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时。恢复高考44年以来，数以亿计国人的命运经此改变。很多高级领导干通过高考脱颖而出，走上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在的高考史上，1977年和1978年是两个极为特殊的年份。1977年，重新走上和领导岗位之后作出了一个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决策，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尤为特殊的是，77级的考生是高考史上唯一一级在冬季考试，春季入学的学生，他们与78级学生的时间差是“空前绝后”。77级的学生在1977年12月考试，1978年2月至3月入学，78级的学生则在同年7月考试，9至10月入学；1982年1月底，77级的学生毕业，同年7月78级的学生毕业。从入学到毕业，两级的学生都相差仅六七个月。
当然，最空前绝后的还当属这两年高考的难度。历经了“”教育断层，“考大学”变得十分不易。两年间，全国共有近1200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只有67.2万人圆梦，录取率不到6%，这个数字有多低？我们来看一个对比，2015年全国942万人参加高考，实际录取700万人，录取率74.3%。
：高考前夕，每天看书复到凌晨两三点
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1974年，高中毕业，同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离家到安徽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非常喜欢看书”是许多当时的村民对的表述，“很少跟人说话，每天手上都有一本书，背在身后踱来踱去，手不释卷。”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积极备考，高考前夕，他在家复，每天看书到凌晨两三点。当年在凤阳县的村民回忆称，虽然“又黑又瘦”，但白天干10个小时的农活，晚上回来还看书，有一回替别人家烧火，边烧火边看书，火熄了全然不知。
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做了十年的燕园学生。不过，在当年，北京大学只是的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安徽的一所师范学院。
▲与同学在北大南门的合影，左起：王绍光、陈兴良、、陶景洲
后来，在《师风散记》中回忆自己填报志愿时的心情时这样描述，“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栏里填下了北大。”即便不是第一志愿，具有优先招生权的北大依然录取了，进入当时还保密的“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
理：高考考入北大，暑期背河沙凑齐学费
1963年，出生在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马岩墩村。出身寒微的他在读中学时他要徒步往返学校，“脚板上的茧有铜钱厚，穿烂的草鞋有堆”。
1979年夏，以全县文科状元考取了北京大学，成为五峰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收到录取通知后，他背上背篓、撮箕和锹，到一个水电站工地背河沙。一个暑假，挣下100多块钱。加上父亲东家挪、西家借，才凑齐路费和学费。
9月，走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头也最小的学生。北大四年，老厚老厚的教科书，他越读越薄；太多太多的知识学问，他咀嚼消化为实实在在的本领。天资加勤奋，使他学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被评为应届优秀毕业生。组织上本来决定他留在北京工作，但他选择远赴西藏。
▲1983年7月，在首都高校毕业生上发言
1983年8月23日，告别了父母亲，告别了兄弟姐妹，告别了生他养他的五峰山山水水，踏上了进藏之路。在雪域高原，他一步一个脚印，从一名普通干，走上了委常务副、常务副的领导岗位，历经河北、内蒙古、广东等地历练，逐步成长为、理。
外交长：八年知青，从黑土地走进大学
国务、外交长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黑龙江生产兵团当了8年知青后，于1977年参加高考，当时24岁，称得上是“高龄考生”。1978年，他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就读于日语专业。
当时外语学院招生，对考生年龄做出的限制是：不能超过25岁，差一点因此与大学失之交臂。按照1977年招生文件的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在当时科教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时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所以，1977年的招生文件还有一项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
大龄知识青年有了“政策绿灯”，当时的大学课堂上生源复杂、年龄差距大的情况也就十分常见。入学时，比最小的同学足足大了7岁。
