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衣食住行
新了，和平到来了，也病倒了。被病魔纠缠的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然而展现出来的另外一种奇特，同样让人们瞠目结舌。
比如说吃。人们通常都会这样想，像这样的大人物，肯定是天天山珍海味，顿顿美味佳肴，享尽人间口福的。我第一次给送饭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出乎意料，厨师卜金华交给我的却是一个盛着白开水煮卷心菜的小保温桶，一个一两多的热馒头，一盘二两牛肉做的清蒸肉饼，这三样东西和一双用热毛巾紧紧包裹着的竹筷，被一起装进一个食盒里。
我问卜师傅：“还有吗?”他回答：“没了。首长就吃这些。”我以为下一顿可能吃好的，可是下一顿还是这三样。我以为明天会吃好的，到了明天仍然是这三样。一年到头，天天老三样。
1965年春天在苏州住时，一位的厨师负责给做饭。一天，吴师傅哀求似地对我说：“小李，我是特一级厨师，什么样的面点，什么样的饭菜都会做。你给首长说说，就让我给他做点好吃的吧，我保证让他满意。”当我把吴师傅的心情说给时，他嘴角含笑，轻轻摆手说：“谢谢他。我吃的很好了。每餐一份蔬菜，一个馒头，一钱盐，一钱油，二两肉饼，不加作料，雷打不动。”
ldquo;老三样”也有变样的时候。随着季节转换，卷心菜会换成应季蔬菜，煮菜的白开水会换成小米稀饭，稀得米粒碰不到米粒，喝开水变成喝菜粥。馒头可能换成玉米粉，牛肉可能换成猪肉、鱼肉，如此而已。变与不变，变成什么，全是自己发令。
一段时间吃延安产的小米，吃些天后他会说吃延安小米“出汗”，便下令吃井冈山小米。过一段时间有可能把井冈山小米换成麦片，或者再吃延安小米。一年到头，换来换去，也逃不出他认可的几样东西。
从不敢尝鲜。许世友常把打来的猎物选一些送给，从来不敢品尝。有人也会送些时令鲜果，他看也不看便送人了。1967年12月5日是60岁生日，内勤向提议“适当改善一下伙食”，摆摆手说：“不要”，照吃他的老三样。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妻子儿女各自端着自己的饭碗陪着他吃了一顿饭。
吃的贫乏无味，连家常饭菜都不如。但用餐时那副贪婪的样子却是天下无二。他用的“碗”就是那只装了半桶白开水和青菜的小保温桶。只见他打开桶盖，首先把馒头掰成几块投进桶里，再倒入肉饼，然后用筷子快速搅拌桶里的食物，打得桶壁“啪，啪”作响，直到食物被全搅碎，便端起保温桶“哧熘，哧熘”地吃起来。吃得那香甜，吃得那贪婪，像是几天没有吃过饭的饿汉。
我常想，桶里食物的温度肯定还是烫嘴的，但就喜欢吃烫嘴的饭菜，一旦端起饭桶，便片刻不停，直到全消灭干净。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重复地吃着一样东西——菜煳煳。
行政三级，月薪四百多元。行政九级，月薪二百多元，全由管理员掌握使用。不知道什么样。那时，在中海岸边有一处机关供应站，一家日常所需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从那里采购。当然，对符合特供条件的供应对象价格上是优惠的。如果离京到外地居住，当地也有专门供应机构，加之从不奢侈，所以，一家每月开销并不太大，存折上总有钱。
由于吃的过于单调，不饮水，不吃瓜果，运动又少，所以经常便秘。大多数时间一个星期才解一次大手，偶尔两三天解一次就说拉肚子了。由于排解困难，我几次听他便后诙谐地说：“唉，简直像打仗一样!”
