德国人抱怨失去了公民勇气，然而所谓的勇气如果是以服从和自我牺牲为标尺的话，那么它同样可以为罪恶服务。也只有真正找到自我根基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勇气。愚蠢的道德意义在于，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非理智上的缺陷。“人们多多少少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讲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人云亦云和口号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乃是普通人的共性，这一共性是不可能为教育所拯救的，因为理性的论证去说服他是无效的。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朋霍费尔在这一章的后面还论及到“对人性的轻蔑”和“内在的正义”，我对于这一章内容的把握是，在基督徒看来，死亡的确会给人带来恐惧，但这不是最令人恐惧的。也就是说，在尘世中存在着比死亡更令人恐惧的事情，而内在的正义则表明，“借口自我保存而蓄意违反神的原则，会产生相反的自我毁灭的效果。”
开篇的《十年之后》所总结的经验和教训，贯穿着朋霍费尔对于历史的理解。当我们言说历史的时候，历史自身的道德意涵是不能被忽略的。尽管从有人的历史开始发生时，历史越来越走向一种非人的历史。以一种内在正义的尺度去思考历史的发展，无疑不是在发挥其中的神圣性意涵。于是，问题在于，神圣性在历史中是如何被言说的。以往，的神圣性来自于上帝，然而现代的发展从个人本位出发倡导的是理性祛魅的过程，从另一种列宁式的话语来说，则是神圣性的重构，人们自己铸造自己为神。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里面开篇指出：“宗教乃是我之所以为我的承认和思量。”这种说法，将所有的宗教归为人的活动。人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奉献给上帝的越多，留给自己的越少。”从宗教本身看历史的发展，历史就处于一种越来越缺乏内在正义的尺度之中——个体生命的保存成为历史的第一要义。于是乎，人的历史，似乎是在对神的历史的背离。牺牲，以往是指对神的献祭，而在现在，却可以是对人的献祭。
此书有颇多的亮点之处，然而书信中的诗歌分对于我来说难以理解。于是乎，这些问题便暂时搁置，以期再度阅读时再有所阐发。
《狱中书简》读后感(七)：书的第一章译文的修订
一
十年之后
十年对于人的一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时间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礼物，因为它是最无法挽回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当我们回顾失去的时间时，就会感到如此的不安。失去的时间，就是没有经历一种丰富充实的生活的时间，就是没有因为学和获得经验，没有因为创造的努力、承担苦难以及享受生活而丰富起来的时间。失去的时间，就是我们没有将它充实的时间，就是空虚的时间。所幸我们过去的十年却并非如此，虽然我们的损失不可估量，但是，我们并没有虚度时光。的确，同实在相比，同我们实际上经历过的生活相比，只能在回忆中完成的认识和体验，都只是一些抽象的东西。然而，正如忘却的能力是神恩的礼物一样，记忆，对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的回忆，也是负责任的生活中的一个本质因素。在下面这些文字中。我想把过去十年间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以及我们所得到的体验记录下来。它们并不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并不力求把它们叙述得很有条理，也不企图去讨论它们或者使之理论化。我所做的，只是把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的种种发现，以及关于人生的种种领悟，在它们在我脑海里浮现时，马上匆匆记录下来。它们之间仅有的关联，只是具体的体验之间的关联。它们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必然是以往的那许多时代里早已经知道的东西。可是，我们获得了从亲身体验去重新认识它们的特别的权利。如果对于在那些年间我们得以享受和保持的那种精神和生命的契合，我没有一种深切的感激之心的话，那么对于所有这些，我是不可能写出一个字来的。
我们脚下没有根基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每一种人们想得到的选择，看起来都同样的无法容忍，讨厌，而又徒劳无益，而人们为了获得力量之源是如此完全的向着过去与未来考虑了所有这些选择；然而人们并未因此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仍然能够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他们事业的成功。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前几代人所感受到的，也许同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完全一样，这原因就在于：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在当时还无法把它从那些选择之中辨认出来。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
罪恶的盛大的化装舞会，已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用光明、仁慈和历史必然性伪装起来的罪恶的出现，会使任何一个受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哺育的人感到彻底的困惑。然而，在以圣经为基础来构筑自己生活的基督徒看来，这只不过证实了罪恶在人身上的根本性。