“站在起跑线上，第一个深切感受是这一刻来之不易。1978年初，当我背着行囊第一次走进二外的大门，我似乎仍然不能完全相信这一事实。这一天，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都太重要了，也到来得太艰难了。”在母校四十年校庆出版的《二外四十年》一书中撰文回忆说。
对文学、历史情有独钟，在北大荒当知青时，他利用业余时间读了不少文史等方面的书，还在黑龙江的各大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时隔多年后，的同学虽已记不清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但他们却清楚地记得，高考时的语文成绩是班里的分。
“认真”是给大学同窗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他的认真表现在做任何事情上，不论大事还是小事”。日语班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小测验，很多同学已经对“每日一考”以为常，就算考不好也不放在心上，但不然，“他会因为偶尔一次成绩不理想而自责，然后加倍用功学，下次考试成绩一定就会上来。”
大学期间，先后发表了两篇日语专业论文和一篇翻译作品，其中一篇发表在国内知名的日语研究刊物《日语学与研究》上。一般情况下，能在这本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都是些学者级的人。“一个本科生能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这让在学校一鸣惊人。同学们都敬佩他的勤奋和努力。”大学同学陈燕生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大学毕业时，的功课成绩几乎门门第一。
银保监会：给知青们讲“剪刀差”
很多领导干都有当知青插队的经历，现任银保监会也是如此。1974年，从内蒙古四子王旗一中高中毕业后，18岁的作为知青，来到离学校60多公里远的红格尔公社插队。
每到冬天，草原上大雪纷飞，寒冷彻骨。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一些知青抽烟喝酒，打发寂寞艰苦的时光。是为数不多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知青之一，他对付寂寞和劳累的方式是读书。
大队杨登扎布记得，当时手边有成堆的书，这些书籍和资料有的是自己存下的，有的是跟别的知青借来的，其中很多书跟经济有关。
当年在红格尔公社用品厂上班的董正义，一直记得“挺瘦挺高、白白净净”的给知青们讲“剪刀差”这个经济学名词时“头头是道”的样子。
杨登扎布说，大队里很多知青都是调走回城的，而是直接考上大学走的，因为他一直没有放下学。
▲现任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银行委、副行长
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南开大学哲学系，1978年3月，他来到天津的这所名校。虽然插队耽误了几年，但仍然属于年龄小的学生，有的同学直接喊他“小郭”。
的同学、后来的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焦垣生回忆说，那时候同学们学很刻苦，教室晚上从不熄灯。后来大家约定，谁走得最晚，谁负责锁门。平日里，走得晚的学生能学到凌晨一两点，同学经常在深夜教室里看到的身影，“一半时间都是小郭锁门”。由于拿走了钥匙，第二天一早，要第一个来教室开门。
上大学时，依然对经济学保持了浓厚兴趣。焦垣生说，当时哲学系的同学整天捧着一些经典哲学著作看，而除了读哲学书，还经常捧着经济学著作读。
四川委：名字有“清华”，大学是北大
是四川委，虽然名字里有“清华”，但他大学读的是北大。
生于1957年4月,湖北大冶市茗山乡人。1964年起，他先后在古塘小学、白石祠中学（现茗山中学）、大冶一中完成了小学、中学和高中学业。当对，他的父母亲都在工作，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由奶奶照料他的学和生活。
“他上课总是认真听讲，下课后经常跟我一起打打乒乓球。放学后，他总是第一时间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在学校，他既不调皮捣蛋成绩又好，很得老师喜爱。”小学同学柯昌文回忆道。
▲四川委
曾教过的柯伟英老师回忆说:“清华读小学、中学时，我都教过他。他学非常认真，上课认真听课。从不骂人，不打架，不说脏话。我第一次改清华的作文时，就暗自叫好:‘这个儿很有前途。’他的布谋篇、审题立意、遣词造句都与众不同，有种特别的新意。”
1970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也转学到大冶一中。那时，他们家到大冶市区的车很少，搭车不便。为了锻炼意志，他每天步行20多公里上学。
“清华刚进入大冶一中时，由于是从农村转过来的，同学们都看不起他，上课的第一天，同桌还特意在课桌上划了条三八线。于是我讲课时，就会特意挑选他的作文进行阅读、讲评，慢慢地，同学们就对他另眼相看了。”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黄力川说，先后担任过班里的学、班长、团支和学校的团委会副。
高中毕业后，当了一段时间的知青。高考恢复后，他于1979年参加高考，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家乡来到了北京。1983年，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分配到组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