冬不穿棉，夏不穿单，除必须穿军衣的场合外，常年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而这套中山装是没有衬里的。在中山装里面穿的不论是毛衣、布衣，其衣领、袖口和衣袋都是被拆掉的。一年365天，就是穿着中山装加一层又一层的布片，上天安门是这样，会见外宾也是这样，而那件中山装已经穿了十几年了，衬衣的袖口、肩背更是被王淑媛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在毛家湾睡沙发床，到外地也睡棕床。一年四季从不盖棉被，几层毛巾被，一两层布单子，就是一床铺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脏了洗，洗了再盖，缝缝补补，越旧越恋。
战场上的精于谋略，生活中的也是计出必奇。他自创了一套“着衣法”“盖被法”，严格依“法”办事。认为，厚薄不同、质地不同、新旧不同的衣被，各有不同的保暖性能。因此，他凭自己的经验，对穿的每一件衣服，盖的每一条毛巾都判定一个“保暖度数”，逐一缝上标签。例如，他说：“布衣为2度，毛衣相当3层布衣，薄呢相当2层布衣，厚呢相当2层薄呢。”
穿衣时，以室内温度30℃为基点，当室内温度为30℃或高于30℃时，都只穿他平时穿的那件灰色中山装或布军衣。当室内温度低于30℃时，低多少度，就增加多少度的衣服。比如当天室内温度为22℃，那么就再穿8℃的衣服。
什么温度条件，怎么穿，怎么盖，自己都提前计算好了。他让我把他亲自制定的“着衣法”“盖被法”制成表格，挂在床头的屏风上，内勤伺候他穿衣、盖被时，只要查看好当天室内温度，然后照表格要求去办就行了。的卧室、客、走廊、卫生间都摆有温度计，常年温度大体控制在22℃左右，所以，穿衣盖被一年四季变化不大。
自创的穿衣盖被法，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他适应外界环境能力差的问题。视为护身法宝，数年如一日，因袭不变。他对自己穿的每件衣服，盖的每条毛巾被都熟记在心，一看一摸便知是几度，越是穿盖年头久的，他越觉放心。不少衣服、毛巾被补丁连着补丁，也不让换新的。
1966年秋，由于频繁接见红卫兵，经他同意添置了两件白衬衣，他让王淑媛放在水里反复揉搓，直到他觉着跟穿过的旧衣服差不多时才肯穿
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每晚九点多躺下，早晨六点钟起床。下午一点多午休，两点多起来，常年如此。
不洗澡是真的，但是刷牙、洗脸、洗脚、理发、剪指甲这些事还是做的。每天早起，我给他打一盆洗脸水，水温不超过40℃。他自己把毛巾放到水盆里浸湿，拿出来拧干后，用湿毛巾擦擦脸和手，然后刷牙。
用的牙刷是只有6撮毛的小型牙刷，牙膏是“”牌留兰香型牙膏，每次挤出黄豆粒大小，三下五除二，涮完牙就散步或坐下来整理散记。洗脚水不超过45℃，双脚泡五至十分钟拿出，用毛巾包裹起来放进被窝里擦干，再穿上袜子睡觉。在总结洗脚经验时写道：“以40℃以上的热水洗脚十分钟，泡后立即入被内擦干，是治疗体弱受外寒后低温羁留不退的办法。”因为他只在“有低温不退时”才洗脚，洗脚后又害怕着凉，所以，洗脚是大事。每逢洗脚，我们都感觉比给吃奶娃娃洗澡还紧张。
常年穿着衬衣衬裤睡觉。冬季前，我们会用热水袋把被窝预先给他暖和一遍，起床前也用热水袋把他的衣服暖和过再给他穿。由于热水袋暖衣服不均匀，刘文儒经常把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等捂热乎了再给穿。
由于常年累月打针，的臀肌肉几乎完全失去了弹性，青一块，紫一块，摸上去都是硬块，打针时常常针头变形，难以拔出。却总是一副我疼我的，你打你的，毫不在乎的样子，好像屁股不是他的肉一样。只有少数几次，刘文儒给他打针时，我看见疼得直咧嘴，但并不出声，也不责备大刘。
户外活动少，随着年龄增大，常说“身上冷”。在健康人那里，这些都是不难改变的，但对于却需要一场。比如晒太阳，连小学生都知道人离不开阳光。可呢，忽而说，“从无光的地点转到有光的地方坐，觉得身上不很冷了，可见阳光很重要”;忽而又说“晒太阳时有低温不退”，似乎阳光洒在身上有无重要性还值得怀疑。1967年初夏，同意在他卧室开个天窗，装上从德国进口的紫外线玻璃，每天晒20分钟太阳。
身体好的时候，也会到院子里去散步，但必须是风和日丽的日子。他散步就是围着院子的葡萄架和芍药圃转，像在室内一样漫不经心，时而停住脚步看看花草树木，时而仰望一下蓝天，并不做什么动作，我们就站在房门口远远看着他。一般情况下，一次散步20分钟左右。如果遇上刮起一阵风，他就会即刻转身回到客。