理性主义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理性主义者怀着最良好的愿望，但却天真地缺乏现实主义，他以为有那么一点儿理性，就足以匡正世界。由于目光短浅，他想公平对待所有各方，不偏不倚，但却在彼此冲突的各种势力的混战中，他备受践踏，一事无成。他对世界的非理性感到失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用，于是退出冲突，软弱地向胜利的一方投降。
道德狂热的全盘崩溃甚至更糟。狂热分子以为，自己的道德纯洁将成为罪恶势力的敌手，可是，他就好像一头公牛，攻击的只是那块红布，而不是手持红布的那个人，于是他逐渐感到疲倦而最终屈服了。他被非本质的东西纠缠住，并且落入了对手精心设置的陷阱之中。
而后是有良心的人。他在要求做出某种抉择的处境下，只身抗击着那要压倒一切的不公正。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冲突不断出现，所有的冲突都要求他做出某种生死攸关的抉择——而选择时除了依凭他自己的良心，他无法获得任何忠告或其它支持——以致于他为此被撕得粉碎，罪恶以如此之多的外表华美而掩人耳目的伪装向他逼近，以致于他的良心变得紧张不安、踌躇不定。到最后他就满足于一个得到了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开始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以求免于失望。假如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的良心，他就不能够发现，一个不好的良心有时候会怎样的比一个被欺骗的良心反而更加健壮。
当人们面对着纷繁多样、令人困惑的种种选择时，尽忠职守似乎就成为一条可靠的道路。尽忠职守者会抓住规则，把它作为仅有的确定性。而对规则负责任的是它的制定者却不是它的执行者。而如果人们只限于尽忠职守，他们就绝不会冒险做出要由自己负责的勇敢举动，而这正是公牛的眼睛盯住罪恶并战胜罪恶的唯一道路。尽忠职守的人最后将不得不对魔鬼也一视同仁。
那么，自由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渴望在这个世界上能站在自我的根基之上，他们认为必要的行为比清醒的良心或对于自己职务的尽忠职守价值更高，这种人准备为有成果的妥协而牺牲不结果的原则，或者为有成果的激进而牺牲不结果的平凡。他又会怎么样呢？他必须谨防自己的自由成为自己的祸根。因为，当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他也许就没能发现，他力图规避的那个他以为较大的恶，到头来很可能却是较小的一个。已经有不少这样可以作为悲剧的原始素材的故事。
有些人企图躲进自己的个人美德的内殿，以逃避乱七八糟的公众生活。然而，他们面对自己周围的不义，不得不闭目塞听。必须以自欺作为代价，他们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远离负责任的行动所带来的污垢。否则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和他们弃之不为的一切，仍将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而面对这种纷扰，他们不是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就是发展成为一切法利赛人中最伪善的人。——（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新约圣经》称他们为伪善者）
是谁真正站在自我的根基之上？只有这样的人——他的终极标准，不是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自由或自己的美德，而是在他要凭着对上帝的信仰和绝对专一的忠诚，当受到召唤而采取顺从和负责的行动时，他准备牺牲上面所有这一切。这样的人他是力求使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于上帝的讯问和召唤的一个响应。
公民勇气？
在抱怨公民缺乏勇气的声音后面隐藏着什么？过去的十年造就了大量的勇武和自我牺牲，但是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公民的勇气，就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个人的怯懦，只是一种不费多少力气的心理上的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背景，必须到别处去寻找。在一段很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德国人不得不了解到服从的必要性和力量。个人的一切愿望和意见服从于职责的召唤，这已使生活得到了某种意义和某种高尚的性质。我们不是在屈从的恐惧中，而是在自由的信赖中仰望，把我们的职责看作一种召唤，把这种召唤看作一种天职。随时准备遵从来自上面的命令，而不是遵从自己关于何为最好的个人意见，这是一种合理的自我怀疑的表现。谁能否认，在服从、职责和号召力方面，我们德国人已经一再表现出超群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呢？但是，通过为公众的共同体服务而把自己从自我的意志中解放出来，德国人凭此而保住了自己的自由——有什么在谈及自由时，能够像我们这样热情，像从路德到唯心主义者的我们这样热情呢？召唤与自由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麻烦在于，他还没有理解他的世界。他忘记了，服从和自我牺牲是可以被利用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一旦号召实行之事本身变得成为问题，德国人的一切理想就开始动摇。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彻底失败：他不可能了解，在某些环境下，自由而负责的行动也许必须高于职责和号召。作为一种补偿，他一方面发展起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胆大妄为，另一方面则发展起了一种极其令人痛苦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总是阻碍行动。然而，公民勇气只能从自由的人的自由的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是在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现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信赖的是这样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以一种出于信仰的敢于承担危险的英勇去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在此过程中犯下罪错的人，这个上帝允诺将予以宽恕和安慰。
关于成功
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成功并不是一种在上中立的东西。事实是历史上的成功为生活的延续创造了一个基础，而且是像堂吉诃德那样展开反对新时代的战斗，还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新时代并同意为它服务，究竟哪一种做法就道德上而言更为负责，也还是悬而未决的一点。说到底，是成功制造了历史，而且，历史的安排者（上帝）总是不断地从恶之中引出善，而为历史创造者们的头脑所不能及。忽略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认识之不完全。所以，我们这一次不得不努力地来认真地解决关于成功的难题，这只有好处。如果善始终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认为成功毫无上的问题。可是，在成功是借助罪恶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难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时候，像安乐椅上的批评家那样行事，为这个问题争辩不休，显然毫无益处，因为那不过是拒绝面对事实。机会主义对此也毫无助益，因为它不过是在成功面前投降。我们必须下决心既不作愤怒的批评家，也不作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充分承担自己对于创造历史的那一份责任，不论是成为胜利者，还是成为失败者。只有不让任何事件剥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责任是上帝赋予我们），我们才能同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远比批评或机会主义更加富有成果。空谈什么像英雄一样面对注定的失败仍然战斗下去，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英勇，而只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失败。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将怎样生活？”只有这样，富有成果的解决办法才能被找到，即便它们暂时还显得微贱低下。简而言之，比起从具体责任出发而行动，根据抽象原则而行动要轻松容易得多。正在兴起的一代人将总能凭借直觉意识到，我们是按照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行事。因为，正是他们的未来处于危急之中。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恶意，你可以抵抗它，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蠢人。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必须要群居或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不论是政治还是宗教，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来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一旦这些愚蠢的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在此，存有人性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样做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对人类的蔑视？
我们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趋向于藐视人类的态度，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我们十分清楚，这是完全错误的态度，它会导致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最为贫瘠的关系。也许下面的这些思索，能使我们摆脱这种态度的诱惑。要知道这种态度意味着我们立刻陷入到我们的敌手所犯的那种最坏的而且是荒谬的错误之中。一个人倘若轻视别人，他就不可能想与别人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所轻蔑的别人身上的缺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常常也是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期望于别人的，比我们自己准备去做的要多，这是怎样常见的事！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还对人类抱有这类高傲的看法呢？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它的脆弱和自己的易受诱惑呢？我们必须少从人的成就和失败，多从人所受的苦难出发，来形成自己对人的评量。同他人（尤其是同我们较弱的弟兄）之间唯一有益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即是与他们结成兄弟的意愿。即令上帝也不轻视人类，而是为人的缘故而降生于此尘世为人。