坚持最好的户外活动就是“转车”——坐着汽车到北京街头或郊外转悠，每次半个多小时，除警卫秘书李文普外，不准任何人跟随。有一次，他发现后面一辆吉普车上有警卫人员尾随，就发了脾气，说你们再跟着，我就不走了。李文普只好要警卫人员改变对策，远远地跟着。
1968年夏，不知想起啥，让李文普给他借来几匹马，到香山骑马散心。此外，我再不知道他有什么别的户外活动了。
爱好什么
我看见的实在没有什么爱好，更没有不良嗜好。他不爱玩、不爱穿、不喝酒、不抽烟、不钓鱼、不玩牌、不跳舞、不，也不游山玩水、提笼架鸟、养花弄草，不把玩古件、不烧香拜佛，甚至不喝茶水，几乎属于男人的爱好，在那里都找不到。
我看到有些书上说，吸食，是个瘾君子。更有人说，每逢上天安门之前都要打一支针，否则便不能支撑下来。但是他们都说不出何人能证明吸食，更说不出这些是何年何月、经过什么人、什么渠道提供给的。
我给当内勤两年，整天在他身边转来转去伺候他的衣食住行，可以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不要说抽大烟、打这样的事，就是喝口水也要经过我们，并且记在当天的《病程日志》里。要吸食，没有内勤帮助是做不到的，可是我们内勤谁也没有给做过这样的事。李文普从五十年代起，就给当警卫员，的日常生活、安全保卫都是他负责。我问过他：“吸毒吗？”他肯定地说：“没有的事，都是谣传。”
不喝酒，但是闻过酒。说是惯谈不上，偶尔闻闻酒香。我给他做内勤时，在衣柜间的一个贮藏柜中，常年备着两瓶茅台酒，是九元钱一瓶买来的。偶尔会让我们把酒拿给他，他拧开瓶盖放在离鼻尖十来厘米远的地方，用手掌从瓶口外朝着鼻孔方向扇动，然后鼻孔凑过去闻闻酒香，可从来不敢尝一口。
踱步时爱听唱片，但从不跟着哼哼。他最爱听京剧，唱片也以京剧片子为多。梅兰芳、张君秋、程砚秋、荀慧生、周信芳等京剧名家的唱片都有，但最爱听的还是梅兰芳的片子。《宇宙锋》《霸王别姬》《凤还巢》等，翻来覆去，百听不厌。文化大期间，他在天安门上喊“破四旧”，但回到家里照听不误，而且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听到哪儿。
除了听唱片，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也不爱看样板戏，生活枯燥而乏味。所以，偶尔给他讲个小笑话便会乐得前仰后合。儿女也懂得他们的父亲，回到家里常会刻意给讲些轻松愉快的事情，逗开心。1970年春，不知道从哪家王爷被抄的物件中，给搞来一台八音盒，打开盒盖，拧紧发条，转动起来便会弹拨出八种曲子，叮叮当当，别有韵味。虽说总是老调重弹，可毕竟是件新鲜物,把它放在卧室门口，白天晚上都听。“九一三”后，这台八音盒被展览，大批特批“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我看见题过不少词，但没看见过他吟诗作画。《重上井冈山》等诗词，是叫人为写的。“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是作者附会，并非出自之口。办公室摆着一口青花瓷缸，里面保存着写的东西,别人送给的字画，也这样保存着。的客、卧室从不张贴、悬挂什么条幅。那几年，我见到卧室悬挂过的字画只有黄胄画的驴和何香凝画的《梅花图》，悬挂不久就摘了下来。《梅花图》是六十岁时何老亲笔绘制的，甚爱，叫我给他挂在卧室东墙上。此外，客、卧室基本上常年白净一片，并不悬挂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一类东西。
仔细想来，唯一的爱好，大概只有炒黄豆了，也许还有划火柴，闻硝烟，在普通中透着一点怪。
性格内敛，心气平和，在工作人员面前很少有心花怒放、心急如火、气急败坏这样极端的表情。在我的印象里，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所以，我在他面前，除了一分恭敬和一份谨慎之外，并无惶恐。正因为这样，发脾气才成为难得一见的风景。
我给当内勤不久，他对我发了一次“火”，使我记忆深刻。那天早饭后，按电铃，我上去了，看见靠在沙发上，有气无力的样子。他对我说：“我觉着有点不好，量一下体温吧。”我把体温计拿来递给，见他含在舌下，便站在一旁等候。
那时的我有工作热情，但是没有医护知识，像怎样测体温这样的事也不知道。大约五分钟过去了，向我递眼色，我不理解。从鼻腔里发出“嗯、嗯”声，我还傻呼呼地站在那儿。他见状，便自己把体温计从口腔取了出来，问道：“几分钟啦?”我回答不上来，因为我根本没拿表。那时我还没有手表，即使我戴着手表也不知道看点。我当时想，量完了，会把体温计取出来给我看，我向他报告一下体温是多少就可以了，头脑里根本没有五分钟这个概念。见我没拿表，便把体温计扔在地毯上，瞪我一眼，慢慢地说出两个字：“呆——子!”等我去捡体温计的时候，他又咕噜出三个字：“学学嘛!”