内在的正义
我们的最让人震惊但又最不容置疑的发现之一是：恶常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它自身的愚蠢，就自己挫败了自己的目的。这并不是说，惩罚或报应会立即自动地跟上每一件恶行。但它的确意味着，借口保存自我而蓄意违反神的法则，会产生相反的毁灭自我的效果。这是我们从自己的体验中了解到的事情，对于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作出解释。但是，看来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的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是：社会生活受到某些法则的控制，这些法则比任何别的可以被称为决定性的因素都更有力。所以，忽视这些法则，不仅仅是不义而且肯定也是不智。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把谨慎列为基本美德之一。谨慎与愚蠢并不像某些新教和Gesinnungs（思想、信念）学所说的那样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谨慎的人不仅仅看到了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的种种可能性，而且还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永恒法则给人的行为确定的那些界限。谨慎的人行为要有德，有德的人行为要谨慎。
确实，所有重大的历史行动都在不断地忽视着这些法则。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十分重要的是：这行动是否在原则上无视这些法则，就好像它自身包含着足够证明自己合理的理由；或者它在行动时是否还意识到了，破坏这些法则即使是不可避免，也仍然是一种罪过，只有立即恢复和尊重这些法则，才能证明这个行动是真正合理的。当政治行动所宣称的目标是恢复法则，而不仅仅是明显的自我保护时，那倒并不一定是虚伪的说法。深切地尊重这些绝对法则、尊重人权，也就是自我保护的最佳手段，这个世界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好的。虽然这些法则时常被认为是必须打破的，但是，只要是把这种必须作为行动原则，任意玩弄这些法则，就一定会受到惩罚，不过或迟或早而已。历史的内在正义仅仅回报和惩罚人的行为，而上帝的永恒正义则审问和裁决人的心灵。
关于上帝统治历史的几点信纲
我相信，上帝不仅能够而且将要从恶之中引出善。为此目的，他需要我们这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一切事物的人类。我相信，不幸时我们进行抵抗所必需的一切力量，上帝都将赋予我们。但他从不是预先赋予我们，以免我们变成依赖自己而不只是依赖他。这个强烈的信仰将能够减轻我们对未来的所有畏惧。我相信，即使是我们的错误和过失，也会被我们转化为朝好的方向前进的动力。上帝解除我们的错误和过失，就像对待我们那些属于善行的事情一样容易。我相信，上帝不仅仅是超越时间的命运，而且他始终等待着准备回报真诚的祈祷和负责的行动。
信任
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被人出卖是怎么回事。过去我们常常觉得，犹大这个人是一个谜，可现在我们是太了解他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弥漫着如此之多的不信任，以致令我们几乎窒息。但是，在我们设法穿越这些不信任的包围的地方，我们却发现了一直梦寐以求的一直很少的信任。在我们确立了信任的地方，我们已学会了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人手中。我们的行动和生命不可避免地和许多组织联系在一起，而在这许多组织中，我们学会了毫无保留地信任。我们知道，最应该受到谴责的，莫过于散播和助长那些不信任，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的全力量去加强和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尽管信任只能产生于一种必然存在的不信任的黑暗环境之中，但它仍将永远是社会生活中最巨大、最珍贵、最幸福的幸福之一。我们从未学会哪怕是一丝一毫地信任一个恶棍，但却学会了全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值得信任的人。
品质的意义
除非我们有勇气为恢复人与人之间那种健康和有益的宽容而战斗，否则，一切人间价值都将被湮灭在混乱之中。粗鲁地蔑视这种宽容，正是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标志，就像心志不能坚定，为赢得傲慢者的恩宠大吵大闹、奉承，而把自己降低到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水平，是变成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途径。在自尊自重被抛弃的地方，在人类的品质以及宽容的力量衰退的地方，大规模的混乱正在逼近。在为了物质上的舒适而允许粗劣无礼的野蛮行径的地方，自尊自重就会被抛弃，防洪的闸门将被打开，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混乱就会冲垮我们曾立誓要守卫的堤坝。这是对人性犯下的罪恶。
在其它时代，为一切人的平等而奋斗，也许一直是基督徒的职责。
然而在今天，我们的职责是热情地捍卫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意识。倘若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倘若我们变成一群反对人类社会人，我们将受到谴责。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承受那些低劣的讥讽与嘲笑。它们是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对于文明和秩序的一成不变的抗议。为此迁就和动摇，就是没有意识到某些重要的事情正处于危急之中，就等于在帮助那些低劣的讥讽与嘲笑。
我们一面目睹着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高贵的意识正在诞生，它正在把以前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某些人集结到一起。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他人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的尊重，不论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是高是低。而且从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那些已经失去了的对人的品质的认识，要求回复以人的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品质是所有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敌。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中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中止。它要求人们的眼睛既向上看，也向下看，尤其是在选择朋友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纵和挥霍返回沉思与回忆，从剧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想，从技艺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数量会彼此争竞而不休，品质却相互弥补而自足。
同情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即大多数人只有通过个人亲身的经历才能学得明智起来。这首先说明了为什么能够先见性地采取预防的行动的人是如此之少——人们总是以为，到时候自己总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克服那危险。其次，这还说明了人们对别人的苦难麻木不仁的原因。对他人同情的程度与人们对临近灾难的畏惧是成比例的。
当然对于人们这种表现， 可以从方面来作许多的辩解。没有人愿意去和命运正面冲突，只有在危急真正来临之时，才会产生内心的呼唤和行动的力量。没有人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义全都负起责任，任何人都不想把自己作为这个宇宙的法官。从心理上说，我们的想象力、情感和心思上的敏锐这些方面的匮乏，由一种稳定的平静、一种不受扰动的专注和一种对苦难的巨大承受能力而得到了平衡。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些起平衡作用的条件，没有一个能够补偿那个最重要的缺陷，真正宽广的同情心的匮乏。
基督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从没有遭受苦难，但是一当苦难来临，他就以一个自由的人的身份伸手抓住了它，并握紧它。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以他自己的身躯，承受了我们人类的所有苦难，仿佛这些苦难都是本来属于他自己的（这是怎样的），是完全自愿地承受了这些苦难。当然，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必须用自己的什么行动或受难来救赎世界。我们不需要把这样一个令人无法承受的重担加于自身。我们不是主人，而只是历史的主人（上帝）手中的工具。在他人受难之时，我们同情他们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是基督，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必须通过负责任地行动，通过在他人遇到苦难时伸出援手、勇敢地去和他人一起肩负起苦难，通过像无所顾虑的人那样无所畏惧地直面黑暗，通过表现出一种并非出自畏惧、而是源于基督对一切受难者的解放和救赎的爱的真正的同情，来展示出一种与基督相类的深广的友爱。如果只是旁观，那就最不符合基督之道。基督徒从不非要等到自己亲身受难之时才抗击黑暗；基督为之而死的他的兄弟们的苦难，已足以唤醒他内心真切的同情。
关于苦难
因为遵守世俗社会的律令而遭受苦难，比起作为本来自由而负责任的人主动去承担苦难，要容易得无法比拟。同别人一起遭受苦难，比起单独地遭受苦难，要容易得无法比拟。作为众所周知的英雄遭受苦难，比起默默无闻地、屈辱地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无法比拟。遭受肉体死亡的苦难，比起承受精神上的种种苦难，要容易得无法比拟。基督是作为本来自由的人而单独地默默无闻并屈辱地承担身体和精神上的苦难，而从那天起，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开始和他站在一起将要和他一同承受苦难。