回到内勤值班室，我向刘文儒、屈真讲我的故事，他俩哈哈大笑，说我真是呆子，并当笑话讲了出去。大概怕我经不起批评，专门拉着我去见：“一〇一呀，小李长这么大，没打过针，没吃过药，他哪儿懂量体温啊，你不会真生小李的气吧?”走过来，说道：“不生气，不生气。”我也连忙表态：“首长，我会好好学的。”听了，嘴角微微一笑，转身散步去了。从那天起，我便虚心学医道，最后也成了一名“卫生员”。
平时昵称林立衡、林立果“小孩儿，小孩子”。他拿我们内勤几个战士也是当小孩子一样看待的。无论我们工作做得多么好，他从不说一句表扬的话。无论我们做错点什么事，他也不责备，说我“呆子”，那是对我最严厉的批评了。
我见到对秘书发火只有一次，那就是对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李文普。
李文普，前都叫他李副官。开始后，说，不要叫副官啦，叫秘书吧，于是大家叫他李秘书。李文普被提拔为军委办公警卫处副处长后，又叫他李处长。他分管内勤这一摊。的饮食起居、医疗保健这些事情我们都跟他商量。
一天晚上，睡觉前，屈真看着把服下去了。也许是发现了什么，他又把药吐了出来。他掰开“鲁米那”胶囊，用舌尖舔舔里面的药粉，发现不是真的，于是发火了。只见他把药扔在地上，声色俱厉地朝着屈真说：“把李文普叫来!”见到李文普走进来便大吼起来：“李文普，我毙了你!”
李文普见把药吐在了地上，便知道造假的事情败露了。他不作掩饰，直截了当地对说道：“里确实掺了淀粉和维生素，是医生建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药物的副作用。”不听李文普解释，又大叫：“把叫来!”
在内勤通报发现药里秘密后，便急忙往客赶，听到叫喊就连忙应声道：“一〇一呀，我来了。你不要批评他们了，是我叫他们这样做的。”大嚷：“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说：“我是你老婆嘛。我是担心你常年吃大量，副作用太大呀，肝脏受不了啊!我让他们在药里掺一点淀粉、维生素，减轻点副作用，对你身体有好处啊，你懂不懂啊?”
这几句话就让的火气消去半。只听他对说：“我睡不好觉，明天工作不好，怎么办呢?”答道：“怎么办呢，以后叫他们给你吃真的，行了吧。”说：“那好，那好。”
一场风波就这样简单地平息了，“打假”成功。但是由于过量服用，特别是半夜加服一两次，常使他第二天早起后仍然“昏睡”，甚至闹出笑话。
李文普就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1970年5月20日首都百万会声援柬埔寨的抗美斗争，发表了那篇着名的“五二〇声明”。为了圆满完成第二天的任务，头天晚上加服了，以致第二天上午见到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只见摇摇晃晃地向走过去，扯着嗓门叫喊道：“主——席——呀，你——好——吗?”搞得全场人都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他。问他：“我好。你怎么样啊?”又尖着嗓子回答：“我——老——出汗呀。”回他：“人哪有不出汗的?”
会见西哈努克时，他靠在沙发上打瞌睡。在天安门宣读的声明时，神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对着麦克风拉着长腔说什么“我要开始讲话”，把柬埔寨说成越南，把巴勒斯坦念成巴基斯坦，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究竟怕美帝，还是美帝怕”这样气贯长虹的句子念得毫无生气。
会后，安排李春生和我去“旁听”审查的新闻纪录片，康生、都建议对片子作技术处理后，再在电台、电视台播放，所以，从广播里听不到说错话。事后，把出洋相归罪于工作人员，批评内勤给服“过量了”、“服晚了”，批评李文普“没有把好关”，“失职”。
对工作人员发火是家常便饭。对工作人员发火，我就知道这一次。对子女也不发火，对就没有那么心平气和了。有一次，我给摆上饭，他还没有吃上几口，便叫着“一〇一”进来了，对她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干扰吃饭，可是仍然张口说：“海军李、王、张……”这时只见“啪”地一声把筷子摔在茶几上，厉声说道：“你走!你走!”
嫌说话“啰嗦”，除非是陪他聊天、讲故事、说笑话，否则在给他“说事”时，总显得不耐烦，甚至不愿意见。曾有几次对我说：“去告诉，叫她不要来。”说不让见他，便不敢去见。想看更多公众号不便发布的精彩文章请加小编微信：淡淡的美丽（微信号：dddml1206）朋友圈每天更新。
有一次，秘书张益民看见把打得很厉害扇了一个耳光，接着又拳打脚踢，还不住地骂：“这个臭婆娘，你给我滚!我要和你离婚!”嘴巧，见如此怒火冲天，便止住哭闹，给跪下，反求不要生气。
文化大期间，也是唯一敢对发火的人。1967年初，因为和一伙人煽动乱军，肖华被抄家，把找到毛家湾当面大骂一顿，最后大声吼叫着：“快把赶走!”走后说了一句话：“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