眼前与未来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人应当能够自己设计他自己的生活，不论是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活，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但这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种种事件的繁重的压力，正迫使我们放弃“对翌日的担忧”。然而归根结底、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接受这种情形，究竟是自愿的出于信仰的（这正是登山宝训所要说的意思）呢，还是不过迫不得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既然无法筹划将来，就只能不负责任、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只顾眼下得过且过；与此同时，也仍有极少数人仍然梦想着更好的未来将会来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两种选择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所能够的，仍将只是那条狭窄的道路，一条经常不被发现的道路——
把每一天都当成我们的最后一天来度过，同时又始终满怀信仰不忘自己肩上的责任，因为辉煌的未来总仿佛就在我们前面。当圣城即将被毁灭时，先知耶利米呼喊道：“在这片土地上，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还将可以再次来到。”这同他先前对灾难的预言是如此鲜明的对比。这是一切似乎都是最黑暗的时候，这也是神圣者预言并明证光辉美好的事物将要来临的时候。为了未来的人们而思索、行动，毫不畏惧、无忧无悔地承负起每一天——我们必须以这种精神在实际生活之中。勇敢而又坚持到底，这非常不容易，但这又是绝对必要的。
乐观主义
选择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是比较谨慎的。这是一种防止失望的非常可靠的措施，因为将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会是这样的情形，可是你……”——那些悲观主义者那些谨慎的人就是这么谴责乐观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不担心现在，而在别人都已心灰意懒的处境中，它却是灵感、活力和希望的源泉；它使人昂首向前，去争取自己的未来，而绝不把自己的未来交给自己的敌人。当然，也存在着一种愚蠢的、随机应变的乐观主义，那是一种应该被谴责的乐观主义。但是，这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绝对不应当受到轻视，即使它已经千百次地被证明是错误的。它是病者绝不该非难的健康与活力。虽然有些人认为它是轻薄的，而有些基督徒也认为，在人的此生中希求并等着更好的东西来临，是不符合基督教义的。他们认为当前的种种事件注定了要成为秩序破坏、社会动乱的面，然后注定会迎来一个悲惨的结。在彻底的心灰意懒或虔敬的遁世主义中，他们放弃了对于救护人们的生命、对于那些未来的人们所应负的一切责任。也许，明天就是最后的审判的日子。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将会愉快地停止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工作，但却绝不会在明天之前就停止工作。
不安全与死亡
最近这些年里，我们已经非常切近地认识了死亡。我们听到某个同辈的人的死讯时常常十分平静，我们是这样地平静以致有时候甚至会让我们自己也为之惊讶。我们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憎恶死亡，因为最后我们已经在死亡中发现了某些好处，并且几乎已经同死亡达成了妥协。从根本上说，我们感觉到，我们确实已经隶属于死亡，于是新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奇迹。要说我们欢迎死亡，那是假话（尽管我们全都知道，那种应该避免的麻木不仁就像瘟疫一样），我们对残余的那点生命十分好奇，或者说得严肃些，我们仍然希望在我们生命的碎片中看到某种意义。我们也不去尝试死亡，不去把死亡浪漫化，因为对这样的做法而言，生命又是太过于宝贵了。我们更不想从危险中去发现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并未不顾一切地到那种地步，而且我
们对于生命所能提供的种种欢乐，了解得太多了。对于生命的种种忧患，对于一天天增长起来的不安全所造成的那一切破坏，我们也知道得太多了。我们仍然热爱生命，但是我认为，现在死亡已不可能使我们惊慌失措。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几乎都不敢承认，我们竟还希望自己不会突然由于某种琐屑的意外而死于非命，竟还希望自己一定可以为某种高尚的事业而献身。而使死亡成为它所能够成为的，成为那种无所畏惧、完全自愿地接受的死亡的，将不是外的环境而是我们面对死亡时所具有的精神。
我们仍然有用吗？
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总是默不作声的见证人。我们已经为许许多多卷地而来的风暴所欺凌。我们已经熟悉了虚饰和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经验使我们怀疑他人，使我们失去了开朗和坦率。痛苦而辛酸的斗争，已使我们困倦消沉，甚至玩世不恭。我们仍然有用吗？我们将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的人，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不是聪明富于谋略的人，而是真挚的、坦诚的人。如果我们能有足够宽容而强大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为自己的正直而自豪并问心无愧，我们是否仍然能找到那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